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14李敖快意恩仇录-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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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势）。同时我也批评你，我不忌讳，如果我远远站在一旁，诚惶诚恐地“执弟子礼”，或是满纸“道席”、“钧鉴”，那未免太俗气。我喜欢你，为了你是一个“人”，有尊严、有味儿，我受你影响和期望自己的，也无非是在权威和群众底下努力做一个“人”，不出卖自己，不低三下四，我喜欢麝，为了它们在必要时会毁掉自己，为了换取不妥协。有一次我向殷海光开玩笑，我说：“殷先生，你在台大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几个自由主义者，一受军训，全都变成国民党了，据我所知，他们有几个还是自愿的。凭这一点，你应该佩服我。”
　　也许我值得骄做，为了我始终未曾放弃我的信仰，虽然受了不少苦，得了不少不方便，可是我不在乎，如果我有点才干而不能照我的意思来“行道”，我会毫不费劲地背起我的“自毁主义”下乡去。
　　我像不相信权威那样不相信传统，我是一个小人物，我不相信我能打倒什么，但是他们除非很费劲，否则也很难打倒我。我像一个王八，他们不理我，我可能冷不防咬他们几口，使他们气得血压高一高，如果他们勃然大怒操刀而来，那我就只好缩头不出，任他们花言巧语，我也是不妥协，我可能是一个最没出息的cynic，在青龙偃月之下，自信不能做文文山或史可法，只好选择罗素的泄气论，不过套一句蒋总统的话即“不到最后毁灭关头绝不轻言屈服”，这一点可得“最佳勇气奖”。好在我对自己目前的韧性还算满意，我从军队里走回来，还是无党无派无宗教，还可以很神气地写这封长信告诉你我还坚守我们的岗位，在你大博士的领导之下，一同长期发展，一同宣传自由主义，一同歌颂马维君的美丽。惟一不同的是你是头儿，我却不过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助理，想想“宁下勿高”的哲学，也许我比你还痛快。收到你限时寄来的一千元，开心之至，温源宁、朱文长他们都记述过你慷慨解羹的故事，今天我竟身受其惠。裤子既赎回，可说句大话，就是钱本是身之外物，你对人的体贴该考第一，你用你收下我送的书的事来“诱”我收下这钱，其实这是不能相提并论等量齐观的。钱是可爱的，可是我若收了，我不能找理由说这是不“苟取”，老祖宗们鼓吹“一介不苟取”，何况一千元乎？所以在这件事上，我要坚守固有道德一一不能收。你既然这么好心帮我一，个大忙，那么就让我把它作为一项借款，用它救一下急，周转一下，缓一口气，我决定在明年三月十二日还你，“你千万不要推辞”，这样办，又不过分贪财，又不过分捐介，又没有利息，又穿上裤子，还是再好没有了！
　　如果“谢谢”两个字能表达我的感动，我一定毫不迟疑地用它来表达；如果我不用这种字眼，请你允许我寻找另外一种表达的方式。
　　　　　　　　　　　　　　　　　　李敖　一九六一、十、十夜深
　　这是一封动人的信（内容关于爸爸做地下工作那一部分，胡适死后，地下工作的主持人吴焕章先生予以澄清，证明我怀疑的并不正确），胡适看了这封信，拿给一些人看，当他拿给叶明勋、华严看的时候，得知严侨之死，只是误传，他赶忙写信通知了我；不过，当他拿给徐高阮看的时候，却被这共产党变节者，国民党卧底特务、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扣住不还。这时胡适突然死了，信落在徐高阮手中，变成了李敖“知匪不报”并且“预谋投匪”的铁证，最后，徐高阮联合了胡秋原，把这封信发表在胡秋原办的杂志上，并检送原信，告到警备总部。从法律观点看，本案李敖“知匪”之时年仅十多岁，期间已过十多年，时效自然早经消灭。警总承办此案的魏宜智上校当然清楚这些法律，但要整人，也不愁非法办法可循。魏宜智他们显然权衡得失，放了我一马。三十一年后，我在复兴南路上碰到退休的魏宜智，驻足小聊，往事如昨。经过三十一年的岁月，邪恶的徐高阮早已地狱单行，而发表这封信的胡秋原也换来横祸双至：不但以诽谤被我告，要赔我钱，并且我以假扣押方法，还在他“府上”贴了封条！最反讽的，是当年把自己戴过的红帽朝别人头上掼、举发李敖是“匪谍”的胡秋原自己，居然跑到“匪区”去了，并公然主张联“匪”统一，今天且是所谓统一联盟名誉主席！人世角色转变，滑稽如此，真不知胡主席何以自解也！天下竟有一边“”抓“匪谍”一边喊联“匪，，的，这是哪国的“一介老儒”啊？雷震日，己中透露胡秋原此人“反反复复”，雷震大概不知道“反反复复”的实际记录，计开：胡秋原做共产党（含共青团），前后二进二出；做国民党，前后三进三出，自国民党、共产党成立后，谁有他这样“反反复复”的记录啊？
　　最可耻的是，以这样又红又蓝忽红忽蓝的人，居然还举发另别人是“匪谍”呢，胡秋原发表我这封信后，写读后感说：“照我的判断，此信是一种匪谍对胡适先生施用‘统战’手段的信。”这是公然举发我是“匪谍”了。我很高兴胡秋原在三十一年前就有这种先知式的举发，这位做过共产党特别党员出身再转为国民党大员的“匪情专家”对我如此恩宠，一朝中国共产党解放台湾时，我自当以他锡给我的“匪谍，，证明前往归队呢！我给胡适的这封信，最后竟惹来这样荒腔走板的大祸，自非胡适始料所及。
　　一九六二年一月，胡适死前不久，对我有所评论，评论之言，都收在他的秘书胡颂平编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里。胡适说李敖“喜欢借题发挥”，说“作文章切莫要借题发挥”，他能够看出来我写文章的“喜欢借题发挥”，是他的高明处，但他把“喜欢借题发挥”看成一种大忌，却是他的大错特错。胡适在一九三0年写“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辩护他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曾说考证《红楼梦》只是“消极”的目的，他别有“积极”的目的，那就是借小说考证来“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教人不要“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考证《红楼梦》是本题，是“消极”的；考证以外“借题发挥”的题外有题，才是“积极”的。胡适的毛病在他做这种双轨作业时，在本题上陷入走火入魔、积重难返，因此虽未舍本，却舍了更“积极”的本，最后“功夫”总在“雕花手艺”上，“缠小脚”而死。死前且不知道“借题发挥”的真义了，真是悲哉！
　　至于我自己，我绝对不会发生他这种错误，我在写作上，大体都能坚守经世致用的检定标准，我总是用大学问“大手笔上显功夫”（本题），紧接着就是画中有话（借题发挥），我的真正目的不在泼墨，而在使敌人全军尽墨。最后的转折，就是借题发挥，淋漓尽致而后己，苏东坡讲作文要行云流水，我的行流最后，竟是怒潮飞瀑、一泻千里。借此种深意，胡公不知也。
　　胡适是我在北平念小学、念初一就久闻大名的学者，在台中一中时，从陈正澄那里借到《胡适文选》、又在旧书店买到《胡适文存》一、二集、又看到《中国哲学史大纲》等，使我对他大为佩服，但绝没想到，在他生前死后，竟跟我有那么多的奇缘与横祸！事实上，奇缘后来还在衍生呢！他给我写的字，为了义助慰安妇，我拿出拍卖了一百万，由台大医师陈耀昌义买了；他送给我并题字的华严《智慧的灯》，我点名叶明勋、华严夫妇以一百万义买了（他们夫妇出了一百万后，又把该书捐给胡适纪念馆了）。这种奇缘还没停止，到了一九九八年更妙了，我在历史系同班者同学陶英惠，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身份兼领胡适纪念馆，我跟他说：
　　“过去胡适纪念馆一直被垄断，胡适留下的稿件我们都不能完整看到，钱思亮当年说胡适有一封给我的信的残稿，能不能找找看啊？”英惠答应了，他嘱咐在纪念馆工作的朋友们找找看，回报说找不到。可是过了几天，英惠突寄来一信，打开一看，赫然是那封信的影本！共四页，第四页写了一行，就停笔了。英惠告诉我，柯月足小姐在整理胡先生藏书的时候，忽然在书与书架问的空隙处找到尘封多年的几张纸，打开一看，原本就是这封信。信的第一页左上角有钱思亮的亲笔（钱思亮做中央研究院院长时，陶英惠做过秘书处主任，所以认识他的笔迹），上面写道：“这是一信（封）胡先［生〕没有写完的信，请妥为保存，因为这是胡先生人格伟大和做事认真最好的一个证明。”既然上有钱思亮亲笔，可证放在那么隐秘所在，绝非胡适生前所为，那么这又是谁干的事呢？为什么不把这封信放在胡适稿件中呢？真令人想不通。可能有点“阴谋论”的缘故，有人阴谋之后，忘了或不便弄出纪念馆，所以就尘封了。这一尘封，一下子就是三十六年！三十六年间，胡先生墓草久宿，收信人也由少而者，人世沧桑、玄黄乍变，也都不可思议。但最不可思议的，倒是这四张信纸，它历经三十六年，终于给我看到了。写信人是这样下笔的：
　　李敖先生：
　　我知道这一个月以来，有不少人称赞你做的《播种者胡适》那篇文字，所以我要写这封信，给你浇几滴冷水。
　　我觉得那篇文字有不少的毛病，应该有人替你指点出来。很可能的，在台湾就没有人肯给你指点出来。所以我不能不自己担任这种不受欢迎的工作了。
　　第一，我要指出此文有不少不够正确的事实。如说我在纽约“以望七之年，亲自买莱做饭煮茶叶蛋吃”——其实我就不会“买菜做饭”。如说我“退回政府送的六万美金宣传费”——其实政府就从来没有过送我六万美金宣传费的事。
　　又如说“他怀念周作人，不止一次到监狱看他”——我曾帮过他的家用的小忙，但不曾到监狱去看过他。（我至今还想设法搜全他的著作，已搜集到十几本了；我盼望将来你可以帮助我搜集：我觉得他的著作比鲁迅的高明多了。）
　　又如你说“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You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
　　——我就不记得我在什么时候引用过这句话。
　　别的小小“不够正确”的例子，如你引的“旧梦”，第二行原丈是“瞥见飞檐一角”，第六行原文是“没人懂”，又此诗应分两节写，前后两节各四行。又此诗引在此文之首，你的意思我不大明白。又如此文中用的英文字有“multanimity”似是不见于字典的字；又有“nonpunitive　reaction”似乎也不很正确？
　　在“经历和著作”里，也有很不正确的地方，如我在康奈尔只得了B。A。，并没有经过M。A。的阶段，就直接准备博士学位的工作了。
　　我的《播种者胡适》是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发表的，胡适信中说“这一个月以来”，自是二月间写的信，他死在二月二十四日，可见这封信是他死前不久写的；那时他七十二岁。
　　这封信，写得又认真、又婉转、又诚恳，足见此公高明光大的一面。不过他不知道我写出的每一件，都是有所本的，都是印在别人的书里的，不是我捏造的。只是有的所本的资讯有问题，我也跟着“不够正确”了。像退回六万美金宣传费的事，我根据的是一九四二年的Curreltt　Biographt、Vol。LXXIX　No。9的Time杂志也都文证俱在；像到监狱看周作人的事，我根据的是陈之藩《在春风里》第十八章“周作人坐监时，他（胡适）去探监”的记载……我都有所本，既然胡适本人亲笔否认，自当以当事人自己的更正为准，以免“不够正确”。不过，胡适年纪大了，有时他的记忆力可能出了点问题，例如“You　can't　beatsomething　with　nothing”那句话，他说“我就不记得我在什么时候引用过这句话”，事实上，这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他写给苏雪林信中引用的话，信的原文是：“今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提出Governor　Landon（兰敦州长）来打Roosevelt（罗斯福），有人说：“You　can't　beat　somebody　with　nobody，”（你们不能拿小人物来打大人物）。我们对左派也可以说：“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你们不能拿没有东西来打有东西的）。只要我们有东西，不怕人家拿‘没有东西’来打我们。”胡适老了，他完全忘记了；又如《旧梦》那首诗，他说我引用“小小‘不够正确，”，他说第二行原文是“瞥见飞檐一角”，第六行原文是“没人懂”，但我引用的根据，是初发表时刊在《新月》第一卷第六号（一九二八年八月上海出版）上并收入胡不归《胡适之传》里的原文，明明是“露出飞檐一角”，明明是“（声苦）无人懂”，胡适老了，他完全忘记了，可见胡适纵为当事人，“不够正确”，也未能免。……陶英惠来信举胡适写给杨联升的信，自道记忆偶出故障的事，我想人老了，谁都避免不了了。
　　胡适死前头一天，他还“下条子”，请他的秘书胡颂平把他写的《康奈尔传》送给我，他对我的好意，真可说至死方休。我想我是他青年朋友中，特别另眼看待的一位，我想我也是惟一不负他期许的一位，虽然我对他的论断，他不一定服气。照杨树人的回忆，胡适当年看了我写的《播种者胡适》，还甚为不悦呢。
　　在五四人物中，我认为胡适是头脑比较清楚的，在肯定个人价值与英美式民主方面，他更显得头脑出众。胡适忧虑五四以后思想自由被国民党与共产党左右“双杀”，他苦口婆心又小心翼翼地特别强调他一贯的个人主义的重要，他在五四以后十一年写道：“这个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教我们学斯锋曼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少年的朋友们，不要笑这是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陈腐思想！我们去维多利亚时代还老远哩。欧洲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