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蒋子龙-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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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思的痛苦期。一会起来，一会躺下。我住的这间病房里有九个病号，其中两个是
危急病人，经常要抢救。轻病号则有的听半导体广播，有的哼小曲。再加上医生、
护士时进时出，一会儿换药，一会儿打针。我实在不能在这种环境里开始写作，就
像犯了精神病成天愁眉苦脸，寡言少语。病友们以为我的伤口发炎了，其实我精神
上的痛苦已经压倒了伤口的疼痛。过了几天，一位工人作者又给我带来一个新消息
：有的人说：“像蒋子龙那样的人是写不出好作品来的。”这又给我鼓了一把劲，
我没等到伤口长好，就提前出院了。回到家用了一天多的时间，把几个人物的线条
在脑子里理了理，再用了4　天的时间就把初稿拉出来了。拉出初稿后心里却犯嘀咕，
写历史题材，干预古代人的生活，保险；“伤痕文学”揭露的是“四人帮”得势的
时候，干预那几年的生活，也没有问题；可是，这篇稿子是干预眼皮子底下的生活，
行吗？肯定要触动一些人的神经，至少冀申们会跳出来反对。还是少写局长、厂长
们，写写普通工人保险一些。想到这些，我就把稿子扔在一边，写另一篇反映工人
生活的小说去了。
　　　　感谢《北京文艺》的两位编辑到家里来看我，我把《乔厂长上任记》的第一节
给他们念了一遍，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和支持。这增添了我对生活的责任感，也增添
了我写下去的勇气。我就花了一个星期把稿子抄清，给《人民文学》寄去了。
　　　　下面谈谈在那个构思的“精神痛苦期”小说中的那几个人物是怎么跳到我脑子
里来的。先声明一下，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在谈到小说素材的来源、人物模特儿
时，一律用“某某厂”或“某某人”，恕我不能实话实说。
　　　　首先到我脑子里来报到的是冀申。
　　　　我认识一位十一级干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混得不错（恕我大不恭地用了
这个“混”字）。“文化大革命”中一派批他，一派保他，批他的是多数派，保他
的是少数派。他对批判想不通，可是亮相时却亮到批他的那一边去，于是他立刻被
结合起用，开始吃香了。他官复原职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把上山下乡的孩子全部弄
回城里。这几个孩子中学毕业时，他曾为了表示自己的积极性，把孩子部赶下农村。
他说：“我要是倒了台，你们留在城里也没有好处；我要不倒台，你们还愁回不了
城吗？”多有远见！“四人帮”倒台了，这位干部不但丝毫没受影响，反而更吃香
了。
　　　　某厂一位革委会主任，在1977　　年底搞了一场大会战，突击完成了任务，事迹
登了报，工人得到很多奖金，他也高升了。可是，1978　　年这个厂可苦了！
　　　　整个第一季度，他们干的就是把去年突击完成的产品全部拆开，重新装配，有
的还要重新加工，整个季度他们没有生产出一台新产品。
　　　　某位十九级干部，在干校时当“鬼”队队长，对一位老干部额外照顾了一下，
以后这个老干部复职时，立刻提拔他当了一个1000　　人以上大厂的党委书记。
　　　　还有种种现象：某些老干部想上哪儿去就准能去得成。某些单位一开会在主席
台上就座的正副厂长足有一打以上。抓生产的副厂长，按理说应该坐第一副厂长的
位子，却变成了第十副厂长、第十三副厂长。哪一个单位大概都有一两个只会做官
不会做事的干部，搞起事业来劲头不足，办法不多，搞起自己的事情来，却劲头十
足，神通大得很。他们办公事老是说研究研究，办私事却敢拍板，敢做主。这些人
织成了一个庞大的蜘蛛网。这个网的线是用他们的权力、地位和个人欲望织成的。
他们是这个网上的蜘蛛，在这个网上四通八达，往来自如，哪条线一动，他们立刻
爬过去，把好处抓到手。这些人自己不干，还不许别人干，他们嫉贤妒能，打击一
切可能危害他们权力和地位的人，破坏国家的经济管理，利用一切权力来为自己服
务。我敢说，他们爱自己肯定胜过爱党、爱国、爱民。
　　　　这些现象、这些人和事在我脑子里飞旋，忽而是一团乱丝，忽而又很清晰，渐
渐地形成了一个大蜘蛛网。我捕捉到一个形象鲜明的大蜘蛛，这就是冀申。我认为
要实现国家经济建设的现代化，决不可低估“只会做官，不会做事”的冀申们的阻
力。
　　　　“四人帮”倒台了，冀申们打着反“四人帮”的旗号，而搞的还是“四人帮”
那一套。他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党和国家必然有更大的危害。
　　　　这就是我想通过冀申这个人物所要揭示的。
　　　　第二个来报到的人物是石敢。
　　　　在我们厂施工的一个建筑工人，有一回正在高空喊着话，一脚踩空从脚手架上
掉下来，腿脚都没有摔伤，却把舌头咬去了半截。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
　　　　还有一位我很敬重的局党委书记，他参加革命近40　　年，自己总结说：第一个
10　　年，是黄金时代，满腔热血，生死不惧；第二个10　　年，也还可以，刚进城时
对拿工资、按时上下班的制度很反感；第三个10　　年，还没有学会领导和组织工业
生产，就一个接一个地搞起了政治斗争，汽车越坐赵小，房子越住越大，思想开始
变化了；第四个10　　年，受了“触及”，灰心丧气了，搞了一辈子革命，对革命的
前途动摇了，还不如刚参加革命时的热情高了。
　　　　在这位局党委书记身上，我找到了石敢的思想脉络和性格特征，但是，用什么
样的细节来拾画这个人物呢？我忽然想到“舌头是多余的肉”这句话，就把那个建
筑工人咬掉半截舌头的情节拿过来，去表现石敢那种缺乏信心和锐气的精神状态，
这样，石敢在笔下就活了。
　　　　第三个来报到的人物，也是我花心血最大的人物就是乔光朴。
　　　　乔光朴在这篇小说里要唱重头戏。我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信心，对未来的信心
很大一部分要在他身上体现。但是又没有一个现成的模特儿供我借鉴。我不得不动
用我材料库里的全部“干部档案”。我进工厂20　　多年，先后接触过十几个厂长。
我在住党校、出差、开会的时候又结识了不少厂、局级，甚至是市、部级干部。我
在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把这些人都过了一遍，然后，又把这些人放在一块进行比较。
比来比去，有这么一个厂长引起了我的兴趣。
　　　　界限也是一个大企业的厂长，身上总是穿得干干净净。谈吐诙谐多智，干什么
事都不着急，不上火，脑瓜聪明，搞生产也有办法，太邪门歪道的事自己不干，别
人干他见了也不生气，很有点玩世不恭、看破红尘的味道。他把工厂搞得也还不错。
他是那种会生活、会工作、会处理关系的领导干部。这时我想就以他的特征作为乔
光朴的基本性格特征。而且这个人物的个性和霍大道的个性差异很大，放到一块写
容易形成对比，相得益彰。
　　　　但是，我进一步结构故事的时候，问题出来了，我发现这个厂长根本不会和冀
申发生冲突，更不可能拉上石敢去上任。现实生活告诉我，现在固然需要诙谐多智、
会生活、会处理关系、会工作的干部；但更需要大刀阔斧，敢负责，敢于冲破人为
的蜘蛛网的干部。现在企业里最缺少的不是不敢讲民主的厂长，而是不敢讲集中的
厂长。可是，我现在设想的乔光朴，根本不是这样的人，他没有敢想、敢干、敢抓、
敢管的气魄，不会大刀阔斧地采取行动。现实生活和创作规律都迫使我不得不重新
琢磨乔光朴的性格特征。
　　　　这时，另一个我跟过他多年的厂长在我心里活动起来了（到现在我也很奇怪，
他为什么不早来报到，害得我走了一小段弯路）。这个厂长批评干部相当狠，尤其
是对老同志，对青年干部则好得多。当时，哪个车间出了问题，车间主任怕挨批，
都叫青年干部去汇报。他每天上班来，必定到各主要车间去转一圈，从他嘴里听不
到“研究”、“商量”一类的词，他说了的事就非得办不可，什么问题反映到他那
儿就算到头了。有时供应科搞不来材料，他就亲自出马去搞材料。有一次把这位厂
长激怒了，他竟找到了周总理，请总理给批条子。
　　　　有一回，车间里需要高压无缝钢管，厂长告诉了供应科长，供应科长派了一个
采购员到上海去买。这个采购员办事不干脆，去了一个星期还没有买来。在生产调
度会上，车间里又提出钢管问题，厂长马上问供应科长，科长不敢说别的，只好当
面撒谎，说钢管已经买来了，车间可以去领。说完以后，供应科长借去厕所的机会
溜号了，一口气跑到车站登上火车就去了上海，第二天他从上海打电话给车间，说
钢管已经发货。他若是买不来钢管，又没有正当的理由，简直就不能再见厂长的面
了。还有一件事，有一年6　月底，厂里要安装一台重要设备，技术人员和工人经过
商量，认为至少需要10　　天的时间。厂长却指示必须3　天拿下来，7　月1　日的早晨
必须试车投产。布置完任务以后，他就搬把椅子往现场一坐，不说话，也不跟着干，
更不干扰工人干活，整整3　天3　夜没见他打过盹，没见他打过哈欠，也没见过他吃
饭或者是上厕所。只是在工人吃饭前的半小时，他到食堂去转一圈，嘱咐食堂把饭
菜搞好，他自己也可能就是抓这个时间吃点饭。等到工人们吃完饭回来，他早已经
坐在现场等着了。因为他坐在现场，总工程师和技术科室的头头也都围着现场转，
结果3　天3　夜真把设备安装好了。工人们都觉得从来没有干过那么漂亮的活。厂长
当即宣布，每人回家好好睡上两天两夜。他说：“打仗的时候，如果这个山头有战
略意义，就一定要拿下来，死人也要拿下来。搞生产也是这个道理，该下决心的就
得下决心。如果我手一软，你们说是10　　天完成任务，过了‘七·一’一晃荡，半
个月也完不成。”他当厂长，就是全厂的第一把手，要求党委书记保证他的工作。
他和老党委书记合作得很好。后来书记换了人，同新书记两个人搭不好班子，厂长
找到市里，把书记硬给调走了。他就是这样一个厂长，身上有明显的优点，也有明
显的缺点。
　　　　在他身上还有许多这样的故事，全在我眼前活起来了。我感到我把乔光朴这个
人物的内核抓住了，什么“下山”呀，“上任”呀，当“主角”呀，所有的情节也
跟着都活了。我的任务就是让笔尖跟着乔光朴走就行了，人物完全可以按照他自己
的意志行事了。我只是提醒自己，不要阻拦他，不要让他干出不符合他的性格的事。
　　　　我在郗望北这个人物身上也是费了周折的。在我写《乔厂长上任记》之前，许
多作品都已描写过王洪文、张铁生类型的造反派头头。我如果再把郗望北也写成那
种类型的人物，就毫无意思了。文学艺术的发展，有一个人人皆知的规律：人民群
众和社会都不满足于文艺已经达到的、已经出现的东西。
　　　　艺术必须追求新的东西，从内容到形式都要不断突破，不断前进。俗话说：
　　　　好话说三遍，谁也不爱听。因此，我就尝试着去塑造另一类造反派头头的形象。
　　　　而且我也认为把造反派写成郗望北这个样子是有意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
很多群众是真心实意响应号召起来造反的，他们以为自己真正在捍卫马列主义，捍
卫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作斗争。把这些人全写成王洪文式的坏分子，
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造反派中确有王洪文式的人物，也确有和“四人帮”直
接有联系的坏分子，但是这类人毕竟是少数。
　　　　更多的人是受了骗，当然其中许多人抱有个人的什么目的，也有的是沿着这条
线发迹起来，变坏了的。但是还有一个情况，当时谁如果不参加造反队，那就像后
来不参加揭批“四人帮”一样的不得人心，受到孤立。
　　　　我还认为，如果把“文化大革命”中提拔的干部全部当成“火箭”干部，当成
“双突”式的干部，一律赶走的话，将给我们国家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我亲眼看到不少工厂，从厂一级到车间一级，40　　岁以下30　　岁以上的这批干
部扛着大头，而这批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正是20　　多岁，很多人参加了造反队。
如果把他们都说成是“四人帮”提拔的干部，是“火箭牌”的，一律赶下台，将给
生产造成很大影响，加剧新老干部之间的对立。
　　　　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所以，我冒着被打棍
子的危险，向党进一言。让党的工作者听听郗望北发牢骚的话，引起一点警觉，警
惕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所以，我就塑造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郗望北。
　　　　最后我还想就乔光朴和童贞的爱情再说几句话。
　　　　50　　年代某大厂一位非常能干的厂长在去苏联学习的途中，和一位同去的女干
部发生了暖昧关系，回国后和原来的爱人离了婚，同那个女干部结了婚。
　　　　他在当时可能为这件事还受了处分。我当时大为不解，深深替他惋惜。但是，
我要命也没有想到，在20　　年后我会把他的错误改头换面写进了小说，而且还是加
在倾注了我全部心血的人物——乔光朴的身上。
　　　　但童贞的模特儿却不是那个女干部。童贞身上有我所熟悉和敬重的一个气象学
教授的影子。女教授已经60　　多岁了，是个老姑娘，性格孤僻。她非常喜欢小孩，
说英语比说汉语还流利，吃馒头不吃皮。我很想知道她为什么一辈子不嫁人，但一
直不敢问，直到现在这还是个谜。
　　　　我拉拉杂杂地把《乔厂长上任记》的构思过程说完了，很可能没说清楚，也只
好这样了。这是一篇生活帐。搞任何一项工程都要投资，写小说也要有“资本”，
这“资本”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生活积累。我写《乔厂长上任记》从“生活积累材料
库”里开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