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蒋子龙-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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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班长，有个不坏的前程，正稳步地向“大工匠”的目标前进。到部队以后成了
一个不赖的制图员，甚至还当上了“技术能手”、绘图组组长，在事业上有个光明
的未来。就在这时候，心里埋藏得很深的那颗文学的种子发芽，它和灾难一块出土，
逼得我不得不离开那种舒适、平稳、安定的生活轨道。本来我的“文学活动”都是
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自己就认为它纯属非法的“地下活动”，不动声色，
不张扬，决不请一分钟的创作假。这省去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包括讽刺和挖苦。
但文学本身是不安分的，这颗种子除非不发芽，一旦发芽就很难保住“密”。文学
是表现生活的，生活却似乎并不喜欢它。然而不管喜欢与不喜欢，文学离不开生活，
生活也离不开文学。
　　　　文学伴随着每一个人走完他（她）的一生，可有的人觉察不到这一点，而作家
需要牢牢地抓住这一点。哪一个人的幼年没有听过各种各样神奇美妙的故事？在儿
童的心里，文学中的世界比真实的世界更富于魅力，打开了他们童稚的心灵，启迪
了他们的智慧。就像少年儿童没有不知孙悟空的一样，中国人的精神上有谁没有受
过《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的滋补和熏陶？中国作家的文学神经应该
是敏锐、雄健、粗壮的，我崇尚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的风格。当这根神经又从大量
的外国文学作品中汲取了养分之后，变得枝杈繁茂、左右逢源，但不会失掉中国的
风采、民族的传统。当时我把许多中国的优秀作品同外国的优秀作品对照着读，发
现中国的优秀作品很快就能把读者带进书里，读者的感情能同书中人物的感情水乳
交融，同悲同乐；而外国的优秀文艺作品可以使你拍案叫绝，却很难被感动得落泪。
这就是民族的“差异”，传统不同、习惯不同、环境不同，感情不可能很快地完全
相通。我根据自己这些不一定准确的判断，给自己的创作规定了一条“土政策”：
可以惜鉴外国作家的写作技法，确实大有可借鉴之处；但写中国人一定要有中国人
的味儿，感情、气质、个性、语言、行动等等，必须是地道的中国式的，不能制造
文学上的“混血儿”。
　　　　1957　　年1958　　两年写了50　　多篇废稿，也算是失败了50　　多次，对这些失败
的教训咀嚼了6　年，才开始发表一些通讯、杂文、散文。但是自己都不满意，我不
过是想借写这些东西更多地了解人、熟悉人，为写作打开点局面。
　　　　我一直憋着劲想写小说。
　　　　60　　年代初，部队大搞练兵、大比武，热炎朝天，士气昂扬。当时有件事格外
引起人们的关注，美国和蒋介石集团不断派遣高空侦察机和舰艇，侵犯我们的领空
和领海，我国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向美国政府提出严重警告，有时一天提一次，甚至
一天提两次。如果仅仅靠空口提警告，就没有力量，对方不予理睬，则陷我们于十
分尴尬和耻辱的境地。作为军人，我们比别人更加焦急和愤怒，必须在军事上给予
还击，方不失大国的泱泱之风。海军派出舰队巡逻，战士宣誓：拼死一战，也要保
卫祖国的海疆。美国不承认我们提出的12　　海的领海，可是看到我们决一死战的舰
队，却不敢越过我们划定的领海线，在领海线以外游弋了一阵子就撤走了。不久，
陆军老大哥和空军就开始一架又一架地打下了美国的U2　　高空侦察机和无人驾驶高
空侦察机。陆海空，海军身为“老二”，却掉在了后面。
　　　　机会终于来了。夏天的一个午后，某基地接到了情报，敌人的无人驾驶高空侦
察机要来骚扰。但是，天不作美，空气潮漉漉，天空乌沉沉，眼看一场暴雨就要来
临。而下大雨又会影响我们战斗机的起飞和空战。司令员叫设立在某岛上的一个海
军气象站提供准确的气象预报。这气象站还是连续3　年的“四好单位”，平时预报
气象还比较及时，这一天中尉站长却慌了神，他已经测出了准确的数字，两个小时
内不会下雨，可他不敢相信自己，不敢向司令员报告。关系重大呀！如果说没有雨，
飞机起飞后下起雨来，出了事故谁负得起责任？倘若说有雨，飞机不起飞，错过战
机，那责任就更大！时间一分一秒地溜过去，一个半小时、一个小时、半小时，还
剩下最后10　　来分钟，越到最后越紧张，敌机马上就要来，雨也许立刻会泼下来，
中尉站长吓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司令员怒不可遏，当机撤掉了那位站长的职
务，果断地下令还击，从开炮到敌机坠毁还没用10　　秒钟。
　　　　这件事给我的震动很大，那个站长只讲花架子，平时千好万好，临到战时却耽
误大事。练兵的目的应该为了实战。我心里唤起一股冲动，平时积累的一些人物也
在脑子里活起来了，仿佛是叫咕着要出生，催着我快给他们登记。我心里也感到憋
得难受，但是没有时间写。有时憋得实在受不了，就利用15　　分钟的课间操时间在
纸上写两行。好不容易盼到一个没有公差勤务的星期六的晚上，我躲到3　楼的楼梯
拐角处文艺宣传队放乐器的小暗室里，一口气干到深夜两点多钟，草稿写完了，心
里非常兴奋。悄悄回到宿舍，躺到床上之后还迷迷糊糊似睡非睡，老是想着自己小
说里的人物和对话，特别是有那么几句自己很得意的话，在心里翻来覆去念叨个没
完。
　　　　下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连抄清带修改，几乎又干了一个通宵，稿子完成了。偷
偷拿给一个战友看，他让我寄给《甘肃文艺》，我照办了。没过多久，稿子发表了。
这就是我的第一篇小说——《新站长》。
　　　　从此以后发表作品不算困难了，但在创作上仍然有不少失误。因此，觉得成功
和荣誉是虚的，是靠不住的。而失败则是实实在在的，刻骨不忘的。
　　　　教训和经验是宝贵的，在一个作家前进的道路上，有时失败比成功更有推动力。
这就是我所以要写这篇短文的目的。回头看过去那些歪歪斜斜的脚印，可以帮助自
己清醒地认识到今后应该踏向哪里。
　　　　　　　　　　　　　　　　　　　　　　　　　　　　6。在生命的沙滩上
　　　　大兴安岭的黄花松生长缓慢，200　年才长得一抱粗。锯开来，年轮细密。
　　　　由于气候寒冷，无霜期极短，每年就长那么一点点。
　　　　如果到了阳光雨露十分充足的南方，200　年可以长成一棵惊世骇俗的大树。锯
开来，断面光滑，年轮稀疏。
　　　　我的脸更像大兴安岭黄花松的横断面。
　　　　即使想恭维我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我已经老了，毕竟不是40　　多岁的人了。就
凭我这一脸皱褶，在公共场所经常赚得几声“老大爷”的称呼。
　　　　我并非愿意冒充“老字辈”。人老得快实在不是什么美妙的事。但也无可奈何，
这是生活对我的格外照顾，每一条皱纹里都藏着一条人生的教训。
　　　　一位老同学劝我去整容，恢复本来的面目。据他说我也曾经英俊过。我拒绝了。
我羡慕英俊，但更珍惜生活赐给我的这副面孔。只有它才能表达我的命运的真实品
格。
　　　　“拥抱现实”——我最早见到这句话是在一位编辑写给我的信里，我喜欢它含
义的真诚和大胆，“这是一条艰难的、布满荆棘和风险的创作道路……”当时我没
有把这些话当成格言。多少年过去了，我几乎每写一篇着力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
总要引起一些或大或小的风波，称得上是三步一个跟头五步一个吊毛。
　　　　任何一个作家都难于设想，如果没有出版部门和编辑，自己会是什么样子。有
人把这种关系比喻成师生，比喻成园丁和花木，也有人说成是生产和销售的关系…
…
　　　　真要这样简单明了就好啦！
　　　　每个作家最初走上文坛总有那么一两个杂志或编辑起了重要的作用，假如没有
《人民文学》、《天津文学》，我也许不会走上今天这样一条路。至于会走一条什
么样的路，比眼下的这种生活更好还是更坏、更容易些还是更艰难些，我也说不清
楚。反正不会是眼前这个样子。
　　　　往事如烟如雾地飘散着。也总有一些东西飘散不了，在生命的沙滩上沉积下来。
　　　　当我25　　岁的时候，已经能够试着发表一点儿散文、杂文和短篇小说，对文学
的圣殿就越发崇拜，心向往之：它是那样神秘莫测，庄严无情。我却不知道圣殿的
大门朝哪儿开。我更喜欢人们把艺术形容成海洋。我曾在海军里服过役，虽然深知
海洋变化万端、深沉广阔，但毕竟是可以征服的，乘上大船就可以渡过去。每一种
刊物都是艺术海洋里的船只，载着那些幸运儿驶向辉煌灿烂的彼岸。
　　　　我的航海知识和气象知识欺骗了我，它根本不能解释政治气候。一场错天黑地
的风暴，使艺术海洋上的大小船只几乎全部沉没了！我写出的稿子一件件退回来了，
有的排出了清样，有的原封未动，湿漉漉，沉甸甸。大海在沉默，这是怒涛排空、
惊雷炸天的沉默，这是广大的无边无际的沉默，又是歇斯底里、热热闹闹、大喊大
叫、死一般令人窒息的沉默。
　　　　谁也不认为是沉默，都以为是爆发，是革命，是新生。新生中的死亡。
　　　　四清工作队解散，我回到已经没有一个逍遥派的工厂，立刻成了资产阶级路线
的“老保”。没有哪一个造反队愿意吸收我们这些人参加，在近万双充满敌意和蔑
视的目光中，我和几个四清工作队员度日如年。熬了一个多月，实在难以混下去了，
便横下一条心，决定自己摘掉头上的“老保”帽子。许别人选择就不许我们造反吗？
于是，“锷未残革命造反队”的旗号打起来了。
　　　　他们推举我做了首领。
　　　　尽管我的队员满打满算不足10　　名，一成了造反派，腰杆立刻就硬了。我们的
主要任务就是油印出版《锷未残战报》。这是我们的长处，另外那些造反组织不管
人马多么强大，写文章比不过我们。我们骂这个，骂那个，在我的眼里没有一个造
反组织是纯洁的，是正确的。只有我们“锷未残”最革命，大方向掌握得最好。还
真把那些不可一世的造反元勋们给镇住了——“他们搞四清整人，现在，‘锷’还
没有残！”当《锷未残战报》出到第15　　期的时候，文斗已不吃香，武斗之风渐盛。
　　　　厂里最大的一派造反组织搞了一次突然袭击，砸开我办公室的门，抄了我们的
家，占了我们的房。一夜之间“锷未残”就惨了！我们几个人面对5000多个浑横不
讲理的造反勇士，讲打我们打不过他们，论骂我们也骂不过他们。
　　　　我想起老前辈上山打游击的经验，于是宣布“锷未残”的战士打回老家闹革命。
参加四清工作队之前我在厂长办公室当秘书，也趁机下到车间去干打铁的老本行。
为了不让这口窝囊气憋在心里得癌症，我们在厂门口贴出了10张大纸的声明，我把
一个25　　岁的业余作者仅有的才气全都扔出来了，痛快淋漓地将对方大骂一阵。
　　　　胜利者对我们报以嘲笑。
　　　　明明是胆小怕死，被人家打散了，还美其名曰是掌握革命的大方向，故做宽容。
　　　　在造反至上的年月里，“老保”比地、富，反、坏、右更让人瞧不起。
　　　　特别是被造反派打垮的“保皇派”，就更加丢人现眼。我像个犯人一样在汽锤
上耍了9　年钳子。
　　　　1975　　年秋天，正是“资产阶级复辟和反动路线大回潮”的时候，第一机械工
业部在天津召开学大庆会议，贯彻落实中央钢铁座谈会的精神。一个阳光灿烂的中
午，两位陌生的女同志像自天而降一样突然出现在我的房间里，自称是《人民文学
》的编辑。
　　　　久违了。编辑——多么美妙而又亲切的称号！连她们的名字都那么有味儿：许
以、向前。
　　　　《人民文学》准备复刊，她们来向我约稿。在我眼里《人民文学》可是艺术海
洋中的一艘大船，如同郑和的战舰、哥伦布的征帆一样。我不免有点儿受宠若惊。
心里当然也知道编辑是到天津来撇大网的，她们至少同时向10个人约了稿。不管怎
么说，她们希望能从我这儿捞到鱼，这就足够了。
　　　　当时写小说并不难，有个现成的套子：主人公是革命小将，对立面多是老家伙，
展开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间穿插一个敌人搞破坏活动。
　　　　我不能钻这个套子。要写就得来点儿“绝活儿”，我在生活中已经掌握了太多
的“绝活儿”。要对得起《人民文学》这块牌子。
　　　　1976　　年初，在复刊后的《人民文学》第一期上发表了我的小说《机电局长的
一天》。此小说写于“资产阶级大回潮”时期，出笼于“无产阶级准备大反击”的
时候，可谓生逢其时。开始，读者的来信是一片赞扬声。到3　月，来信中就有一半
认为它有严重错误。3　月，几乎清一色地判定它是大毒草，其罪恶为：“宣扬阶级
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是替走资派翻案的‘四上桃峰’”。我实指望登上
《人民文学》这艘大船好好领略一下艺术海洋上的风光，谁料它要载我驶向一个绝
望的海角……
　　　　编辑部想保我。3　月，文化部召开一个文艺座谈会。编辑部想试探“上面”对
我的态度，把我的名字也报了上去。文化部居然没有把我的名字砍去，看来事情还
有救。我和一位副主编怀着紧张的心情走进会场。在第一天于会泳的报告中却给我
当头一棒：“有人写了坏小说，影响很大，倾向危险。一些老家伙们看了这篇小说
激动地掉泪，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深思，说明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吗？当然，如果
作者勇于承认错误，站到正确路线上来，我们还是欢迎的。”在这个会上做出决定，
让我在《人民文学》上公开作检查。那个年月这样一来就等于倒台了。编辑部出于
对我的爱护，向上头要求，在发表我检讨文章的同时再发表我的一篇小说。表明我
这个人虽然犯了错误，却并未完全倒台，还是可以挽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