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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7-罗马有多远 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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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五大地区的对称，读到很多不同民族的风俗，看出许多地名和他们古代作家所取的名字完全一样，这事后他们承认那张地图确实表示世界的大小和形状。”（126…127页）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不是一直如此封闭，但在明朝万历年间明显封锁了国境。郑和下西洋发生在早前的明朝，宋元时期的开放在利玛窦的笔下也都不见了。
作为一个欧洲人，利玛窦清楚地区分了日本人、埃塞俄比亚人在中国为奴情况，而且爪哇岛以及马六甲海峡等都是他经常提及的地方。这些情况多少也暗示出中国南方与中国沿海尽管在经受着国家严密的控制，但是与国外的隐蔽交流还是广泛存在的。
“利玛窦神甫让他们看了自鸣钟、十字架像、一尊圣母像、一座八音琴，这类东西是中国人甚至于闻所未闻的，还有两个玻璃三棱镜。”“这些物品都是他（皇帝）先前没见过的。”（223页）
“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地球吸引着有重量的物体，或引力把落体引向地球。他们不知道大地整个表面大都居住着人，或者人们可以住在地球相反的两面而不会跌下去。有些事情他们难以相信，但有些事情他们许多人却难以想象。”（244页）
“利玛窦神甫开始时是讲授地理学和天文学的基本原理……对于那些固执地维护从自己的祖先传下来的错误的人，他教的东西简直是骇人听闻，是超出他们想象之外的东西。尤有甚者，确实他们有很多人承认，在此以前他们对于更美好的事物的无知使他们顽固而骄傲，他们过去在知识问题上的极端盲目曾经很不理智地蒙蔽了他们的眼睛，现在眼睛的确被打开了，看到了生活中更严肃的事物。”（341页）
“与他们国家相邻接的少数几个王国——在他们知道有欧洲存在之前就仅知道这几个国家——在他们的估计中几乎是不值得一顾的。”“在来到中国交纳贡品时，从中国拿走的钱也要比他们所进贡的多得多，所以中国当局对于纳贡与否已全不在意了。”（8页）
“毫不足奇的是，中国人从来没有听说过外国人给他们的国度起过各种各样的名称，而且他们也完全没有察觉这些国家的存在。”
为什么当时的中国保守而落后，或许利玛窦也给出了另外一个答案：“中国学者除了尊古之外，似乎没有别的信仰依据。”（246页）复古尊古，是利玛窦向中国人指出的另外一个病因，它直接指向了“保守”的通病。
“中国人的灵魂已经渗透了对于外国人的恐惧，以致他们①一旦离开便不可能再获允返回。”恐惧被极度放大，就被会适时地形成恐怖的谣言。
1606年的南京有一个著名的刘天绪谋反事件，也有人说神甫们是这次事件的真正策划者，后来证明事实并非如此。
还有一则有关神甫的谣言起于一场澳门城的祸乱。有人说一个叫郭居静的外国神甫“计划接管中华帝国并自立为暴君。他们说葡萄牙人因为他熟悉中国的路径又到过两个京城，就拥戴他为领袖”（370页）。
问题是类似的谣言有时候还真起了作用，引起了许多惊恐。实际上在这些神甫受到冤屈的同时，我们不得不从另外一个方面考察并认识到，这样的事情从逻辑上讲是有可能的。可能历史已经发生过多起外国人在中国为王的事情。根本没有可能性发生的事情是不可能成为谣言的。
未经允许而擅自进入中国境内的外国人会被投入监狱，这一点是比较明确的（参考92页）。不过最终中国政府还是在当时就把澳门让葡萄牙商人作为落脚点，这足以说明葡萄牙人在远东以及海路上的兴旺发达。这是多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不是其他更接近中国的国家在努力与中国人经商，而是距离中国几乎最远的一个位于地中海最西部的一个国家。联系到《难以置信》中我关于腓尼基人的描述，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人与中国、与中国商业之朝（商朝）的分析，其间的某些巧合让我暗自欣喜，但肯定也有许多人认为我的猜想是极其荒谬的，因为那太不可思议。
阅读《札记》让我获得一个深刻的印象：中国像一个大坑，一切与中国有落差的文明，从古至今源源不断如涓涓细流汇入中国。而中国人像是习惯于生活在坑底的一个民族，假如中国人不奋力，他们陷落的这个大坑会越来越深。
《罗马有多远》 第二部分关于一些中国名称以及发音
关于一些中国名称以及发音
札记显示，葡萄牙商人在明时称呼中国为China，并且中国官员在欧洲被称呼为“mandarin”似乎也与这些外国商人有关。中国“汉语”或“普通话”为什么至今被欧洲人称呼为“mandarin”也是我关注的，在这本书里似乎有了一个解释，尽管还不是最终确认：“葡萄牙人称呼中国官员为Mandarin，可能是由Mandando或Mandare而来，即指挥或命令，现在欧洲都知道中国官吏的这个头衔”（34页），但这个解释还不足以彻底解决为什么汉语是“mandarin”。
在谈到“中国”的名称时，利玛窦说：这个远东最遥远的帝国曾以各种名称为欧洲所知悉。最古老的名称是“Sina”（即支那），那在托勒密（Ptolemy）①的时代即已为人所知。后来，马可·波罗则称它为Cathay（即契丹）。然而，最为人所知的名称“China”这个名称被意大利人和其他几个欧洲国家稍加改变，因为他们不熟悉和拉丁语略有不同的西班牙语的发音。所有西班牙人读“China”的发音都和意大利人发“Cina”这个音相同。
利玛窦还说到中国可能就是被称呼为“食马者”（Hippophagi）以及“丝绸之国”（Serica regio）的国度（5页）。
“与中国接壤的国家中，很少有知道这些不同名称的，因此中国境外的人民有时就称它这个名称，有时又称呼它另外一个。今天交趾②人和暹罗人都称它为‘Cin’，从他们那里葡萄牙人学会了称这个帝国为‘China’。”（6页）还有，“葡萄牙人用中国（China）这个名字，把这个国家的名声传遍全欧洲，这个词很可能得自暹罗居民。这个渠道不知道是否真实”。
我认为所有这些稍微不同的中国名称的最初起源很可能来自“Sina”。假如大家认为这些差别很大，那么在《札记》中出现的名称与中国汉语的差别之大足以让人消除以上的怀疑，比如人名“祝石林”在《札记》中为“Cioselinus”，“冯慕冈”为“Fumochan”，“凤阳城”则为“Fumiam”。这样的翻译假如不是借助于中国文献辨别真不知道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牵强附会”的方法恐怕是唯一能将它们还原对应起来的最好办法。
《利玛窦札记》的学术功绩不仅是给西方的汉学家以及中国的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份17世纪的宝贵文献，并且给中国带来了天文学、物理学以及几何学等方面的知识，而且他具体甄别了一个长期在西方流行的错误概念。正是这本书确认了当时西方人经常提到的“契丹”（Cathay）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另外一个名称，它是由“中国北方”的指称延续下来的。这是个困惑当时西方人很长时间的一个学术问题。之前，西方人一直认为在“中国”之外还有一个叫做“契丹”的国家，在利玛窦之后才正本清源。
明朝的中国人还习惯把欧洲叫做“泰西”（184页）。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
关于在中国的犹太人案例
利玛窦在明朝的中国与部分犹太人有过交往，并且记录下一些资料。
《札记》说：“犹太人很早就进入中国，这可以从下面的说明看出。……有一个在种族和信仰上都属于犹太的人听说利玛窦神甫的名望，决定前来拜访。……此人姓艾（Ngai），出生在河南省会开封。当时他是在赴北京参加博士（即进士）考试的途中。……他认为我们一定是摩西律（Mosaic Law）的信徒。……他的整个外貌、鼻、眼和脸型一点不像中国人。”（80页）就外貌这点很奇怪，因为今天开封的犹太人据说与普通的河南人一模一样，可见同化过程存在之长，这个时期距今也就大约400年的历史。很明显那些以色列人已经开始与中国人通婚，因为札记里提到一些非同族的妻子。
这个来自开封的犹太人被最后确认为信仰的是“古犹太教”。到底有多“古”，这是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因为这将确认他是什么时期来到中国。
“这个人承认他是以色列人，但他不知道犹太人这个词。”利玛窦推测，“由此看来似乎是当年那十个部族的分散已经深入到东方来了。”（80页）我不同意这个结论，时间可能早于这个时期，详细见另文《我也说说开封犹太人》。
西方一直有以色列人“十个部族”流散于中国的传说，不知道是否由利玛窦这个札记而来。这个问题有深究、严谨的必要。在著名的十个部落失散时“犹太人”这个名词已经存在，但这些开封人却不知道。因为我阅读的是中文读本，或许使用原文更能体现利玛窦所依据的是什么概念。
下面的一些信息也是重要的判断材料。这个开封的以色列人认识希伯来语，但是却并不认识神甫带去的“普兰丁（Plantin）版的钦定圣经”，“另外他老家的老城里①还有十二户以色列人家，以及一座很宏伟的犹太教堂。……他们还说在这座教堂里极为珍贵地保藏着五六百年以前传下来的卷轴形式的摩西五经，即《旧约》头五卷。据他声称，在浙江省会杭州还有更多的以色列人家，他们有自己的犹太教堂，另外一些人则散居各地……”（89页）《光明之城》里也曾经有类似的描写，说杭州附近有许多犹太商人。这一场景让我想到远古时期莫名其妙就在那附近出现的“良渚文化”。我的意思是，杭州湾附近可能一直是外国商人喜欢留居的地区。
札记继续说，“我们这位客人很熟悉《旧约》的历史。他读这几个名字的发音和我们略有不同，或许他的发音倒和原来古老的发音更接近些，他把耶路撒冷（Jerusalem）读成Jerusolaim，把尼赛亚（Messiah）读成Moscia②。他的几位同胞，包括他的亲兄弟，都非常精通希伯来语……”（80页）这些言论不足以证明这些开封的以色列人是从哪个时期来到中国的，但无疑提出了一些可以分析的线索，比如发音。
即便是那些经卷都不能证明是他们来到中国的上限，因为那完全可以是“后来者”带给先行定居在中国同族人的。所以这里提供的只能是一个可能的年限。当然，这群尚未被同化的人更不能代表所有曾经来到中国的犹太人。
札记还不失时机地提到，三个开封的犹太人后来接受了基督教，等于放弃了犹太教，接受了耶稣基督为“弥赛亚”——这是犹太教与基督教最大的差别。
札记还说到，这些犹太人已经汇入撒拉逊人。他们当时保留的一个犹太人特征是，孩子在8岁时是要割包皮。
《罗马有多远》 第二部分一些趣闻奇谈
一些趣闻奇谈
这本札记是一个外国人对于明末时期的中国社会生活的详细描写，它像一部中国人写的《镜花缘》，也像一部中国人写的《山海经》，充满了一个外来者奇特而怪异的眼光，当然也有一些是可笑的误解。
只有东亚出产的竹子在利玛窦的笔下是这样的：“这里生长一种普通的芦苇类植物，葡萄牙人称之为‘竹’，形状像圆柱体，几乎坚硬如铁。”
茶叶是这样的：“有一种灌木，它的叶子可以煎成中国人、日本人和他们的邻人叫做茶（Cia）的那种著名的饮料。”
树脂制作成的“漆”也被提及：“他们用一种亮漆封涂棺木缝隙，可以把棺木完全密封起来，我们知道有时候中国人把父母的遗体放在家中三四年之久。”
利玛窦认为中国人的天赋一点也不比其他民族低，但是看来在许多工艺或技艺方面中国却比较落后，包括建筑。他的意见是：“他们不曾与他们国境之外的国家有过密切的接触。”其实也就是说中国人思想意识比较封闭。
从后文看望远镜与挂表当时已经在欧洲出现（388页），商人开始将他们带进中国，但是利玛窦神甫并没有带这些。
“撒拉逊人”是利玛窦文字中一个占有很大篇幅的名词，他们遍布中国，这就是阿拉伯人。而“欧洲人”则被从“撒拉逊人”中间分离出来，在文中被称为“Flank”。很可能在明甚至之前的时代，外国面孔的阿拉伯商人在中国很普遍，但是占主流的是汉人。这样的现象一直是中国远古乃至新石器时期的一个常态，主体为“土著”（汉人或其前身），但从来也不缺乏外来商人传播各种各样的文明，自从到了唐朝才把这些新鲜的外来者称呼为“回民”或别的。就每个时代而言或许外来者的总量并不多，但是积累到几千年，这个数量就非常可观了，而且也不可否认偶尔也会发生一些急变，或异常开放或异常封闭。
“看起来似乎很明显，在各个时期都有很多穆罕默德的信徒从西方、从波斯进入中国。我们所谓的波斯包括蒙古及操波斯语的其他地区。鞑靼人统治中国期间，情况尤其如此，当时从这条路进入中国是受限制的。即使现在，波斯商人也打着正式使团的幌子每年进入中国一次。这类使团通常总要偷偷带进来别的撒拉逊人，但中国官员只要发现就立即驱逐他们回国。……且不管他们如何来到这里，反正到处都看得见撒拉逊人……因为他们繁殖得很快，人数越来越多，所以几乎每个省份、每个较大的城似乎都居住着成千上万的撒拉逊人。”“他们可以不受歧视地念书，可以获得学位，甚至可以做官。”（79页）
有关外国使团可以进入中国的说法，很可能还引起与中国比邻的日本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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