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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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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景宋很珍惜彼此间的通信，原件一直保藏得很好，使我们今天得有这批珍贵的文物。鲁迅也很珍视《两地书》——这部经过他们两人选择、增删修改、编辑而公开的通信集。因为这部书稿经景宋抄录付排以后，鲁迅自己又用宣纸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一部，这显然是作为记念的珍本。
原信现存160封。其中鲁迅致景宋的78封；景宋致鲁迅的82封。收入《两地书》的是135封。其中鲁迅致景宋的68封；景宋致鲁迅的67封。《两地书》是1932年8月以后着手选编的，《序言》写于12月16日。这一年的11月，鲁迅曾回北平探望母亲的病，这时书已编好，景宋正在抄录，这从其时景宋致鲁迅的信中可以得到证明。11月16日信中说：“我的作工，连日都是闲空则抄《两地集》（？）”；24日信中又说：“信（两地集）已抄至八四，恐怕快完了。”因此这一个月中的18封通信（鲁迅致景宋的7封，景宋致鲁迅的11封）没有编入。有一封信因为当时放在另外的地方没有发现而漏编。所以真正不编入的信只有六封半：鲁迅致景宋的二封半；景宋致鲁迅的四封。半封即《两地书》第32封注明“前缺”的“训词”。此外是鲁迅7月15、16致景宋的两封；景宋6月30，7月13、15、17日致鲁迅的四封。其后就是《两地书》第35。如果不计漏编的1926年8月15日鲁迅致景宋的请柬，北京时期的通信到此告一段落。从1925年3月11日景宋第一次给鲁迅写信开始，到7月30日最后一封信为止，四个半月互相通信四十多封。而从此以后到1926年8月26日鲁迅与景宋同车离开北京的一年多岁月中，二人反而一封信也不再写，——我相信不会写了而独独毁弃这期间的原信，就是不读那编外的六封半信，也可以大致推测出其中的奥秘的吧？
鲁迅在《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中说得好：
不过现在的读文人的非文学作品，大约目的已经有些和古之人不同，是比较的欧化了的：远之，在钩稽文坛的故实，近之，在探索作者的生平。而后者似乎要居多数。因为一个人的言行，总有一部分愿意别人知道，或者不妨给别人知道，但有一部分却不然。然而一个人的脾气，又偏爱知道别人不肯给人知道的一部分，于是尺牍就有了出路。这并非等于窥探门缝，意在发人的阴私，实在是因为要知道这人的全般，就是从不注意处，看出这人——社会的一分子的真实。
为了探索鲁迅和景宋这两个“人”的“全般”，自然，尤其为了探索鲁迅的“全般”，我想，研究研究《两地书》，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又有原信可以比较。不妨说：《两地书》是“不妨给别人知道”的，而删去的“一部分却不然”。现在这两部分都摆在我们的面前了。所写的几篇笔记，自然都是我所看到的，但不敢说是“真相”，只不过是几个侧影，而且带着我的偏见。至于幼稚和浅薄，我是知道的。面对我们民族悠久的历史，面对像海洋一样的生活，我的阅历太浅太浅了。我知道：我内心的惭愧只有和我的生命一同泯灭；但我希望我不至于后悔。
“情书一捆”
这是鲁迅自己说的。诚然，这是和朋友闲谈，但也包含着真实。
1932年11月9日夜晚，鲁迅得到从北平拍来的电报，说“母病速归”《鲁迅日记》（1932年11月9日）。。第二天上午买火车票，第三天离上海赴北平。13日下午二点半平安到达前门火车站，三点钟到家，母亲的病已经向愈。
这是鲁迅第二次回北平了，照例和老朋友们有许多次欢晤。在一次见到未名社的朋友的时候，李霁野先生回忆说：
在谈得彼此很融洽的气氛中，先生突然对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看，我来编一本《情书一捆》，可会有读者？”在那时以前，有一个无聊的文人章衣萍，出版了一本《情书一束》，我们是很厌恶的，先生所戏言的“一捆”，是讽刺“一束”。我们当时猜想，这大概是指着先生同景宋的通信说，也认为若能出版，对了解先生的生活和思想很有用处，便诚心诚意地说，希望编好印行，至于读者，一定比读《呐喊》的还多，那时《呐喊》似乎销了八千册……李霁野《“从烟消云散”到“云破月来”——〈鲁迅先生与未名社〉之一节》。
李霁野先生的猜测是不错的。这《情书一捆》就是戏指《两地书》。前面已经说过，这部书当时已经编好，景宋正在抄录书稿，书名还没有最后确定，大概曾拟议叫《两地集》吧，自然，决不会想到叫什么“情书一捆”。
但是，这“情书一捆”，似乎也确有讽刺章衣萍的意思，不仅因为章衣萍在这以前的1927年出版了一本《情书一束》，而且这个人也曾出现于《两地书》，鲁迅曾投以轻蔑。鲁迅说：
我现在真自笑我说话往往刻薄，而对人则太厚道，我竟从不疑及玄倩之流到我这里来是在侦探我；虽然他的目光如鼠，各处乱翻，我有时也有些觉得讨厌。并且今天才知道我有时请他们在客厅里坐，他们也不高兴，说我在房里藏了月亮，不容他们进去了。你看这是多么难以伺候的大人先生呵。
这“玄倩”，在原信中就是衣萍。上面我加了着重号的话，是编入《两地书》时增加的，可见鲁迅之讨厌他，有增无已。刚刚在写作中提到的这么一个人，在和朋友闲谈时又联想到他，顺便刺一刺，是很可能的。
但是，这更可能是在讽刺高长虹。第一，鲁迅在《两地书》第一一二增加了这样一段极愤慨的话：
我这才明白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的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但对我竟毫不表示一些敌对的态度，直待我到了厦门，才从背后骂得我一个莫名其妙，真是卑怯得可以。
《鲁迅其书》第四部分信笔写出的真相——《两地书》初探（2）
第二，《两地书》第一二六的原信中，本来还有这样一段话，出版时删掉了：
丛芜因告诉我，长虹写给冰心情书，已阅三年，成一大捆。今年冰心结婚后，将该捆交给她的男人，他于旅行时，随看随抛入海中，数日而毕云。
鲁迅出版《两地书》，就是公开他和景宋“所经历的真相”，回答某些人们的“笑骂诬蔑”，记念他和景宋“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的胜利。对于曾经为此而“下石”的人们，鲁迅是决不宽恕的。这是他的原则。把这些文字联系起来想想，当令人发出会心的一笑吧。不过，鲁迅对人确实还是厚道，他毕竟把上面的传闻删去，不愿用自己的信去加以传播。
且不说“情书一捆”这个名目，也不论鲁迅和景宋通信的原因，就事论事，《两地书》也确是一部情书，因为通信的两个人，后来终成眷属，而这部书真实地反映了他们俩恋爱的全过程，以及成亲后第一次离别期间的眷恋。这样的内容，这样的恋情，这样的性质，不是情书是什么呢？
《两地书》共分三集。第一集是1925年3月11日至7月30日四个半月间在北京的通信。从写信的态度和语气可以看出，起初的通信确不带恋情，而是师生间关于教育问题、学生运动、刊物编辑、人生哲学诸问题的请益与教导。虽然一开始就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表现出相当地推心置腹，但毫无异性间的愉悦与追求；虽然一开始就平等讨论，交心谈心，但师生间严肃与庄重的气氛洋溢于字里行间。但是，大约经过一个月，当景宋于4月10日敢于署名“（鲁迅先生所承认之名）小鬼许广平”，紧接着景宋于4月12日第一次拜访鲁迅寓居，16日的信敢于用“‘秘密窝’居然探检过了！”——“秘密窝”而带引号，拜访而用“探检”，——也就冲破了师生间严肃与庄重的气氛，一种新的亲昵的感情产生了。此后即彼此出题“考试”；在鲁迅“即称之为‘少爷’，刺之以‘细心’”，在景宋则“敬领，骂好！！”；以至鲁迅因“小鬼何以屡次诚惶诚恐的赔罪不已”而不安，而“辟谣”，而声明“我并不受有何种‘戒条’。我的母亲也并不禁止我喝酒”。“虽是太师母，观察也未必就对，虽是太太师母，观察也未必就对”。异性间相愉悦，相亲爱，而惟恐产生误解以至相离异的微妙心理，实已入木三分，跃然纸上了。很快，即在注明“其间当缺往来信札约共五六封”之后，通信戛然而止，而此后双方仍一住女师大，一住西三条，长达一年多的时间，不再通信，为什么？感情破裂了吗？否！这是定情后不再需要这样的书信往返了。可见，第一集是这样生动地记录了从师生到恋人“所经历的真相”。可以说，这是非情书和情书的合璧。而又由于这非情书是情书的先导，二者一脉相传，缺一不足以反映相恋的全过程，因此，统称之为“情书”，不是顺理成章么？
第二集是1926年9月至1927年1月厦门——广州间的通信。鲁迅一到厦门大学，可以说行李甫卸，即“觉得太闲，有些无聊，倒望从速开学，而且合同的年限早满”。多么炽烈的恋情，多么难耐的离别！虽然“合同”有期，也颇有“一日三秋”之感。景宋一读到这句话，立即回答说：
MY DEAR TEACHER！你为什么希望“合同年限早满”呢？你是因为觉得诸多不惯，又不懂话，起居饮食不便么？如果对于身体的确不好，甚至有妨健康，则还不如辞去的好。然而，你不是要“去作工”么？你这样的不安，怎么可以安心作工！？你有更好的方法解决没有？或者于衣食，抄写有需我帮忙的地方，也不妨通知，从长讨论。景宋1926年9月23日致鲁迅信。
多么温情的抚慰，多么体贴的“从长讨论”啊！关于“此后所走的路”的恳切的商量；关于“牺牲论”的反复辩论；对于“流言”的愤慨和蔑视；最后鲁迅斩钉截铁地表示：
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鲁迅1927年1月11日致景宋信。
爱情胜利了，爱情克服了因袭的封建传统，推开了封建习俗的压力；使两颗心亲密无间地结合在一起：相依为命，离则两伤。完全符合新道德的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瓜熟蒂落；预示着鲁迅和景宋以“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那样入“炼狱”的大无畏精神建立新型婚姻的胜利。第二集是这样一部深刻地反映出或一时代的人们为爱情而经受着苦难，磨炼了意志，享受着欢欣的情书。
第三集是1929年5月13日至6月1日不到20天间北平——上海的22封通信，这是鲁迅和景宋婚后第一次离别期间的通信。景宋说：“我太安闲，你途中太辛苦了，共患难的人，有时也不能共享一样的境遇，奈何！”鲁迅说：“我于月初要走了，但决不冒险，千万不要担心。”景宋说：“我寄你的信，总要送往邮局，不喜欢放在街边的绿色邮筒中，……也不喜欢托人带出去，我就将信藏在衣袋内，说是散步，慢慢的走出去，明知道这绝不是什么秘密事，但自然而然的好像觉得含有什么秘密性似的。”鲁迅说：“此刻是23日之夜十点半，我独自坐在靠壁的桌前，这旁边，先前是有人屡次坐过的，而她此刻却远在上海。我只好来写信算作谈天了。”这深切的关怀，这依然新鲜的眷恋之情，正是婚后而葆有爱情者的通信，充分享受着爱情的幸福者的通信。
然而，对于《两地书》这样的情书，有人似乎觉得不像“情书”，也有人怪它“不觉得肉麻”。世事就是这样芜杂。还是鲁迅的自评来得中肯吧，他说：“《两地书》其实并不像所谓‘情书’，一者因为我们通信之初，实在并没有什么关于后来的预料的；二则年龄，境遇，都已倾向了沉静方面，所以决不会显出什么热烈。”1934年12月6日致萧军、萧红信。“其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两地书·序言》。。
的确，《两地书》不是“所谓‘情书’”，却是别具一格的情书，很有风格的情书。
第一，这不是作家虚构的书信体文学作品，而是两个真正的情人的真实通信，虽然在编辑成书公开发表的时候，经过本人的选择和增删修改，但是结果仍然严肃地郑重地保存了原信的风貌，没有改变原信所涉及的政治观点，社会观点，教育观点，伦理观和人生观，没有改变原信的思想和感情，没有改变原信的倾向性，而主要是隐去了在私信中不妨倾诉而不愿公之于众的内容。自然，这只是就原信的基本内容，总的倾向，一般的性质来说是这样，决不是说增删修改后的完全等于未增删修改的。两者的异同将在后面专门论述，并尝试推求删改的原因，夸大一点说，就是作一点比较研究。
第二，鲁迅认为：“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毫无疑义，这是至理名言。因为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人间现实的爱情，事实上总是从属于生活，并受到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制约。“爱情至上”、“爱情惟一”之类的观念是脱离现实生活的空想，表现这一类观念的文学作品也只不过是作家的非现实虚构而已。《两地书》也因为原本是真实的通信，所以它涉及广泛的社会生活，表达了许多观点，提出了许多评论，倾诉了内心种种情绪，一切信笔写来，自然而然，使这部书具有丰富的内容。每封信不仅没有那种单调的、连篇累牍的“谈情说爱”，相反，多数篇幅是谈自己的生活，谈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种种情况，谈自己对各种情况的感受。因此，这些通信生动而具体地反映出当时的生活状况、思想感情和心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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