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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卓散文集-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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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刀，披一身风沙，你来了？ 。你教我们唱歌，教我们演戏，教我们认识人
间的真理？ 。我们爱你，敬你，在我们眼里，你是一颗亮星？ 。你走了，我
们的心也生了翅膀，飞到遥远遥远的你生活和战斗的地方？ 。我们记住了你
留给我们的话：‘不要珍惜过去的珍珠的日子，珍珠的梦，吹开新生花朵的，
你们是春天的风’。”最后那一段所写的他留给我们的话，我想未必他真是这
样说的，只是，他的确热忱地表示过对我们的期望。我看见过两份内部材料，
都说他是１９４０年春到延安的。但我这首诗的末尾注明了是写于１９３９
年１２月１２日。那么，他离开重庆的日期应该是在这以前。
后来，我们知道了他在延安主演《兄妹开荒》的盛况，深以他曾经是
我们的领导人、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的朋友为荣。我相信我们还会见到的。
但在解放战争时期，却得知他在东北翻车遇难的消息，使我深感悲痛。１９
８８年
我的照相册
如果说人生是一本打开的书，那么，照片就是最真实的插图。
我的照片很有一些。有的已安置在照片册上，大多数还散放着没有清
理。其中几乎都是近十年照的。在解放以前——在我的青少年时代，私人照
相机还很不普及，我无力购买，要照相大都要到照相馆去，所以拍照不多，
解放以后两次抄家，全部搜去了，后来虽然退还，又遗失了一些。但我幼年
时期和后来求学的各个阶段，以及开始走向社会时，都还多多少少的各留下
了一点。其中幼年和少年时期的几张，是很值得珍贵的。
一张是我和曾祖母，还有几位叔父、姑姑合照的。当时我大约是３岁
吧，戴着大绒球顶的瓜皮帽，穿着黑色的小马褂和浅色的长袍，站在曾祖母
的旁边，圆圆的脸，稍稍歪着头，大睁着惊奇的眼睛望向前面。这大概是我
第一次照相。
一张是我和姑姑合照的。姑姑（那时是中学生）坐在椅子上。我站在
一边，拿着一本书，似乎很用功，但眼睛却望着照相机，当时大约是八、九
岁，不长的头发搭向前额，穿着毛线衣，黑长裤。
一张是我和一个远房的叔祖母，还有妹妹，几个堂弟合照的，我留着
分头，穿着双口袋衬衫，短西服裤，背着手站着，装着雄赳赳的模样，当时
大约十一、二岁。
这几张照片都是在照相馆照的。风云变幻，其间已流逝过五、六十年
的时光。照片已经破损并发黄了，照片上的人大都已不在人世了。我也垂垂
老矣！看着幼年时的那几张照片，真难以相信那就是自己。那以惊奇的眼睛
望向前面的３岁小孩，他看到了什么呢？他能看见什么呢？ 。
我的业余兴趣
我的兴趣较广泛，爱好较多，那渊源还是在于我的青少年时期。
看到我这么老迈瘦弱，未必会有人相信我少年时曾立志想当一名运动
员。我幼小时经常玩“侦探捉强盗”一类的游戏，和同伴们在大街小巷中出
入奔跑。进初中时，我狂热地爱上了足球，是一个自以为很不错的守门员。
后来还练习中距离赛跑，代表学校参加过全市中学运动会的比赛。我也喜欢
打篮球、排球，喜欢游泳。
读高中时，我又热衷于唱歌，演戏。我的嗓子似乎还不错，但跑调很
厉害。偶而一声高啸也许可以听得过去，唱整支歌就不行了。在高中、大学
时代，我一直没有停止话剧的演出活动，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以前，
我当过几个月的职业演员。在解放前半年，我在鸡公山中学教书时，还和学
生一道登过台。
中学时期，我喜欢下象棋。读大学时，则迷醉于桥牌，有一段时间，
消耗在上面的时间大概比我上课的时间少不了多少。
解放以后，我几乎停止了体育活动，只是偶尔游游水。在我的影响下，
我的三个孩子在十多岁时都已能横渡长江。在十年前，我教我的第二个男孩
和他的伙伴们踢足球，旁边的观众中，有人猜测我是“老湖北队的”，这不
免使我得意。其实我只能做做样子。篮球、排球已经与我无缘了。但对体育
的兴趣还保留，很关心体育动态，喜欢阅读一些有关运动员的传记，而在荧
光屏前，我是每一场运动比赛的忠实观众。
当然，我再也没有粉墨登场了。不过，话剧、电影我还是非常爱好。
至于音乐，那是我一直保留下来的嗜好。听听好的唱片、好的录音带，参加
一场好的音乐会，在我都是一种享受。不过，近年来，这种好的音乐会实在
不多。偶尔我还唱歌，在海边，在大江上，在草原上，在大森林中？ 。或是
当郁闷的时候。二十多年前，我常抱着出世不久的第二个男孩，轻声唱印度
尼西亚的民歌《宝贝》，现在他已长得比我还高了。前两个月，我得了一个
孙女，我又常抱着她唱“阿拉木罕怎么样？她是不胖也不瘦？ 。”，将这当
作了催眠曲，而她果然也就在我的歌声中入睡。
我喜欢美术，从高更、珂勒惠支等的画册，到卜劳恩的漫画集《父与
子》，我都珍藏。
我也喜欢旅行，正如我引用过的一位美国女诗人的诗：“没有我不肯坐
的火车，也不管它往哪儿开。”也喜欢？ 。总之，广泛的兴趣调剂了我的生
活，也使我的感情不像我的头发那样苍白，使我的心不像我的前额那样满是
皱纹。
“老夫聊发少年狂”，“一事能狂便少年”，那种境界，我心向往之。在一
部有关我的电视片中，我觉得最值得珍贵的镜头是我和少年们一道踢足球，
虽然我只踢了几分钟。
我的“书法”
最近看到了翼南发表在《今古传奇》上的一篇文章，其中谈到他将我
用毛笔在他的一本纪念册上写的两句话给程云同志看过，“艺术家程云极称
道曾卓的书法”云云。我忍不住呵呵大笑，不是高兴于他称道了我的书法，
而是讶然于我的“书法”（这的确是需要加引号的）竟受到了称道。
前些天去一家医院进行体检。院方领导要我写几句话留念。笔墨纸张
都已准备好了。我再三说明我的字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水平，他们认为我是客
气谦虚。情不可却，只有硬着头皮在洁白的宣纸上写了几行，真是信笔挥来，
在气势上可说是“龙飞凤舞”，如果看字，评之曰“不堪入目”可谓恰如其
分。我为白白浪费了一张宣纸而惋惜，更愧对主人的盛情，我感到主人也因
为出乎他们的意外而有些尴尬。
我的父亲的字写得不大好，他可能有一些痛苦的经验，因而经常告诫
我要练好字，说字是“门面”，字写得不好将来在社会上会被人看不起。我
进小学前就描过字，写过九宫格，临过柳体、颜体。但都只是——用母亲的
话说——“鬼画桃符”，草草写完，脸上手上还有墨迹，就冲向门外打球或
作游戏去了，母亲追都追不及。在进初中以后，我就几乎不用毛笔了。
当年有人写信给鲁迅先生称赞他的字。鲁迅回信说，他的字谈不上好，
但也写了５０年了，当然大致还看得过去。而我写字已６０多年了，不但不
成体，而且简直不成形，这当然因为我缺乏基本功，没有苦练过。我又总是
图快，牛汉说我“他连写字都是匆忙中一挥而就的，我没有见过他写过工整
的楷书”。而我还有一种自我解嘲，我的字不好可能还有一个天分问题，“三
分人事七分天”，不是有许多人也没苦练过而写的字还颇看得过去么？！
由于字不好，的确使我吃过一些亏，遇到过一些难堪的场面。念书时
常常因字不好而受到老师的批评且不说了。当我大学毕业后，第一个职业就
是教高中三年级的语文。我在讲台上先发制人，声明我的字很坏。而在讲课
中总是半背着黑板随意而划，用以为我的字的拙劣作掩饰，但我还是因同学
们的轻视的眼光而惶然。好在我的课讲得还不是那样糟糕，所以没有被轰下
去。这些年来，在游览一些名胜或参加一些学术讨论会时，需用毛笔题字时
我就远远躲开了。有时采取别人写字我和其他不善写字的人共同署名的办
法，也应付过好几次。有时被逼得不得不写，那结果就往往使主客双方都感
到有些尴尬，一如我前面就提到的那一次。
但我还是有的字被制成了版和悬挂在公共场合，熟悉的友人偶尔向我
提到时，脸上都浮显着一种——怎么说呢，就说是“神秘的微笑”吧。
研究者说，字与为人很有关系。信然。从我的字就可以看出我的浮躁、
稚拙、不羁的性格。程云同志当是在“不羁”这一点上称道了我的“书法”
的。有友人劝我多写写毛笔字，并送来了文房四宝，说练字也是气功的一种，
并可养性。我很感谢他的好意，并信服他所说的道理。俗语说：“八十岁学
吹鼓手”，我何妨七十岁来学书法呢。
我下定决心从明日开始。不过，“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还是
蹉跎复蹉跎。冷静一想，又不免感叹“明日何其少”了。
一次难忘的险遇
旅行诚然是生活中的一大快乐。不仅是名山大山，就是一座小小的县
城，一个僻远的村庄，我都愿意看看，如果我没有去过的话。只是在旅途中
也往往会遇到一些困难、挫折，甚至使得你烦恼、狼狈的事。这里我想谈谈
我的一次遭遇。１９８８年的１２月，应联邦德国一位友人的邀请到那边进
行访问。我出过国，那是参加一个代表团，带有翻译，一切事务有人照管。
而这一次我是单独出行。出国机票是德国友人寄来的，泰国航空公司的飞机，
要去香港登机。我于起飞的头一天乘火车从深圳到九龙，是晚间到达的。在
车站前商场的电话亭打了一个电话给一位朋友，他要我等着，他有事，将请
一位先生来接我，那位先生的特征是留着大胡子。我置身在熙熙攘攘的商场，
守着行李。过了四十多分钟，接我的人来了，虽留着大胡子，却是一个三十
岁左右的瘦瘦的年轻人，穿着随便，又显得潇洒。他帮我叫了一部出租车。
上车后，我们简单地交谈了一下，他就不大说话了。他告知了他的姓名。职
业呢？他说没有正式职业，是画家。不到一小时就到了我那位朋友的家。他
的妻子回大陆了，他要我和大胡子都住在那里。明晚他要参加一个宴会不能
送我，还是请大胡子代劳。我们谈到深夜。第二天起床后，吃完早点，我就
独自上街了。朋友要我下午五点钟前赶回来，因为飞机是晚七点起飞。他叮
嘱大胡子在家里等我。我到中环路和海边看了看，到几家书店逛了逛，后到
三联书店去看一位朋友，她请我吃了午饭，谈了些香港的情况，我就赶回住
处了，看看表，五点还差一刻。上到三楼，我看见那位大胡子艺术家坐在门
口的楼梯上。看到我，无精打采地咕哝了一声算是招呼。为什么不进房呢？
他说把交给他的钥匙丢在房里了。我说赶快找主人吧。他说打过电话，有事
出去了。我愣了一会，也就在他旁边的台阶上坐下。大胡子再也不说话了，
用一把剪刀在剪一个饮料罐。我告诉他，飞机七点起飞，我的机票和行李都
在房里呢。他回头看了我一眼，低声地说“我知道，”又继续专心地剪他的
玩意儿。我心如火焚，但也不好再说什么。一会儿，他似乎完成了他的杰作，
站起来，用剪过的罐头皮——原来他是剪了一把钥匙，去开铁门的锁，居然
打开了。那一声“咔嚓”，在我听来是最美丽的音乐，心境豁然开朗，对他
的感激和钦佩之情油然而生。但我高兴得太早了，他的杰作对于那正式大门
的锁毫不起作用。他左试右试，大门就是打不开。他又坐下了，还是那么镇
定自若。他拿出烟，给了我一支。我们不声不响地并坐在台阶上抽烟，我提
出是不是去找一个锁匠。他摇摇头，意思似乎是一时难找。我真想大声问他：
“那么怎么办呢？”但还是忍住了。我又想提出是不是把门砸开，但也知道
这是不行的。我又幻想着念几句“芝麻，芝麻”，大门会不会自动打开呢。
我苦笑了一下。对这位大胡子产生了恼怒的心情。如果是熟人，我早就要将
他骂得狗血淋头了。但我只是抽着烟，并不时看看表，时间似乎过得特别快，
五点半，五点三十六分，五点四十分？ 。我完全绝望了，再等下去就赶不上
飞机了，开始想着是不是去打电话通知将在德国机场接我的德国朋友和我的
在德国进修的儿子，想着回到武汉后如何向为我这次德国之行忙碌了半个
月、殷殷送我上火车的老伴交待？ 。而那个糊涂蛋大胡子只是不声不响地抽
烟。反正又不是他的事，他没必要着急。只是，我斜眼看去，他额上已沁出
了几滴汗珠。天啦，难道我的这次难得的旅行就这样葬送在这个大胡子手里
吗？！我陡地站了起来，大胡子仰起头睁大了眼看看我？ 。而这时，我听到
了上楼的脚步声。大胡子也站了起来。呵，我深深地喘了一口气，是我那位
朋友回来了。他看到我和大胡子站在门口感到很惊讶：“怎么，你们还没有
走？”
当他弄清了是怎么回事后，捶了大胡子一下，回头对我说：“真是你的
运气，我原想直接去参加一个宴会，临时想到该换一套衣服，这才回来的。”
大胡子叫了出租车送我上机场，还为我付了车费。当我在飞机上坐定
后，突然想着：如果我现在还和那该死的大胡子坐在楼梯的台阶上呢？？ 。
简单的交往，几乎影响了我一生
— —记我与胡风的关系谈到胡风先生与我的关系，如果仅仅限于交往，
那是十分简单的，用不多的话就可以说清楚了。但如果从另一面看，几乎影
响了我的一生，这不仅是指我曾被定为所谓的“集团骨干分子”，因而长达
近２５年在一种险恶的处境中，而且也是指在文学思想上和在对待人生的态
度上。
１９４０年的夏天，胡风当时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任教，邹荻帆带我
到他家去看他，那是离学校不远的农村中的一间小土房。他一家人正围着一
张低矮的小桌吃晚饭。他穿着背心和短裤。他赶快扒完几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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