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联盟-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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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漱石连连摇头：“没有。我这是第一次见识这个神秘的宝贝名单。”
　　高岗“噢”了一声，不再吭气了。他等待饶漱石讲话。他断定饶漱石对此无比恼火，是会发泄一通的。
　　没有想到，饶漱石却表现得异常平静。他端起茶杯，细细地品起茶来。但是由于激动，他端茶杯的手却有点微微发抖。这一切都没有瞒过高岗的眼睛。
　　高岗心中一乐，想道：“我看你能故做镇静到哪里去。”也不慌不忙地点燃一支香烟，慢悠悠地吸起来。
　　他们两个都深知这个名单的分量，也都想先知道对方的态度，因而不敢贸然表态。
　　客厅里出现了一阵短暂的沉默。
　　最后还是高岗性子急，首先打破了沉默：“漱石同志，你觉得这个名单正常吗？”
　　“正常个屁！”饶漱石恼怒的引信终于被高岗点着了，他的火气一下子爆发了出来，“他安子文是个副部长，怎么能瞒着我这个部长，私自拟定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呢！谁给他这么大的权力？毛主席知道吗？中央知道吗？他想干什么？简直是胆大妄为，无法无天！”
　　“按说，安子文从七大后就担任中组部副部长，时间也不短了，基本的规矩，他应该懂嘛。”高岗不紧不慢地说。
　　“我看他是利令智昏。”
　　“这个名单，不光从组织纪律上看有问题，从政治原则方面看也有问题。”高岗说，“华北的同志不适当地多了些，同某位领导熟悉的人也不适当地多了些，不那么公道。”
　　“由他安子文来拟定政治局委员名单，怎么公道得了！”
　　“不光是政治局委员，还有中央几个主要部门的负责人。”高岗提醒说。
　　“真让人震惊。我看他安子文是不想要党籍了。”
　　“不过，这话你可不能说早了。我看安子文背后，怕有人给他撑腰。”高岗深不可测地说。”












　　“你是说……”饶漱石刚想说出刘少奇的名字，但话到嘴边，他止住了。
　　高岗也不便说出刘少奇的名字，只是虚与委蛇地说：“要不，他哪来那么大的胆子。”
　　饶漱石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看来对安子文这种错误的东西，得针锋相对地斗。不抵制，不斗争，会助长他的错误。”
　　高岗一拍茶几：“对！毛主席早就说了，凡是错误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但是，斗，要讲究策略。不斗则已，斗就要斗出影响来，斗出真理来，斗出胜利来！”
　　饶漱石咬牙切齿：“是该有这么个决心。”
　　高岗沉思片刻，阴沉沉地说：“很快就要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了，这是个机会。”
　　饶漱石点着头补充说：“财经工作会议之后，还要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这又是一个机会。”
　　两人的目光一碰，立即闪现出了会意的光芒。
　　饶漱石掏出笔记本，把安子文拟定的名单抄了下来。
　　高岗指着名单点拨一句：“名单的炮制者最害怕人们知道内幕。”
　　饶漱石狡黠地回应道：“他们不是自认为掌握真理吗，我们不妨做他那个真理的传播者。义务传播！”
　　说罢，饶漱石先哈哈地笑了。
　　高岗也哈哈地笑了。
　　两人的笑声，透着一股诡谲。












　　夜晚的怀仁堂，灯火通明。
　　周恩来夹着黑色的皮包，步履矫健地走了进来。
　　高岗紧随其后，他也夹着个黑色的皮包。
　　主席台布置得朴素而又大方。共摆放了两排长条桌，上面铺着绿色的绒布。每个座位上，放好了茶杯。在第一排长条桌的中间位置，放着３套麦克风，预示着会议将有三位主持人。
　　主席台的最前面，摆放着十几盆鲜花，开得正盛。
　　礼堂上方，悬挂的红底白字的会标十分醒目，上面写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会议”。
　　周恩来和高岗缓步走上主席台。周恩来走到正中心的位置站定，他先是环顾四周，然后很优雅地向高岗做了个谦让的手势。高岗伸手示意请周恩来先坐，周恩来点点头，先坐下了。高岗也就势坐在了周恩来的左侧。周恩来右侧的座位空着，那本来是给邓小平留的，但邓小平临时病了，住进了医院。
　　这时，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彭真、习仲勋、李维汉、曾山、贾拓夫等也陆续走上主席台，按事先摆放好的名签落座。
　　这是１９５３年６月１２日晚，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召开预备会。
　　召开全国财经会议，是中共中央的一个重大决定。
　　１９５３年，对于中国来说，是热气腾腾的一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已经开始，标志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宣布开始执行，美好的蓝图呈现在中国人民面前。然而，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首先，第一个五年计划虽已宣布开始执行，但它的编制工作实际上还没有完成，采取的是“边计划、边执行、边修正”的做法。中国对于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完全缺乏经验。计划部门的感觉是“老虎吃天，不知从哪里下口”。他们表格不会拟定，经济发展速度不会确定，甚至连“指标”、“基本建设”这些基本的词汇都不会讲，只好处处求苏联帮助。
　　其次，作为编制计划基本依据的资源调查和统计资料十分缺乏。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起着骨干作用的是由苏联援建的１５６项重点工程，其中的主要部分是第二批的９１项工程。而这９１项由李富春在莫斯科一项一项同苏方具体磋商，直到５月份才定下来。但定下来后如何具体实施，又有大量的组织、协调和平衡工作要做。
　　第三，上半年国家预算执行的结果，出现了巨额赤字。原因是各地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很高，摊子铺得过大，财政收入却不能有相应的增加，而且在制定年度预算时在收入上有虚假现象。把上一年的财政结余４０多万亿元（指旧币，相当于新人民币４０多亿元——作者注）打了进去，事实上这笔钱已存入银行变成信贷资金，被银行贷出去了。这样，上半年国家预算执行的结果，就出现了２１．５万亿元的赤字。
　　另外，中央和地方、统和放的关系，也没有处理好。１９５０年开始，中央曾下决心统一财政经济工作，并且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这就是扭转了财经工作中的严重混乱状况，短期内使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但是，事情却走了极端，后来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集中过多、统得过死、处理不当、同地方商量不够的问题，从而使地方对中央财经部门渐渐积累起不少意见和不满，有些意见和不满还相当强烈。
　　正是鉴于这些问题，中央下决心召开一次全国性的财经工作会议。
　　毛泽东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他就会议的议题和准备工作专门写了这样一封信：
　　陈云、一波、富春同志：
　　五月二十日开始的财政会议，应讨论些什么问题，请你们考虑一下，并在发开会通知中写进去，使各地有所准备。似乎预算问题，增薪问题，县区乡财政统一问题，地方财政和大城市财政问题，税收问题，五年计划问题，今年下半年经济安排问题，军费问题（杨立三应参加），均应有所讨论，除由你们对每项问题准备方案外，各大区财委最好能在本月中旬召开一次财政会议，收集意见带来（已开者如西南当然不要召开）。是否可行，请酌定。












　　毛泽东
　　五月六日
　　毛泽东信中所要求的，显然在半个月时间内难以准备充分。会议只好延期于６月１２日召开。
　　就在会议临召开的前一周，毛泽东又专门写信给杨尚昆，要求将关于新税制的５个文件，即：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等关于在执行新税制过程中物价调整草率造成市场混乱的情况的报告；北京市委关于新税制施行的反映；毛泽东关于新税制问题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的信；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的回信；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吴波等关于新旧税制的利弊及此次物价波动的原因的报告，印发给参加会议的各同志。毛泽东甚至把总题目都拟好了，就叫做《一九五三年一月至二月间关于新税制问题的几个文件》。
　　根据毛泽东的信，薄一波于５月２２日起草了会议《通知》。按照《通知》要求，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各大区、省市委和财委的负责同志。由于各大区、省市的财委主任都由第一书记兼，因而这次会议应当说是全国性的最高级别的会议。并且，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比以往的财经会议要多。这就是说，这次财经会议，无论是级别还是规模，都十分引人注目。
　　周恩来作为政务院总理，自然希望会议开得卓有成效。他把这次会议看做１９５３年国家召开的最重要的会议，多次和有关负责同志研究会议的文件和开法。６月９日，他约请高岗、饶漱石、彭真、薄一波、习仲勋、李维汉、曾山、贾拓夫、齐燕铭等开会，就会议的宗旨、议程和组织领导等问题，做了最后的敲定。共决定了三个问题：
　　（一）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饶漱石、彭真、薄一波、邓子恢、习仲勋、李维汉、曾山、贾拓夫和各中央局、分局书记组成会议领导小组。
　　（二）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做会议的总的经常主持人。
　　（三）以周恩来的名义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写出《关于全国财经会议如何进行的请示报告》。
　　当天晚上，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批准了周恩来的请示报告。
　　高岗伸出手腕看了看表，见会场上已经坐好，便朝周恩来小声问道：“总理，开始吧。”周恩来点点头说：“好吧，开始。”于是，高岗把面前的麦可风向前移了移，清了清嗓子，以洪亮的陕北口音说起来：
　　“同志们！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会议，现在召开预备会议。这次会议，是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召开的。会议的主要议程有三项：一是经济建设问题；二是财政问题；三是资产阶级问题。会议由周恩来同志、我和邓小平同志做总的经常主持人，小平同志临时有病，暂时不能到会。中央要求，会议应贯彻批评自我批评和积极建设的精神，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听取各地同志对过去工作的批评，并希望各地同志对今后工作提出积极的建议。下面，请周恩来总理做报告。”
　　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周恩来浓重的淮安口音响了起来：
　　“同志们！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会议，明天就要正式开幕了。今天晚上开个预备会议，有些问题我先在这里讲一讲。我主要讲一下目前形势和建设新中国的基本情况。
　　“我们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三年的不平凡的历程。建国之初，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经济、稳定社会和发展生产。经过三年的努力，我们的恢复工作完成了。不论从经济工作或从其他方面看都是如此。我们的经济恢复工作，不论农业、工业、交通运输的生产和业务所达到的水平，一般都超过了抗战以前最高年份的水平。我们在抗美援朝的同时又进行国家的建设，并且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国内外有些势力曾等着看我们的笑话，盼我们垮台，说什么‘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共产党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事实有力地驳斥了他们，回击了他们。
　　“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制度是一个过渡的制度，这个社会是一个过渡的社会。这个过渡时期的每时每刻都在增长社会主义成分：国家经济的发展就是增加社会主义成分；半社会主义合作社的增长也在增加社会主义成分；公私合营企业的发展也是增加社会主义成分；农业里边的互助合作的增加也是增加社会主义成分；经济集体主义已有了雏形，有了胚胎。最后走完了这个过渡阶段，就到达了社会主义社会。












　　“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情况是：能不能胜利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已经取得了全国的胜利，而且已经把帝国主义加来的压力打退了。能不能恢复经济的问题亦已解决了，三年来的经验证明，我们能恢复。目前摆在我们面前要解决的问题是能不能在政治上巩固我们已取得的胜利，能不能建设新中国，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要从政治上使我们的新中国巩固起来，就要靠军事来保卫，而军事的基础又是经济建设。
　　“今年，是我们大规模进行经济建设的一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执行，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我们的国家是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基础上进行建设的。我们各方面的困难很多，我们还缺乏经验，而国内外的敌对势力还在捣乱。我们的头脑必须清醒。事实上，我们工作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我们前进的步伐。
　　“这次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就是准备解决中央提出的、各地有意见的、问题比较成熟的一些问题。方针是多听地方意见，开展批评自我批评，进行工作上政策上的检查，应着重思想上反对主观主义，政治上反对分散主义，作风上反对官僚主义。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条条块块地讨论，吸取大家积极的、建设性的意见，集中起来，成熟的问题写成决定，以统一贯彻执行。
　　“这次会议的议程，刚才高岗同志已经宣布了，主要是三项：经济建设问题，财政问题和资产阶级问题。在座的各位到京后，我同各位分别交换了意见。大家觉得这一次召开这样大的会议，希望能够解决一些问题，因此，这个会议的时间应该开得长一点；大家来的时候都做了交代，准备过了党的生日再回去。我们接受大家的意见，准备把会开得长一点……”
　　周恩来说到这里，脸朝向高岗，意思是“我们”中包括高岗。
　　这时，高岗点着头插话说：“既然大家有话要说，就竹筒倒豆子，来痛快的嘛。原来准备开半个月，听了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