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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待遇不平等审视-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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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的中国，靠现有和原有的这些城市是否可以容纳得了未来20年内新增的3—4亿农村人口？从人口上看，如果2020年中国人口达到14亿，那么至少要有7亿人居住在城市里才算达到了50％的城市化率。7亿人口那就意味着比现在的城市人口要翻一番还要多。如果这些人都涌入现有的城市，那么今天这666个城市的规模就要膨胀一倍多。如果这666个城市的吞吐功能难以承载这些人口，那就要外建新城市来容纳农村人口。如此看来，今后的20年，中国要两条腿走路，一边靠老城市吸纳农村人口，一边靠建新城市吸纳农村人口。
关于建新城市，80年代和90年代，我国已经积累了经验。象深圳就是一个典型。未来的20年，中国能不能再建几个深圳？现在需要人们大胆的设想。如果没有大思路，没有大胆魄，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是没出息，没希望的。深圳现在已经容纳了730万人，再建10个深圳才容纳7300万人，照着我们城市化目标还差得远。因此，中国今天要开始大胆设想了：有没有必要再来一波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即后经济运动。
改革20年中国经济已取得了很大成绩，许多人要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了，一些改革的闯将年龄也开始进入暮年。但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不能停顿，要长江前浪推后浪。我认为中国今天的后浪就是“造城运动”。中国还要制造新热点，新亮点。中国今后如果要想将3亿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必须在新兴工业城市上下工夫，要开发兴建一些新型工业城市。
除了新兴工业城市，新型的消费和旅游城市也不可忽视。北戴河是典型的旅游消费城市，中国今后要在沿海再建十几个这类城市都是有可能的。例如山东乳山县的一处海滨正在形成规模。内地的一些地方也可以开发出有效益的旅游娱乐消费新城。但这类消费型的新兴城市在发展上有一定特点。什么特点呢？那就是需要富人资本，需要富余的资金流入。看看青岛那些小洋楼，都是当年有钱人的别墅，青岛的形成是典型的富人资本流入的结果。那么中国今后会不会冒出几个新青岛来呢？我认为只要政策放宽，思想意识开放，新型的消费城市还会涌出来一批。譬如海口市西侧海滨沿海十几公里长的地带已经成为豪华住宅区，实际上就是富人居住区。而青岛市的城市范围今天已经从胶州湾畔发展到崂山脚下，在早先老市区以东的荒野上又冒出了一个高楼鳞次栉比的新城市。如果中国今后在意识形态上更开放一些，对外开放力度更大一些，中国会出现一些新的开发城市。
但工业城市与消费城市在功能和设计上面肯定有不同的特点。这两种城市在规划和建设上都要有新思路。开发商要与政府进行大手笔的合作。譬如，北京的华远房地产提出了“建镇计划”，在北京的郊区建设包括社会行政区管理在内的新型城镇。目前，开发商与行政部门合作的项目在全国冒出不少。深圳华侨城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实践证明，今后房地产建设已经不能停留在前些年小敲小打的规模阶段。中国未来的房地产业将孕育着新的造城运动和新的企业组织形势。有眼光的开发商必须看清这一趋势。
说到底，我认为未来20年的城市开发运动与前20年在方法上将有很大的不同，那就是计划经济将少一点，市场经济将多一点；不合理的管制将少一点，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将多一点。试想，当户籍制度打破之后，人民可以在各地自由流动、自由买房之后，中国的城市化将是一副什么景象？是计划者们所能驾御的吗？
市场经济更需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如果没有这一条件，经济发展便会减速，增长便会受到影响。当前中国的经济问题并不仅仅是需要扩大投资启动的问题，而是更需要打通各个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通的关卡和障碍，通过流通刺激消费，譬如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知识和技术的自由流动，人才和管理人员的自由流动。这一切所需要的就是打破僵死的户籍条例和各种阻碍人才流动的土政策，关键是打破冷战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关键是要有统一的国民待遇。今后20年如果不能以一副平等的原则来进行发展，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还会出现一些畸形。
例如，改革开放20年来，地处江苏南部无锡市境内的江阴县冒出一个为誉为“中国第一村”的华西村。此村一共380户村民，人口1500人，2001年的销售收入却可望达到40亿，比去年增加10亿。按人口平均的话，这个村的人均GDP要达到266万元，折合美元也要有30多万美元。这简直不叫村，可以称作高级经济发达地区，比城市还城市。看看住房就知道，每家花园洋房，居住面积在500平方米左右。三四口人住这么多房子这不是浪费吗？真是畸形的现代化！
就这么小小的一个华西村，有8大公司，58家企业。村长、总经理就是当了40多年支部书记的吴仁宝。改革20年来，这个村的集体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形成了纺织、钢铁、旅游等若干支柱产业。其中，纺织业年生产500万米面料、7万吨化纤、3000吨毛纱、20万套西服、20万件羊毛衫、50万件衬衫、10万条领带、3000吨针织染整、250万双羊毛袜，实现了洗、纺、织、染、整、服一条龙生产，是全国最大的村级纺织企业。令人惊讶的还有此村的钢铁产业，年生产30万吨线材、30万吨热轧带钢、10万吨带管、8万吨无缝钢管、1万吨不锈钢、1万吨法兰等。
由于有这等惊人的工业实力，此村成了全国旅游参观的热点，每年旅游人次超过100万人次。全村380户村民家家住上了400－500多平方米、水电气全通的别墅楼。此村每家村民的资产据说都在100多万元，最少的人家存款也有20多万，最多的人家存款有2000多万。
华西村眼下正在兴建新的别墅楼，外表是欧式造型，内里是中式结构，屋内一律中央空调，最大的别墅面积有600多平方米。村主吴仁宝自豪地说，“我们的新房子与世界上最好的比稍微落后一点。”
华西村的面积只有0。96平方公里。在这不到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财富达到了高度的集中。但尽管华西村如此发达，也仅仅是江苏无锡农村中的一个小小角落，它与城市化无缘，与第三产业无缘。这样的工业化到头来有多大的社会效益？除了象传统的地主一样在原地发展，它的影响对整个社会来说十分有限。它的资源对现代化的贡献十分有限。特别是一旦将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这种孤立的发展，很可能也随着衰落下去。这就是吴仁宝整天提心吊胆的原因。这种被户籍制度遏制的发展难道现在还不值得我们注意和思考吗？这些资源本来可以发展出多少个新兴城市？衍生出多少个市民空间和公共领域？但这一切都被僵死的户籍制度扼杀净尽。村民仍然是过去的村民，文化仍然是传统的文化。这就是中国当代工业化的缩影。
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北京西南方向房山区的田村河。这是一个与华西村相同的富裕村，有兴趣者可去参观。
5，如何评价计划经济和赶超战略？
叙述完中国建国后50年来走过的路，现在有必要对这段历史作些回顾与评述。如何评价建国后中国所实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当前的学界对此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肯定派有之，否定有之。并且，随着新左派的出现，肯定派意见几有占上风的趋势。有的学者居然把外国学者的观点奉若神明，一再搬用某些观点，例如一位外国学者在书中这样写道：
“在毛泽东时期，工业总产值增长38倍，重工业总产值增长90倍。从1950年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长；如果从1952年算起，那就是11。3％。这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而且，中国工业产量在这个期间增长的步伐，比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所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482－483页。＇
“在现在被谴责的‘文革十年’里，农村中、小学的注册人数引人注目地增加了，十年里小学的注册人数从大约1。16亿增加到1。5亿人，中学的注册人数从1500万上升到5800万人。” ＇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424页。＇
这种观点很是受到国内一些新左派学者的赞赏。甚至连杨继绳同志的书中也对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成就作了如下的描述：“毛泽东治国初期，国家经济迅速复兴。“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和1949年相比，钢产量增加了76．4倍，石油产量增加了93．3倍，原煤产量增加了6．25倍，水泥产量增加了23．8倍，粮食产量增加了72％。1965年，国有企业拥有固定资产1445．8亿元（按当时汇率约为1200亿美元）。即使把比较混乱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考虑在内，其增长速度也是很可观的。从1950年到1977年，工业总产值每年以13．5％的速度增长。改革起始年代1978年和1952年相比，国民收入由589亿元增长到3010亿元，增长了4．11倍，财政收入由183．7亿元增长到1121．1亿元，增长了5．1倍。”＇见《邓小平时代》，＇
但是，这种发展战略的巨大代价便是悬殊的城乡差别、缓慢的城市化进程以及不平等的国民待遇。可能有人不同意我这种说法，有人会说，假如不用这种手段集中原始资本，中国的工业怎么能这么快发展起来？的确，如果不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发展，那就只有用资本主义的方式发展。这种方式是可以想象出来，如在农村通过竞争，产生新的地主和商业资本，然后将资本转移到工业中来，转移到城市中来，最后再与国外资本相结合，发展成跨国资本和跨国企业。这种模式建立在私有制和国有混合的基础上，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到底以哪种模式发展会更好？现在的确是个难以说清楚的事。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和强大的政治意识气氛中，后一种模式是根本不可能采取的。当时的中国，在军事上与帝国主义对抗，在政治上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敌视，根本没有国际资本往来和国际贸易的可能，只能在国内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独立自主地搞发展。也就是说只能在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通过搞公有制来发展经济。
现在从数字上看这种发展，成绩和效果的确不能说很差，但问题也是大量存在的。2000年5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召开了一个题目为《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的座谈会。在谈到统购统销问题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陈锡文同志指出，统购统销制度的阴影直到现在还在影响中国农业，统购统销制度不仅影响农产品的流通和市场化过程，最主要的是使生产要素不能流动和重新组合。
林毅夫教授认为，教授陈锡文先生的观察是对的。统购统销制度对生产力本身的影响大约为3％，但是它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远远超过3％。原因在于统购统销制度使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还限制了农民的创造力和企业家才能的发挥。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来，统购统销制度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可能会超过20％。
中国改革基金会研究所的王小鲁副所长补充道，1958年农业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公社的核算单位太大，一个公社有20个村子，这个村子的粮食要在全公社的20个村子里平均分配，因而沉重地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后来恢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把大锅饭的“锅”变小一些，人民公社才能维持二十年，否则公社制度可能在60年代就垮掉了。在统购统销制度下，由于官方的价格调整很缓慢，再加上农业生产供给调节的滞后性，中国农业生产的波动程度变得更大了。
坦率地说，这些学者在理论的研究上往往是无懈可击的，但这些理论有时不一定能解释中国的历史。以我的亲身经历来看这一段历史，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虽然问题很大，浪费很多，但成绩也不可抹杀。
1958年春天，我从山东济南来到故乡蓬莱大季家公社范家村。由于母亲那一年到北京人民大学学习，就把我寄养在姑姑家。我正是在一个热火朝天、翻天覆地的年头来到农村的。这一年，当地农民敲锣打鼓成立了人民公社，展开了轰轰烈烈地大炼钢铁和大跃进运动。为了炼钢铁，村干部挨家挨户收集废铜废铁，结果把各家大柜小柜上的铜把手都给摘走了。为了搜集钢铁，连死人的坟墓也不放过。记得在一个黑了天的晚上，我来到村南山坡上的一个茔地，看见一些大人扒开坟墓，打着灯笼在棺材里搜寻金银手镯之类的东西，据说最后连钉棺材板的铁钉也给搜走了。
1958年，那是个丰产不丰收的岁月。大人都去公社炼钢铁去了，到了秋收时分，庄稼都撂在地里。我那年已经上学了。秋天农忙时分小学生都要到地里干活的。记得当时地里的花生遍地都是，拣都拣不过来。有些地瓜地，只用犁耕一遍，把露出地面的地瓜拣起来就是，剩下的埋在地里的至少有一半。
愚蠢的事就不说了，但有益的事情也不能不提。58年那年冬天，村里没有一个闲人，也没有一个整壮劳力留在村里。就连我们这些一年级的小学生，也被合并到邻村李家去上学，吃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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