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联盟-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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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神经病是由于我对党不满而引起的。因此，我迫不及待地想趁自以为还能够控制自己的神经的时候找毛主席谈一下，把自己的真实思想掩盖一下，并试探中央对我的态度。那时已经到了半夜，主席已经睡眠，但我还是硬请他起来长谈了三个钟头。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完全反常的、不顾主席健康的行为，实在感到惭愧。
　　第三阶段，我同主席谈话之后，自己发觉个人主义患得患失的一些想法都暴露了，心里十分懊悔，又害怕继续暴露出来，所以，在以后一段休养过程中，我一方面迁怒于苏联医生，怪睡眠疗法把我的神经弄坏了；同时又迁怒于陆璀同志和艾丁同志，顾虑他们会将我病中种种想法向党反映；另方面，又对来访的中央和各地负责同志表示冷淡，甚至拒不见面，害怕在谈话中又暴露了我的那些错误思想。












　　总之，我在养病过程中的种种表现，说明了我的党性是多么不纯，个人主义是多么严重，我是如何地辜负了中央、主席和华东各同志对我的爱护和期望。今天想起来，非常惭愧，非常难过。
　　第四，关于我在组织部斗争安子文同志及在处理此事过程中我对少奇同志不尊重的问题。
　　去年七八月间，我在组织部与安子文同志一度发生过严重的争吵。在争吵的发展和处理过程中，我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当时，由于我对安子文同志在三月间所提出的某种名单发生过错觉，加以在七月间财经会议上又受到某些同志对安子文同志的错误认识（说安子文同志敌我不分，组织部用人不当等）的影响，我就开始对安子文同志存在一种浓厚的宗派主义情绪，并从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情绪出发，产生了一种政治性的投机心理，即：企图在没有足够的材料根据下，通过一场争吵来发现和证明我对安子文同志的揣测的正确，藉以向中央、向少奇同志显示我的政治警觉性高和能够迅速发现问题；即使通过争吵得不出预期的结果，也可以在中央及若干对安子文同志的看法与我一致的同志面前，表示我与安子文同志早已划清了界限，并可以表明在名单问题上，我与安子文同志是无牵扯的。为达到这个政治性的投机目的，但当时又不便在组织部内提出名单问题，故我于七月中旬开始就有意抓住组织部工作上的某些问题和安子文同志的个别缺点，同安子文同志发生争吵，并采取了极端蛮横的态度和许多不正派的方法（实际上是党外斗争的方法），来斗争安子文同志。特别在七月二十二日子文同志向少奇同志报告说我把他们四人划成一个圈圈，企图在财经会议上斗争他并想把他赶出组织部之后，我没有遵照少奇同志的指示、劝告和制止，及时地停止争吵，反而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并因在这个问题上少奇同志不支持我和一再制止着我，而公开对少奇同志本人和私下向个别同志，并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解决此问题的过程中，均表示过对他的不满。这件事情的发生和发展，彻底地暴露了我思想方法的主观主义，暴露了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极为严重，党性极为不纯，作风极为恶劣，对党对同志极不老实。我在组织部争吵的错误发展的结果，不仅是打击了安子文同志，破坏了党的团结，使组织部工作受到很大损失，而且因为少奇同志是中央主要负责同志之一，是代表中央来直接领导中央组织部和我的工作的同志，我在处理自己同安子文同志争吵的这个问题上，不服从少奇同志的领导，不执行他的指示，不听从他的劝告和制止，甚至发展到公开对他不尊重。这在事实上就是不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就是不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和对抗党中央的行为。在组织部与组织工作会议中，我的错误的严重性正在于此。
　　以上是就我所犯的错误的总的方面及其根本性质来说的。现在我再把这件事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以及在每一过程中我所犯的错误，分别说明和检讨如下：
　　一、若干年来，我由于个别次要的工作关系，对彭真同志和薄一波同志怀着一种宗派主义的错误成见。在去年财经会议期间，由于某些同志对薄的批评与我过去对薄的看法相吻合，就更加深了我对他的成见。因此，我在财经会议期间，不仅未发现某些同志对薄一波的批评过分的那一面，相反地，还一再把这些过分的批评意见当做正确意见去向少奇同志反映；有时我甚至极错误地、胆大妄为地怪少奇同志不倾听别人对薄一波的意见。也就是说，过去在这一点上我对少奇同志是有些不满的。经过四中全会彭真、薄一波的自我检讨后，事实证明：过去我是从宗派主义情绪出发来向少奇同志反映对薄一波、彭真两同志的意见，因此我过去的意见是片面的，是错误的；而少奇同志对薄一波、彭真两同志的看法是全面的，正确的。
　　二、在财经会议期间，高岗同志在会议休息时间内，不止一次地同我谈到安子文同志“用人不当，敌我不分”。七月中旬，财经会议转入对薄一波同志展开批评之后，陈正人同志发现安子文同志有几天未到会，也向我谈起安子文同志有用人不当的错误，并说：“我和计划委员会都怀疑如果组织部的工作不加改进，能否从党的组织上保证国家计划的执行。”本来，我自去年三月以后，对安子文同志所提出的某种名单已有错觉，听了高、陈等人这些话之后，更增加了我对安子文同志的错误认识。因而，我就在七月二十二日组织部的部务会议上，对安子文同志表示极为不满，并且不问情由和不择手段地加以严厉指责。其目的一方面是促使安子文同志到财经会议表明他对薄一波同志的态度，一方面也是藉此在高、陈等同志面前表明，我与安子文同志并不一致，以求得他们对我的谅解。现在事实证明：安子文同志并未袒护薄一波同志，也无宗派活动。组织部工作的同志都是好的，并无用人不当的事实。至于所谓他使用的某个干部有政治嫌疑，直到现在尚无确凿的材料和证据。相反，正由于我对安子文同志存有宗派主义的成见，所以高岗、陈正人等同志的意见容易被我接受。所以，这种错误是应当完全由我负责的，而丝毫也不应当推到高岗、陈正人等同志的身上。












　　三、正由于我在七月二十二日采取极端错误的反常的做法斗争了安子文同志，所以引起了安子文同志极大的反感。他估计我如果不是神经失常，就是把他同薄一波等四个人画了一个圈圈，并存心要把他从组织部赶走。因此，他在当天晚上：就把他的这个估计报告了少奇同志，又在七月二十三日晨告诉了高岗同志。在七月二十三日晚上财经会议领导核心小组会上，高岗同志又把安子文同志的话告诉了我。我当时很生气，并丝毫未加考虑，立即在核心小组会上讲开来，使周总理感到为难。同时，我又错误地猜测安子文同志所以会想到我可能把他们四个人画成一个圈圈，及他所以会把自己的推测告诉高岗同志，可能与三月间某种名单问题有关（因为当时安子文同志告诉我，某种名单他是同高岗同志商量过的），所以在七月二十四日晚另一次财经会议领导核心小组会上，我又向高岗同志质问“名单”的事。可是这时正是毛主席发现财经会议对薄一波的斗争已经发展到有些偏差，因而开始提出应当从加强党内团结出发来收缩和结束财经会议的时候，而我在此时却在财经会议的领导核心小组会上两次提出这个与主席当时所采取的方针恰恰相反的“圈圈”问题与“名单”问题，实际上是火上加油，起了破坏党的团结的作用，并使周总理对财经会议的掌握增加了困难。这种错误也应当完全由我来负责。
　　四、在少奇同志告诉我安子文同志对我的上述误会之后即一再劝告我要冷静从事，不要向安去追问，也不要为此事再在组织部进行争吵。但我不仅未听从少奇同志的劝告和指示，反而对少奇同志说：“安说我有宗派我可以不管，但他说我把他们四个人画成一个圈圈，我一定要在组织部内弄清楚”。接着，我就在组织部的部务会议上“借题发挥”，以组织部检查官僚主义不彻底为题，要求开会专门检讨组织部工作，实际上就是逼着安子文同志做检讨。这个检讨会在八月中旬接连开了两天，不仅会议的召开是违背少奇同志指示的错误行动，就是会议上我对安子文同志的指责，也充满了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情绪。本来他检讨得很好，我却有意吹毛求疵，强辞夺理，把他的优点硬说成是他的缺点，对我自己的错误，则毫无自我批评，也不接受别人的批评。结果，不仅把本来已经可以解决的问题弄得复杂化了，而且使双方关系更加紧张，其他同志更加惶惶不安，造成工作上的很大损失，从而使少奇同志在处理我同安子文同志的关系问题上发生了很大困难。这种错误，也应当完全由我负责。
　　五、从组织部两天检讨会之后，由于安子文同志休假，特别是由于少奇同志坚决禁止我们再争吵下去，这才使得这场争吵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开幕之前，在表面上停止下来。在此期间，我们集中精力准备组织工作会议。我向中央所提出的组织工作会议建议，只主张就中央已经批准的文件进行讨论，而坚决不主张检查组织部过去几年来的工作。因此，关于组织部过去几年来工作的检讨报告，只由安子文同志个人仓促进行准备，事先未经集体研究和讨论。所以，各地同志对此报告提出许多批评，我是要负责的。同时，在组织工作会议期间，我为避免与安子文同志再发生误会起见，始终与各地到会同志未做任何单独接触。这也是使得当时组织工作会议开得不好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这点，同样是应由我负责的。
　　六、在组织工作会议期间，我为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名单的事又同安子文同志发生过争吵。当时对李楚离、龚子荣两同志是否应参加领导小组的问题，在少奇同志处研究时，安子文同志提议李、龚两同志应参加，我则认为他们可以不必参加；最后少奇同志根据我的意见批准了领导小组的名单。在名单宣布后，因有同志对此发生疑问，安子文同志即在组织部正副部长接头会上向我反映。我听后即责备安子文同志说话不择场合，并极力否认我是不主张李、龚两同志参加领导小组的，反说我也赞成他们两人参加；同时，并把责任推到少奇同志身上，说名单是刘少奇同志宣布和批准的。这是一种很不老实的态度。另外，在某次我同安子文、赵汉同志去翠明庄看各地同志时，曾同安子文同志谈起谭震林同志的特点，就是说谭震林同志容易走火。当时本想以毛主席深知谭震林同志为例，来告诉安子文同志对谭所说的“收回三权”的话不必加以深究，却说成毛主席在听到谭震林同志说“权、权、权”之后，只是笑了一笑。事实上毛主席在听到谭震林同志所说的“收回三权”的话后，曾立即对谭进行过严格的批评，并在财经会议后，为此分别召集各大区负责同志谈话，反复进行加强党的团结的教育。我这样毫无根据地、极不严肃的说法，不仅是表现我对党对同志不老实，而且在客观上是造谣，歪曲了毛主席的正确做法，损害了毛主席的威信，并可能产生对党的团结极为不利的结果。这个错误的性质也是极为严重的。












　　七、据安子文同志最近对我说，张秀山在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其内容多数是针对刘少奇同志，而以批评安子文同志的形式出现的。对于这一点，我在事先却无所知。反之，他发言中列举若干具体事例批评安子文、薄一波两同志，则恰与我的宗派主义情绪相投。加以他的发言中首先声明，他的发言内容事先已同毛主席、少奇同志谈过，故在他的发言稿印出之后，我未再行阅读过（因为在第一天大会发言之后，第二天就转到领导小组检查组织部内部的不团结问题去了，检查组织部内部不团结问题之后，就紧接着要我准备总结报告，因为我的眼睛不好，不能写，不能多看，因此，这些东西拿到我秘书那里我都没有看）。反之，在当天张秀山及其他各大区同志发言之后，我还感觉这些发言有事实，有分析，有建议，不像财经会议上那样乱套大帽子，因而感觉满意，并认为这个会议比财经会议有进步。今天来检查，当时我的这种想法，说明我在对安子文、薄一波等同志的宗派主义情绪之下，政治嗅觉已经麻木到如何严重的程度。正由于在这方面丧失了辨别是非真伪的能力，所以，我对张秀山的发言，始终未加批驳，客观上形成我是在支持张秀山来反对刘少奇同志。这是我自己意想不到的事，使我感到极为痛心。
　　八、关于我对少奇同志不尊重的问题，在前面我已经检讨了错误的性质及其严重性。至于说我在什么问题上用什么方法反对少奇同志，以及反对到什么程度，有什么目的，事实也就是上面各点中所涉及的这一些。因此，我不再重复说明。我过去同少奇同志的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少奇同志的领导，我一向是真诚拥护的。过去和现在，在方针、路线、思想、政策、组织原则等问题上，我对少奇同志从未有过任何怀疑或有过任何不同的意见。而只有当着我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情绪向上发展的时候，在对个别同志的看法上，我同少奇同志在一个时期内有过个别不同的意见。这就是上面所说的在对彭真、薄一波同志及去年七八月以来对安子文同志的看法上，我与少奇同志有过不同的意见，并在处理我同安子文同志争吵的问题上，我因少奇同志不支持我而对他表示过不尊重。在这个问题上甚至发展到公开对他表示不满，甚至错误地认为，对安子文同志争吵不能解决的关键不在安子文同志，而在少奇同志对我有误会。在张秀山发言这个问题上，我又在客观上给人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