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联盟-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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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按照毛泽东的布置，加紧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
　　起草工作进展很快，４天就拿了出来。１２月２９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决定。刘少奇当天即致电毛泽东：“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业已写好，特派人送上，请审阅修改并批示，这个草案曾经书记处会议讨论修改。”
　　１月７日，毛泽东审阅了刘少奇送来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在他的主持下，他和带去起草宪法的秀才们一起，对决议草案做了大量修改。最初的修改稿未能保存下来，后来人们看到的修改稿，毛泽东有两处亲笔修改。一处是，毛泽东在“阶级是党领导着的，党又是由它的中央委员会领导着的”一句之后，加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还紧紧地依靠着一批忠实的有能力的高级干部”一句。另一处是，毛泽东在“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的言论和行动的标准”一句之后，加了“即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一句。
　　毛泽东盯着他修改过的《决定》，脑子里思考开来。他感到有必要召开一次中央全会，对《决定》予以确认，这样对全党的教育震动也会更大些。他同时又感到，高岗、饶漱石攻击刘少奇固然出于个人野心，但刘少奇确实有缺点错误，有和自己的思想观点不一致甚至抵触的地方，也应借此予以提醒和警示。他决定让刘少奇也在全会上做个自我批评。
　　决心一下，他提笔给刘少奇写了这样两封信：
　　第一封：
　　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信及决议草案收到。
　　决议草案已做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参加修改的，有在这里的几位同志，林彪同志亦表示同意。
　　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
　　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工作责任的同志参加会议。此议是否可行，请你们考虑。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一月下旬为宜。议程可有三个：（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报告请刘少奇同志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报告可分为三段：第一段，略叙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反，恢复经济，过渡时期总路线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成绩等事；第二段，为了讨论和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纲要，有必要于本年内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并述代表已经选出，只待文件准备好，即可召开；第三段，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要点加以叙述，请求全会讨论和批准这个决议。此报告有三五天工夫即可写成，如时间许可，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如定于一月二十五日开会，则时间完全来得及。
　　余请尚昆同志面报。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
　　全会应发一简单公报，将三项议程公布就可以了，其他都可不公布。又及。
　　关于第三个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
　　第二封：
　　少奇同志：
　　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毛泽东
　　一月七日
　　第二天，毛泽东指派杨尚昆带着他修改后的决定草案和他给刘少奇的信，从杭州赶回北京，向刘少奇当面传达他的指示。杨尚昆行前，毛泽东又给刘少奇一信让他带上。












　　刘少奇同志：
　　杨尚昆同志于七日下午十时由此返京，九日可到，带有修改了的决议草案及我的一封信。我在信中建议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这个决议以示慎重，目前大多数中委在京，召开全会甚为容易，请待尚昆到后会商酌定。
　　毛泽东
　　一月八日上午三时
　　刘少奇接到杨尚昆从杭州送回北京的决定修改稿和毛泽东的三封信，立即着手全会的各项准备，并把重点放在准备自己的报告和检讨上。开会时间初步确定于本月３０日。他把这个打算报告毛泽东后，毛泽东又致电刘少奇，要求在全会召开前先征求对《决定》的意见。电文如下：
　　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中央全会既定本月三十日开会，还有十几天时间，为使在各地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参加会议的同志事先有所准备起见，建议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即日用电报发给他们阅看，如有因病因事不能到会的，请他用电报表示意见。同时可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的意见，以供全会参考。又张闻天同志宜通知他到会。以上请酌定。
　　毛泽东
　　一月十八日
　　毛泽东关于征求对《决定》意见的这一手很是厉害。它等于在广造舆论，一方面给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党内重要负责干部敲警钟，不要再跟着高岗、饶漱石跑；另一方面也是要他们人人表态，拥护《决定》，拥护党内团结，实际上也就是拥护刘少奇、周恩来。
　　面临党内这个形势，高岗有点坐不住了。毛泽东离京前的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既给了他很大希望，又给了他很大刺激。一开始，他听说毛泽东要大家讨论他外出后谁来主持中央日常事务，不觉为之一振：“这是毛泽东不信任刘少奇呀，要不，过去按惯例是毛外出由刘主持，怎么这次要重新讨论呢？这不说明刘的第二把手的地位并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吗？”他看到刘少奇情绪低沉，数次推辞，也认为是刘心虚，大概意识到了自己不孚众望。但到后来，他看到大家都不同意他的书记处轮流主持的意见，要求还是由刘少奇主持，而毛泽东也最后拍板由刘少奇主持，他便大失所望了。尤其是会议上，他想不到彭德怀居然也主张由刘少奇主持，就更是失望，甚至还有些恼火。他一直认为，彭德怀是反对刘少奇，支持他高岗的。第二天，他曾到彭德怀处，质问彭德怀为什么不同意轮流主持，彭德怀竟然呛了他一句：“这是我的认识，难道不能说吗？”气得他扭头就走了。
　　高岗对形势的判断完全错了。他还不了解毛泽东，也不了解刘少奇。毛泽东的要大家讨论谁来主持，实际是观察大家尤其是高岗对刘少奇的态度。刘少奇的推辞，也不完全是出于谦逊，也是在试探大家，尤其是毛泽东对他的看法。倒是彭德怀是个爽快人，有啥说啥，直来直去，却惹得高岗对他大为不满。
　　毛泽东离京后，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事务，除抓紧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外，还和周恩来分头频繁地找干部谈话做工作。随着决定草案的广泛征求意见，并几次传达毛泽东对加强团结的指示，风向转了，舆论变了，高岗感到自己已经陷于被动了。
　　为了扭转被动局面，高岗决定暂时退却一下。他想，大丈夫能屈能伸，不能硬顶，硬顶下去对自己不利。他托来京送文件、传达毛泽东指示的杨尚昆带给毛泽东一封信，信中表示自己拥护加强党内团结的决定，也承认自己说了不利于团结的话，办了不利于团结的事，表示要做自我批评。他请求到杭州找毛泽东谈话，和毛泽东商量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做自我批评的事。他的目的，是求得毛泽东的谅解和同情，只要毛泽东肯见他，他就可以渡过这一关。
　　他这时充满信心地等待毛泽东召他到杭州。他一直认为，毛泽东对他是欣赏和信任的。他在东北工作时，常常受到毛泽东的表扬。调京后，中央给他安排的地位显赫，毛泽东也高看他一眼。去年初，毛泽东两次找他个别谈话，两人轻松随便地放开来谈，谈得相当投机，曾使他兴奋不已。这一次，自己请求和毛泽东谈话，而且又是谈响应毛泽东号召，做自我批评，加强党内团结的事，有什么不行的呢？












　　然而他又一次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毛泽东委婉地拒绝了他。
　　这天，刘少奇派人送给他一封电报。电报是毛泽东发给刘少奇的，毛泽东嘱交高岗一阅。
　　刘少奇同志：
　　杨尚昆同志到此，收到所需文件，并收到高岗同志一信。高岗同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一月七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尚昆留此几天即回北京。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毛泽东
　　一月二十二日
　　高岗看到这份电报，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他接连看了好几遍，不知是因为毛泽东委婉地拒绝了他，还是因为电报中关于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不展开批评的话，他的眼圈红了，眼泪几乎掉出来。他心里想的更多的是，看来他在毛泽东那里已经失宠，毛泽东所信任和倚重的，仍然是刘少奇、周恩来。不过，他还心存幻想，毛泽东不至于将他完全抛弃。因为毛泽东在电报中说得也很明白，不对任何人展开批评。












　　高岗阴沉着脸走进中南海西楼的一间会议室里，发现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已经坐好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各自默默地吸着烟，周恩来在埋头看一份文件。
　　高岗冲他们三个点了一下头，算是打过招呼，就势在他们对面坐了下来。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坐在一边，高岗坐在对面，中间隔着会议桌，有点像审讯的样子。
　　高岗坐下后才发现这一点，感到浑身很不自在。
　　这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一起和高岗谈话。在此之前，高岗已经分别找过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谈过话，检讨过自己的错误了。
　　高岗掏出香烟，点燃一支。
　　刘少奇等高岗吸了几口，首先说话：“高岗同志，你给主席写信，说你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做自我批评，要去杭州同主席商量这件事。主席那个答复的电报你也看了，你有什么话，我们四个一起谈谈吧。”
　　高岗闷着头吸烟，半天没有吭声。
　　刘少奇催促说：“高岗同志，有什么话，尽管说嘛。”
　　高岗回了一句：“等我考虑一下嘛。”
　　周恩来有点不满意了：“你若到杭州主席那里商量问题，也要这么久的考虑吗？”
　　周恩来的话触到了高岗的痛处。高岗是用沉默来表示对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三个找他谈话的不满。尤其是对邓小平，他感到邓既不是政治局委员，又不是书记处成员，只不过是个副总理，位在自己之下，有什么资格来找自己谈话呢？但他也知道这是毛泽东在电报中安排的，他也没有办法。
　　又僵了一会儿，高岗明白总不能这样开哑巴会，老不说话，于是把手中的烟头掐灭，开了口：“主席这一段时间强调加强党的团结，提议起草《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在全会通过，我对此表示完全的同意。在团结问题上，我是犯了错误的，说了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话，犯了自由主义。我准备在全会上做自我批评。”
　　刘少奇问：“你所说的错误，你认为主要在哪些方面呢？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呢？”
　　高岗不软不硬地顶了一句：“我的错误，前两天不是找你谈过，向你做过检讨了吗？”
　　刘少奇严肃而又耐心地说：“你的检讨，对错误有一定认识，是值得欢迎的。但我的感觉，你对错误的认识还很表面，避重就轻，轻描淡写，不敢脱了裤子割尾巴，怕羞，怕痛。”
　　高岗不服气：“有什么好怕的嘛。”
　　刘少奇说：“是呀，的确没有什么好怕的。错了，检讨了，改了就是。但首先要检讨得深刻，认识得深刻，否则，是不会改彻底的。你只承认说话随便，嘴上没有把门的，说话容易走火，是自由主义，这就远远不够嘛。”
　　周恩来接上去说：
　　“仅仅是自由主义吗？仅仅是说话随便吗？你在背后散布少奇同志的流言蜚语，也讲我的坏话，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拿着安子文的名单到处散布，这也是说话随便吗？你还说毛主席说某某是恶霸，说毛主席怎么怎么信任你，这也是一般的自由主义吗？高岗同志，你应当把自己思想深处、灵魂深处不健康的、肮脏的东西抖搂出来，像鲁迅先生说的，严于解剖自己，无情面地解剖自己，这样才是有价值的自我批评。”
　　高岗有些勉强地补充检讨：“我有骄傲自满情绪，自以为是，居功自傲。另外，我的脾气不好，简单粗暴，也不容易听得进别人的批评。”
　　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交换了一下眼色，意思是说，高岗对错误的认识根本没上去，他是言不由衷地批评自己几句，企图蒙混过关。
　　邓小平一直坐在那里仔细倾听，一边听，一边思考。他感到该点一点高岗的实质性问题了，于是，便一字一句地开了口：“高岗同志，毛主席说有人在组织自己的司令部，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你对此怎么看？是不是指你的问题？”












　　高岗一听，浑身一颤，心想：邓小平出语好辣呀！由于他事先找过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