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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蒋子龙-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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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原来掌握的艺术手法，远远不能表达今天如此丰富的社会生活以及当代人万端复
杂的心理活动，我们不应掩盖作品中的缺点，尤其是我们小说中那些明显的缺点，
想盖也是盖不住的。
我们唯一能够告慰读者的，大概就是“真实”。真实的世界，真实的困难，真
实的人物、真实的感情……尽管真实并不总是讨人喜欢的，我们也无法逃避它，只
能正视它，聆听它的指引，有的奔放，有的细腻，有的近于粗野，但决不是人工喷
泉，“虽然赏心悦目，它的喷射却受到一个机关的操纵”。
但愿有一天，我们的当代文学形成象自然界的黄果树瀑布和尼亚加拉大瀑布那
样的气势。我相信任何读者的心，都能够向真实洞开……
17。人品与文品的贫困——“重返工业题材”之我见
1982 年底写完短篇小说《拜年》，后来有好几年便没有再写以工厂生活为背
景的小说。我是在自己的工业小说的创作高峰突然消失的。登上了文坛，一定还要
懂得什么时候离开文坛，当时我感到自己成了自己无法逾越的疆界，我的工业题材
走投无路。它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它束缚了我，我也糟蹋了自己心爱的题材。工业
题材最容易吞食自我，我受到我所表现的生活，我所创造的人物的压迫。可爱的读
者像“学雷锋”一样在现实生活中推广和寻找我虚构出来的人物，闹出许多可哭可
笑和哭笑不得的悲喜剧，使我有负疚感。我感到作家的责任太大，文学的自由太少。
1983 年，城市改革逐渐起步，大工业的改革不同于农村的分田到户。我所熟
悉的工厂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无法预测。没有把握，没有自信。与其勉强地拙劣
地表达，不如知趣地沉默。更何况改革之势迅速异常，“改革文艺”风起云涌，文
坛已经热闹起来，少几个凑热闹的没有关系。尽管我在创作的时候最信赖的还是虚
构，在观察和剖析生活时关心的却是现实，企图能把握现实的命运，在现实中找到
自己的深度。让现实的深刻养育自己的思想，让现实的荒诞激发自己的想象力。工
业题材是险象环生的。在企业里，生产活动中的关键人物，往往也处在各种矛盾的
中心，他们多是领导干部。政策性强，时代感强，难以驾驭，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随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很难把中国这种特殊的政治变为美，至少比把其它生活变成
美要难。把他们创造成有长久生命力的文学形象更难。自瓦特发明蒸汽机掀起第一
次工业革命，至今快200 年了，剧烈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飞速地推进人类文明的
进程。可是反映工业题材的巨著有多少？
艺术家们心安理得地享受大工业的成果。对大工业又缺少应有的兴趣，甚至不
屑一顾，摆出贵族对工人的傲慢（当前因经济原因主动跟企业家联姻是另一回事）。
工业当然也是人类文化的产物，它包容着人的内涵。但人的形式肯定要被技术
改变。10 多年前，雅克·艾吕尔的书给我造成的刺激至今还有印象——由现代科
学技术武装井推动的工业，是一股强大的集权主义力量，它对人类生活进行脱胎换
骨的改造，巧妙地侵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形成一个不可抗拒的陌生的宇宙。
它把自己的法则强加给世界并消灭一切反抗。自我长存，成指数增长，方向无法扭
转，人的干预算不了什么，倒是人的选择必须要受到它的限制。它漠视文化和意识
的差异，控制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仍然是统治者，同时也受到技术的统
治。贫穷、污染、战争、社会混乱，构成对人类的真正的打击力量，会使人逐渐地
丧失原有特性。怎样找到工业带来的现代物质文明，到底是工业的胜利，还是人的
胜利？这些问题困扰着我不知该创作怎样的“工业人物”。
扯远了。但这些都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我需要暂时与工业题材拉开点“历史
的距离”，对工业生活及自身进行一番感悟、自省和玩味。
既然这是个“解构和重构”的时代，每个作家就不可能不思考，不怀疑，不探
索，不否定，不重构。几年不写工业题材的小说，不等于跟工业题材“二刀两断”。
我是来去自由的，笔跟工业拉开了距离，人并未拉开距离。命中注定要承担体验、
观察和剖析工厂生活的角色。何况还有人不让我“逃离”工业题材呢！他们说我是
工业题材的什么，是“改革文学”的什么。我受宠若惊，受之有愧。我写工业题材
小说时还不知“改革”为何物，至今也搞不清“改革文学”的概念。中国的许多概
念就是这样起哄式的想当然的产生的：
工业题材等于改革，写工业题材就是写“改革”；写“改革”就是“改革文学”。
“改革”本身还没有章法，“改革文学”的口号倒喊得震天价响，一轰而起，一窝
蜂，中国又向来不缺赶大潮的和反潮流的勇士。于是既弄臭了“改革”，又弄臭了
文学。人们一见到表现“改革”题材的文艺作品，先在心里打个问号。倘若不是实
在没有别的东西好看是不愿问津的。
我没有什么“主义”好谈，创作中主要是信任自己的直觉。我也找不到一种现
成的理论能解释今天的社会时尚，能解释当代文学现状。理论再好也只能充当催生
婆，现代理论雄心勃勃大有取代有情男女自己做产妇的架式。
然而，工业题材仍然处于半禁区的状态。时髦人物、优雅潇洒之士、追求永恒
的人物是不会光顾的。工业题材成了短命题材，吃力不讨好的题材。题材决定论者
不喜欢它，说它决定失败。反对题材决定论的人也不喜欢它。真是“好汉子不干，
赖汉子干不了”。尽管每个当代人的生活里都离不开现代工业产品，文学似乎离开
工业社会仍能卓然独立。
现代社会时尚是圆巧，是瘪熟、烂熟，不是饱满的成熟“文学想变成这种时尚
的附庸，或者把自己变成一种新的时尚。会豁达，会玩世不恭，会深沉，会说话，
会造句，会做人，会慵懒，会幽默，会尖刻，会漂亮，会享受……
什么都会。可见贫困的不单是工业题材，是人的品格，是文学的品格，是社会
的品格。当代作家愧对当代。享受当代可以，表现当代则显得捉襟见时，力不从心。
现实生活折磨当代文学就像上帝嘲笑萨烈瑞：“随处可见的聪明的庸才们，我只好
赦兔你们，阿门！”再回到工业题材的话题上来，人们不要把离开工业题材和返回
工业题材看得像过节日一样隆重。作家写哪一篇不是重新开始？这是最要命的。不
管写什么都要调动自己的全部生活。写工业题材也不是只懂工厂生活就足够了。
自然界存在盈虚起伏的法则。比如：呼吸吐纳，日夜更迭，冷暖交替，潮涨潮
落，等等。写作的生活也要张弛有致，不断调节频率。这几年我发表了2 部长篇小
说，6 部中篇小说和一批短文，轻松自由，心境平和。从南到北调查了许多企业，
访问了许多企业家。我本人非常重视这几年的感受和收获，不是“带劲”或“不带
劲”所能概括的。为什么又要“重返工业题材”？
理由很简单，近两年对工厂生活恢复了感觉的自由。没有新鲜的感觉就离开，
有了感觉再回去。我重视自己的感觉，而不是题材。我不认为题材对自己有决定意
义。我不是大作家，我的作品也不可能永恒。因此我便没有包袱，套用娜娜·莫斯
科莉的一句话：工业题材是我的毒品。
在工业题材这片过去严肃的文学“领地”里，总有一种我不属于自己的感觉。
首先想到的又是为同行们所不爱听的责任。目前是有作为有责任感的企业家和踏踏
实实耕种的农民在支撑着中国艰难但还有希望的经济，国家找他们要税利，职工找
他们要奖金，社会找他们要高质量的工业品和消费品，他们还要受到官倒、私倒以
及各色经济造反派的夹迫——这经济造反派的破坏力不亚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政
治造反派。考虑到社会和经济的现状，企业的现状，职工的情绪，作家有哪些权利，
没有哪些权利呢？无法回避对工业现实的困惑，也无法回避对社会道德危机的批判。
我还要找回以前那种坚定昂扬的热情。但不想当“镜子”，也不想当“鞭于”。
依据自己的心理格局重新找到审视和感知工业题材的文学视角。尤其应该勇于正视
和改造精神现实，而不仅仅是真实地复制工厂生活：即使有酒精壮胆，我也没有说
出对工业题材充满信心的豪言。因为还要清醒地估计到“工业题材对你是否也充满
信心”？以全新的内容和全新的艺术形式：开辟一条工业题材的新路——谈何容易。
还有一位批评家这样评价一部小说的优劣：人物形象深入人心的程度如何？是
否能成为读者长期的精神伴侣？是否真正掌握了人们的思想？我猜新潮作家很可能
对此标准嗤之以鼻。这标准对过去的大作家不算什么，对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当代作
家来说确乎是高不可攀。与其达不到，不如把标准本身给否了，骂它个狗血喷头。
不要任何标准，重建自己的价值观念，或干脆不要价值观念。批判和扫荡是很省事
的，但文学的扫荡永远都不会出现扫荡者希望出现的局面——身前身后一片白茫茫，
惟他屹立。工业题材的标准是什么？文学的标准就是它的标准，不该再有新的标准。
因为：小说的震撼力不是靠题材，而是表现题材的方式。我如果只在写大企业
的时候才“雄浑”，才“带劲”，那“雄浑”和“带劲”的是大企业，而不是我。
工业题材也未必就只能豪放，不能婉约。我倒以为，表现工业生活更需要细腻的感
情，更需要痛快淋漓地发挥创造想象，更需要体现当今社会的一种整体的灵魂。
工业题材也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在当今这个多灾多难的地球上，经济落后
的国家即便不会轻易沦为发达国家的政治殖民地，也必然会成为发达经济和现代科
学技术的殖民地。人们舒舒服服地接受这个现实，享用现代人类的文化成果。社会
形态变了，人们的心态变了，大企业就是大文化。从文学意义上说，题材的界限越
来越模糊。文学不会再有“世袭领地”。
我不向别人也不向自己许诺什么。正像通俗歌曲里唱的“跟着感觉走，牵着梦
的手”。梦是没有用的，创作却不可无梦。如今尚在梦中，待梦醒了再来评说其吉
凶祸福吧。
18。不要迷失自己——当代文坛的“冷”与“热”
最近凡见到我的人，不论熟识的、不太熟识的、甚至是第一次见面的，都会提
出一个相同的问题：
办公司了吗？怎么还不办？
南方一个朋友问得稍微含蓄些：最近在忙些什么？我说一个作家还能忙什么，
当然是写东西啦。
还写？！
他不胜惊讶。我从他的眼睛里感到自己是个怪物，是当代的唐·吉诃德。
我还在写作，似乎是一种很悲壮的事情。
也许文学就是这样悲哀地前进。
但文坛无疑又热闹起来了。不是文学本身热，而是在文学以外凑热闹。
也许正因为文学本身不够强大，没有足够的分量压住阵脚，甚至过冷。耐不住
寂寞，喜欢热闹的文人们只好到文学以外去找热闹。
办公司，办展览，开商店，当掮客，做倒爷，出国打工，作品尚未完成自己先
吹得天花乱坠，事情还没做，舆论先造得沸沸扬扬……金钱意识膨胀，广告意识泛
滥，文坛得了吹嘘症，社会上流行什么，文坛上就附庸什么，社会时尚也是文坛热
点。谁还能说当今作家脱离生活呢？
作家嘴上说要耐得住寂寞，为文乃寂寞之道，其实文坛从来没有寂寞过。
冷的时候比谁都怕冷，甚至装聋哑当孙子；热的时候比谁膨胀得都快，得意便
忘形。有的靠聪明出风头，闹聪明；有的用嘴闹、闹嘴；有的身体力行，人闹，闹
人。当别人不闹作家或作家闹不了别人的时候，就开始闹自己，闹同行。吹自己，
骂别人，惹起了一场场文化官司，制造了一次次“轰动效应”，填补了文学本身的
冷寂。
至于各地纷纷讨论作家该不该养起来的问题，更是文坛自己制造“热点新闻”，
哄着自己玩。到目前为止，国家并未表示今后不养作家了或者还会继续养下去，是
作家们自己心里发毛，或故做惊人之语，一派说该养，一派说不能养。热闹了半天，
有能力有资格说该养或不该养的人仍旧不理不睬。
争论双方每月也都照样领工资。但可以看出作家们活得多么敏感，多么脆弱，
多么自作多情。
作家纷纷去经商，这本身不是同样也有一点悲壮感吗？
前些年，当文学具有“轰动效应”的时候，一些自认站得更高的人或者根本就
没有“轰动”过的人，高叫：这是不正常的，文学不该有这么大的作用和这么大的
责任。
当文学陷于“发表着，苟活着”的窘境时，一些有识之士又发出呼喊：
文学陷入了低谷，这很不正常，迷惘、空虚、冷寂、扭曲将茶毒一代文坛……
到底何为正常？可曾有过正常？
其实文学的最大缺陷是太“正常”，缺少大气魄的才华和疯狂。作家应该热在
创作上，一睁开眼想象力就开始燃烧。而不是经常地“功夫在诗外”，“外”热
“内”冷。
史家记载，莫里哀、福楼拜得过癫痫病，卢梭、叔本华、司汤达、康德等有过
精神病史。精神上的妄想狂常有真知的见，多出奇才。他们的作品中往往闪烁着常
人难以理解的神秘的光辉。谁不知道梵高那些不朽的作品正是在所谓“不正常”的
情况下创作的。不只作家、艺术家，世界上还有许多伟大的政治家、科学家和高智
商的人，也常常和精神病有某种联系。他们却未必就真是精神不正常。有一种学说
认为他们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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