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散文集-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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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家去看他，那是离学校不远的农村中的一间小土房。他一家人正围着一
张低矮的小桌吃晚饭。他穿着背心和短裤。他赶快扒完几口饭，过来接待我
们。那以后不久，也是荻帆带我到重庆张家花园中华文协去看艾青，他也正
在那里。再就是１９４７年春在南京，剧专剧团公演路翎的话剧《云雀》，
我在后台碰见了他——他是特地从上海赶来看演出的。解放前我们就只见过
这么三次面。在重庆一般的文学集会的场合，我还看到过他，那就谈不上什
么了。就是这三次见面，时间也都很短暂，没有进行多的交谈。但每一次见
面都还留下了一点印象。初次见面的那一回，他交了一叠稿纸给荻帆，出来
后荻帆告诉我，那是他写的《论民族形式问题》的部分原稿，要抄一份送往
延安去。第二次见面的那一回，他和艾青正在对将要在《七月》上发表的吕
荧写的《人的花朵》一文进行讨论。１９４７年的那一次，有人谈到一位熟
人被国民党逮捕的消息，他听后默然久之，但可以感到他心情的激动。
我没有在他编的《七月》、《希望》上发表过东西。１９４２年，我听
说他认为我的一篇受到有一些人赞扬的散文诗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情
调”，我相信这话是真的，因为他当时正在编《七月诗丛》，约了我的几个朋
友编集，却撇下了我，这很使年少气盛的我感到难堪，而且颇为忿忿，就发
誓不向他编的刊物投稿。
解放初期，我们通过两次信，一次是我请他对我发表的一个独幕剧提
提意见，他回信倒是给予了鼓励的。另一次是，我认为他在一本文集的后记
中，批评一位同志的态度和语气是过分了。他回了一封短信说：你不认为他
写的那篇批评我的文章的态度和语气是更过分么？我把那篇文章找来看了，
就再没有说什么。
从１９４７年夏到１９５３年春，绿原和我都在武汉。绿原和胡风保
持着联系，有时他将胡风的来信给我看看，特别是解放以后的那几年间。１
９４８年在香港展开的对胡风的批评并没有能说服我，倒是后来胡风作为回
答的那本《论现实主义的路》，我认为是很有分量、很有水平的。对于解放
以后他的处境我颇为同情。１９５３年，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期间，我和几个
朋友一道去看过他几次，这才有机会听到他较多的谈话，直接对他有一些了
解。他对当时的文艺现状是不满的，对于那次文代会认为也难以解决问题，
他也谈到了几年来自己的遭遇，我感到了他心情的苦闷、激动和焦躁。我后
来和绿原谈到，他要冷静一点才好？　。。绿原同意我的看法，并说路翎也有
同感。绿原要我直接找胡风坦诚地谈一谈，说这是有必要的。但我感到，我
和他不熟，又是后辈，不便谈，就罢了。一年多以后，胡风托绿原转告我，
要我对他过去的理论工作谈一谈意见。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也没有谈。而且，
那正是１９５５年大风暴的前夕，根本不是谈理论问题的气候了。
我们过去的交往不过就是如此，有什么可多说呢？
然而，我年轻时在文艺思想上，特别是在对于诗的观点上，是深受他
的影响的。
我最初是由于对鲁迅先生的热爱而注意到他的。我将他看作是鲁迅的
战友和学生，当时有这样看法的人是不少的。他发表在《文学》杂志上的《林
语堂论》和发表在《文学季刊》上的《张天翼论》（记得署名是胡丰），他和
周扬关于典型问题的论战，我都认真阅读过。
那一场由他的一篇文章（那是鲁迅和雪峰授意他写的）而引起的关于
两个口号的大论战，是当时我和几个少年朋友们经常的话题。我们未必很了
解问题的实质，但本能地是站在鲁迅这一边的。后来，他编的刊物（从《海
燕》、《工作与学习丛刊》到《七月》、《希望》）、丛书，我大都看过。我认为
他是一位严肃认真而且是有很高审美水平的编者。他陆续出版的几本论文
集，我都反复读过。可以说，在我的青少年时期，在对文艺的基本理解上，
我受他的影响最大，并培养了我对理论的兴趣。由于我写一点诗，我非常注
意他的关于诗的理论。
他强调“战士和诗人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认为真正的诗人必须为人
类的自由和幸福而斗争；强调诗人必须深入生活，必须与人民共呼吸；强调
诗人必须将思想化为自己的血肉，表现为对待生活的激情；强调诗人与诗的
一致，诗的表现力与人的战斗力不可分；同时也强调诗必须是诗，对诗的艺
术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　。这些都给了我以教益。我现在对诗的一点理解，
就是在那个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传说的他对我的一首散文诗是“小资产阶级
情调”的批评，也曾使我暗自反省，我后来在写诗的道路（也就是在做人的
道路）上就有所警惕。而且，我感到可贵的还在于，他的理论文章洋溢着激
情，不仅是以道理来说服读者，也是以他燃烧着的心来感染、鼓舞和激励读
者的
由于事态是逐步发展的，对１９５５年夏季的那一场大风暴，我不能
说毫无思想准备，但问题提到了那样的高度，还是令我惊骇和悲痛，虽然我
尽可能从大的方面（政治需要），从原则上去加以理解。我自认为虽深受胡
风文艺思想的影响，但和他并无什么关系，所以在第二批材料的“按语”中，
将我定为“骨干分子”，也是出我意料之外的。那以后的二十多年间，我就
处在与世隔绝或半隔绝的状态。对于受到牵连的友人们的消息，几乎一无所
知，有一些道听途说的消息，也不知是真是假。一直到１９７９年的夏天，
友人田一文从成都来，说在那边的一家招待所见到了胡风，才澄清了一些关
于他的传言。那么，他还活着！我为他去了一封问候的信。他很快回了我一
封短信，谈了一点他的近况和心情，还对我的一首刚发表的诗提了一点修改
意见。看来，他的思路清晰，字迹也还是有力的。不久后他到了北京。
１９８０年我在北京见到他，却是在一家精神病院的病房中。他是由
于幻视、幻听被送进来的。那病房宽敞、整洁，而我在精神上总还是感到一
种压抑。我是将近分手三十年后第一次看到他，还可以认得出来，但显得虚
弱而衰老。那一天，他的神智还算清醒，能谈谈天，话不多，而且只能用低
微的沙哑的声音。他用喜悦的口吻谈到了前些天《光明日报》上登了一则有
关他的消息，说那是二十五年来第一次在他的名字前不带“形容词”。谈到
了他被任命为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顾问，也是二十五年来第一次他以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出现在艺术研究院张贴出的选民榜上。他指着桌上
的一叠书给我们看，说：“那是我过去写的东西，是一位老朋友最近给我送
来的，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到自己的东西了？　。”他在喜悦中甚至流露出一
种天真的神情。
他没有提到自己这些年来的遭遇，只是叹息着说了一句：“我们过去犯
了什么法呵！”而当谈到还活着的和已不幸去世的朋友时，他含着泪说：“这
些年，他们为我吃苦了？　。”他说：“我相信党，相信群众。我怀着这样的
希望生活好多年了——正是这样的希望支持我走到今天，支持我走下去。”
但是，我也感觉到了他的病态的一面：他还是有一些惶惑甚至惶恐，
对有些事将信将疑。我和同去的一个年轻的同伴向他说明了新的大好的形
势，尽可能地安慰他。他不断地点头，说：“是这样！是这样！”
第二年，我因工作去上海。他又正住在那里的一家精神病院里——是
由于幻视、幻听比过去严重，从北京转移来的。一般不让人去探望，我设法
去看了他一次。只坐了一会。他不大说话，而且露出一种不安的神情。我只
好告辞走了。
看起来，他的病情比我在北京去探望他时更严重些，我很担心会恶化。
但他终于渐渐好了起来，回到了北京。我在报刊上看到他发表了不少文章，
还看到他出席一些会议的报道。
—　—这位八十高龄的老人，虽然带病，仍不肯好好休息。
这几年间，我到北京时，总要抽空去看看他。他静静地微笑着，不大
说话。有时闭上眼睛，我不知道他是醒着还是睡着。但可以感到他的思路已
恢复正常，他的内在精神力量远比身体要强，这从他发表的文章中也可以看
出来。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是１９８５年的元旦。我和参加中国作协第四次代
表大会的过去被指为“集团骨干分子”的几个朋友一道去看望他，还合照了
几张像。我没有想到那就是最后的纪念。
就在那一天，我劝他到湖北走一趟。他已多年没有重回故乡了。他摇
摇头，微笑着低声说：“一动不如一静”。那以后不久，武汉将举行“黄鹤楼
笔会”，因为他是湖北人，又是诗人，我提议邀请他，虽然我想他是不会来
的。意外的，他却表示愿意来。但准备动身前到医院检查，却发现患了癌症，
而且已到晚期。后来，一位参加了笔会的友人回到北京后来信说，到医院去
看过他，告诉他我们是多么盼望他去。他摇摇头说：“我再也去不成了。”说
对热泪盈眶。那么，对于故乡，对于生活，他还有着深深的眷恋？　。我不知
道他临终前回顾自己坎坷的一生时有着怎样的心情，是不是也热泪盈眶呢？
如果是的，那不是伤心的眼泪，而是对生命、对斗争的执着——在他复出后
的这五、六年间，他是依然在继续为自己的信念、自己的追求而斗争着的。
在什么地方他写过这样意思的话：如果不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几十
年来他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我也亲自听他说过，是由于对党、对群众
的信任，支持他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而他到了晚年，终于亲见了一个新的
伟大的历史时代；他自己也得以摆脱了被投掷在身上的污秽，站在时代的阳
光下面，而且，他也得以以一个真实的面目，站在新文学的发展史中间。
我看到新文学史研究者，将我也看作是“七月派”的一个成员。我并
没有在胡风编的刊物上发表过东西。但从诗的战斗方向上说，从诗的总的风
格上说，是可以这样看的吧。至于就我个人说，我是深受胡风文艺思想的影
响的，“七月派”诗人又大都是我尊敬的友人，我乐于和他们站在一起。１
９９２年４月２３日附记：这是根据我在１９８５年所写的《我的悼念》一
文改写的。
重读路翎
收到路翎寄来的新出版的《路翎小说选》，感到很喜悦，当即放下手头
的事，原只想翻看一下，却情不自禁地读下去了。
这一本《路翎小说选》是由朱珩来编辑并写序，作家出版社出版的。
１９８６年，四川文艺出版社也曾经出版一本《路翎小说选》。现在新出的
这一本，显然编者有意识地避免重复，在选目上仅有少数几篇雷同。这些小
说我早就读过，而且不止读过一遍，但那已是几十年前的事了。这次重读，
就感到新鲜而又熟悉，而且情绪激动，一如当年。于是把他这十年来重新出
版的八部著作都取出来翻看了一下，并写信给路翎说我很想写一点什么。
是的，我很想写一点什么。不是评论和研究，只想谈一点心情，一点
回忆。
无论是在年龄上还是在文学道路起步的时间上，路翎与我是同代人。
１９３９年，他开始在胡风编的《七月》杂志上发表小说。我首先认真阅读
并引起我的注意的是１９４２年出版的他的中篇《饥饿的郭素娥》，胡风在
序言中高度的评价当然是一个原因，小说本身也吸引并震撼了我。那以后，
我就一直留意他的作品。他是多产的，不断有作品在胡风先后主编的《七月》、
《希望》和少数别的报刊上发表。几年中，接连出版了短篇、中篇、长篇、
剧本等多种集子。他的每一篇作品，只要能看到的我都阅读过，他所出版的
集子我都收藏了。
我年轻时眼高手低却又骄傲自大，对于路翎却是钦佩的。他是我最喜
爱的作家之一。由于我知道他还小我一岁，这种喜爱中就还夹杂着羡慕甚至
嫉妒的因素。
我惊异于他的作品涉及的生活面之广，对生活理解的深刻。各阶层的
人物（其中主要的是劳动人民）都出现在他的作品中，而且都能刻画得那么
生动。没有曲折的情节，也不是仅仅描绘生活的画面。他所展现的是，在黑
暗腐朽的旧社会里，在生活的波涛中浮沉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的心灵，他们复
杂、细微的感情及其变化。而且，无论是他７０万字的大长篇《财主的儿女
们》，还是只有一千多字的短篇《滩上》；无论是对受难、挣扎、反抗着的劳
动人民的歌颂，还是对统治者、剥削者、市侩们的辛辣的嘲讽，严厉的批判，
都可以感受到他对生活的炽烈的感情和对未来的信心。一如他当年写给一位
友人的信中所说的：“无论怎样的苦难在这个时代都能达到光明，却正是光
明，使将来充满希望。这就是我要说的。”（《路翎书信集》第８７页）就正
是由于他的这种融进入作品中的激情，使他的作品闪现着一种异彩，洋溢着
一股热力，那往往是能直迫你的内心，感人肺腑的。通过他的作品，使我深
感到人生的痛苦与庄严，加强了对黑暗现实的憎恨而又激励着我对未来的希
望和追求。在我的人生道路、艺术道路上，一些国内外文学大师和前辈给了
我引导和鼓舞，而在同代人当中也有一个人——至少我首先要提到一个人，
那就是路翎。我还在他们影响下，化名“柳红”、“马莱”写了十来篇小说，
当时友人黄若海来信说，它们在创作风格上，是和路翎相近的。
抗战时期，我和路翎都在重庆。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４７年夏，又回在
南京。他有几个比较接近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但我和他没有交往。只是在
１９４７年春，他的剧本《云雀》上演时，我去看戏时才认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