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作家批判书ii-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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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上，同时还适用到文学上。这观念反映社会与民族的堕落。憎恶这种近于被阉割过的寺宦观念，应当是每个有血性的青年人的感觉。　　　　
　　　　　　　“读书人圈儿里”，沈从文一方面有许多这圈儿里的朋友，一方面对这圈儿又不太适应，他要找一种圈儿外的生活，就把精力花在对许多青年作家的支持、鼓励和培养上。只是这些青年作家一旦成名，就又成为圈儿里的了。所以沈从文会感到寂寞，会发发牢骚。寂寞的人才会发牢骚。　　　　
　　　　　　　沈从文晚年是不寂寞的——因为已心静如水，不发牢骚，并使他的自卑感隐遁了，这点，我在上面已经说过，我想补充一句的是——沈从文后来的自卑感，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自卑感：他的自卑感开始转移，从身体转移向精神了。　　　　
　　　　　　自由知识分子版《沈从文》　　　　
　　　　　　自由知识分子：自由知识分子不是加法——不是自由加知识分子。是一种文化立场，或者说以文化为理想。也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副本，当正文变得可疑的时候。它尖锐，正由于尖锐，所以有一定的妥协性。就像刀，总不能都是刀刃——文化理想成为它坚实的刀柄。或者说刀背。在本质上，自由知识分子与现存体制并无激烈的冲突，虽然文化立场说到底是批评的角度，也是姿势。但与专制却是势不两立的。它反对一切形式的专制。因为一切形式的专制，都会对专制之外的文化立场给予剥夺。专制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立场。因为一个国家并非是历史的，也并非是现实的。一个国家更像是多种文化的组织者。在专制的形式下，历史与现实不是脆弱的，就是虚拟的——而文化也只像是单一的印刷品了。文化的真实在于它的无边际，在于它的大模糊，在于它的妥协性。当然，专制也有妥协的时候，或者说条件。　　　　
　　　　　　　只是在专制的形式下，也就是说单一的印刷品成为了复数，自由知识分子会裂变——它不是加法，却能做起减法，成为两部分：自由的部分，与知识分子的部分。前者如顾准、遇罗克，后者如放弃文学创作开始文物研究的沈从文。因为自由知识分子的存在更依赖于外部条件，当外部条件一旦失去，自由知识分子也必然跟着裂变，或者说消亡。顾准、遇罗克就成为自由的隐喻：在专制的形式下，自由就是手抄本；沈从文就成为知识分子的隐喻：在专制的形式下，知识分子就是文物。专制不害怕自由，专制也不害怕知识分子，专制害怕的恰恰是自由知识分子——当自由知识分子站到了一种文化立场上之际，也就是专制不得不妥协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自由知识分子也就成为一个时代的塔身。这个说法，当然也是个象征。把沈从文划进自由知识分子的范畴——刚开始之际，我是想从这个论点上来书写沈从文的，但随着对他了解的深入，我的心告诉我，有点不对头。于是，我怀疑了，沈从文真是自由知识分子吗？其实他是不是自由知识分子，对于他和对于他的评价，已不重要了。一位作家的文本，才是一位作家的根本。只是我们无非想为自己找到一个说法而已——可怕的是一切思想都会使生活简单化，落到个人头上，就会或多或少地损害——损耗到个人性。一个能宽容种种个人的时代，要比能宽容种种思想的时代，是更美好的。个人都被抹杀了，还妄谈什么思想。有思想的时代，都是有麻烦的时代——一个时代的思想越深刻，在时代中的个人，可能是越没有人样。据说大象现在的象牙都长得短了——大象也有了思想——知道人们猎杀它，只是为了象牙。这只是据说，而人都是以自己有思想而自傲的，以示与其他事物的区别，但就是思想，使人异化了。为了反对异化，人就弄出个思想，当这种思想到了极致，就又异化了人——于是思想不断地产生，个人跟着思想跑，跑丢了。人越活在人类历史的后期，就越没有思想——因为思想已成为生存的工具，而不是天性。如果说我对沈从文现在兴趣更浓的话，恰恰是他在我看来是并没有多少思想，他活得很本份，很自然，符合天性——沈从文以天性作为思想——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在《从文自传》中，他说：　　　　
　　　　　　　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我不愿问价钱多少来为百物作一个好坏批评，却愿意考查它在我官觉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　　　　
　　　　　　　由此可见，天性也是一种思想，一种愉快的思想。而当代的许多所谓的思想，都是有价钱的，大价钱压倒了小价钱，由此产生出歧视——思想的歧视，和种族歧视一样可怕。思想使一部分人有了优越感，而人性的光芒却黯淡了。我不是反对思想，我所反对的是利用思想——利用一个思想去反对另一个思想，都是一种思维模式。对官觉的忽略使我们丧失了辩识与行动的能力，这是另一方面，以我们的教育体制为例，我们的教育体制教育出过思想，但却是以扼杀掉天性为代价的。它从来没有肯定过天性也是一种思想。回到上面的问题上，沈从文是自由知识分子吗？　　　　
　　　　　　在我看来，他不是。中国有没有自由知识分子，都是一件可以商榷的事。像湘西是沈从文的小说理想——毕竟沈从文还在其中生活过并构成他的回忆——一种经验和想象——自由知识分子只是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学术理想，寄于过高的期望，人为地拔高，都是于事无补的，只会产生出空洞的荣耀与满足。沈从文很简单，他就是一个写小说的，在写作过程中，由于天性所然，或许“暴露”出的某些部分与自由知识分子的某些方面较为接近，但这并不能说他就是自由知识分子。　　　　
　　　　　　《盗版沈从文》后记　　　　
　　　　　　　我想我写的沈从文，是盗版沈从文。所以会常常出现马赛克■■■■■■■■■■■■■■■■■■■■■■■■■■■■■■■■■■■■■■■■■■■■■■■■■■■■■■■■冷不防，又前进不了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差不多就像是盗版的。是一种盗版现象。　　　　
　　　　　　　沈从文是怎样一个人呢？抓不住，够不着。因为他对自己也并没有抓住和够着。水太大了，统统都溺死。文学从来不是救命稻草。知识救不了分子。河流把船溺死，玻璃金鱼缸溺死了优雅的尾巴。我这个人毫无思想，也没什么见解，我喜欢行动——只是现在只把写作看作行动了，自己所能行的动和行得动。而我对沈从文最强烈的感觉恰恰也是这一点。没人能干得更好。只能干得更快——火一烤，外衣就干了。思想是另一回事。文化是另一回事。催生是另一回事。扼杀是另一回事。立场是另一回事。错觉是另一回事。伪装是另一回事。版权所有是另一回事。自由知识分子是另一回事。盗版与正版都是另一回事。另一回事就是说没有这一回事。我已经写烦了，写沈从文写烦了，许多事，一些事，让我无聊。丁玲和沈从文的关系，丁玲、胡也频和沈从文的关系，到底与我或者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居住在一起，或者不居住在一起，与文学史有什么关系？文学史是另一回事。丁玲是另一回事。胡也频是另一回事。四九年以后沈从文不写小说是另一回事。用同一种思维模式去反对这同一种思维模式算什么事。残暴与愚蠢是一回事。□□□与□□□是一回事。重要的是丁玲、胡也频和沈从文留下了多少有价值的文本。“文本”这个词我现在也讨厌，我现在用纸本——“纸本”这个词。我们的文学史是伦理史，革命史，小报的历史，它从来就不是“纸本”的。沈从文与萧乾的互相揭发，知识分子之间相互的争斗，并不是人性的黑暗，这种变态，首先要看到使其变态的因素。人性的黑暗，恶，是被造成的——■■■■■■■■■■■■■■■■■■■■■■■■■■■■■■■■■■■，像盗版——但终于到达了。迟到也是到。就像先锋。先锋的商业化，因为商业化是中国当下社会里的先锋。他们给座位明码标价，有的人值八十元钱。盗版的沈从文在去玻璃金鱼缸的路上。　　　　
　　　　


第二章批判张爱玲（1）　

　　　　　批判张爱玲：苦行僧的病态传奇　　　　
　　　　　　作者：刘波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这是痴情的张爱玲送给她前夫胡兰成的一句忠告，就是这句话让许多人认识了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传奇人物，她的一生不仅在靠早期的几部作品说话，而且更以她悲怆的命运将凄凉的晚景也演绎成了如今的一份辉煌。　　　　
　　　　　　这个穿着旗袍的民国女子以她早慧的天才声誉响彻了“五四”之后的文坛，她以爱憎分明的态度书写了善与恶之间的二元对立。在她的笔下，痛恨能征服那些罕见的隐性话语，成为那个时代民间的最强音。关于上层社会的描述，那些百无聊赖的自恋情结模式得以取代俗世的福音，而对下层人的同情与斥责更是成为张爱玲体验切肤之痛的有效方式。　　　　
　　　　　　在早期小说虚妄的结局背后，尽管张爱玲聪明的叙述与构思会在某些方面显得精巧，但是文本中缺乏的是一种整体上的厚重与大气，而厚重与大气的东西里恰恰总是暗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愚钝，而年轻的张爱玲只有“出名要趁早呀”的精确思维。面对当时现状的不合理与严酷性，精力充沛的张爱玲没有沮丧，她转向了对女性命运的书写和对人类奴性的挖掘，但是灵与肉的较量被欲望的排他性公开化了，因此失去了内在的价值参照，从而让一种虚伪的道德驱使着试图攻克新的话语逻辑，最后却在感性的失衡中溃败，这就是写作时间并不长的张爱玲在冷酷的叙事中迅速抽身的缘由。她的故事终究要被虚妄所消解，所以那种看似严谨的镜像建构，最终还是像她的命运一样充满了传奇色彩的混乱与芜杂。　　　　
　　　　　　双重的“妖魔化”效应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正当那些革命文人拿起投枪和匕首向假想或现实中的敌人发起进攻的时候，张爱玲正沉浸在自己对遗老遗少们纠缠不清的爱情与婚姻里。所谓的向生活低头，其实任何一个有着向往自由和解放情结的作家都没有那样做，而是将自己的写作放置于历史的环境中进行不懈的追问与反思，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这些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都以一种超然的姿态对待自己的写作，所以在那个革命的年代他们不被承认是事出有因的，他们受到特定的历史环境所限制。　　　　
　　　　　　然而到了八九十年代，当文学艺术真正开始走向觉醒的时候，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和周作人等作家的作品才逐渐被人们重新发现与认识，而浮出了民间的地表成为新时代的经典，他们在中国文坛上整整沉默了大约半个世纪。当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学占领了整个文化市场的时候，这些真正与文学有关的作品却只能在黑暗的角落里发出微弱的气息。物极必反，张爱玲的作品在九十年代一度冲击着中国的文化界，上至高校与研究领域里的知识分子，下至民间的中小学生，他们几乎是同时迷上了张爱玲。张爱玲从此成为文化领域内的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各种研究张爱玲的文章和书籍铺天盖地地向我们涌来，在世纪末它们带着张爱玲尸骨未寒的灵魂之道出没于各种文学场合，并掀起一阵阵热闹的呼告，似乎要为张爱玲在上半个世纪的被冷落和遭冷遇而鸣不平。这些狂热的张迷或张爱玲的研究者们达到了自己特定的目的，那就是把张爱玲再次推向了一个尴尬异常的境地：以前许多尊敬她的人而后又开始反感她了。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与张爱玲和她的作品无关，而是与我们的视野与真诚有关。　　　　
　　　　　　虽然在现代文学史上也有不少的女作家以她们优秀的作品震憾着我们日渐麻木的心灵，比如萧红这个挖掘人性的警察在她的作品里调动了几乎所有的神经系统组织，她是锋芒毕露的，只要我们稍稍留意一下她的作品，或许就能在中间找到自己的影子。她的狠毒已经是有目共睹了，人们无法以抚慰和救赎的姿态来进入她为我们所营造的生活氛围。而张爱玲就不同，她温文尔雅地向你娓娓道来，显得悠闲自在，从容不迫。但是她的内心暗藏着一股邪恶的力量，谁也无法轻易就识破这些迷宫一般的神奇魔法。其实最真实的是张爱玲对中国小说的贡献不在于她创造了什么新奇的叙述方式或者独特的叙述视角——她的方法上的特点也并不比与她同时代的其他的小说家们优秀多少——重要的是在于她为我们提供了那个时代人的精神与生活状况，这种提供不单纯是泛泛地将不作加工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而是渗透了她独特的思考的，她的作品里所蕴含的意义在于她描述了那个时代上海与香港这两个城市的经纬，不管是上层社会的腐朽的场景，还是下层人在生命中跋涉的那种艰辛与痛苦。　　　　
　　　　　　在新世纪的今天，小资群体的出现再一次将张爱玲推上了中国现代伟大作家的行列。在新近上市的各种版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里，张爱玲被从历史尘封的卷册中挽救了出来，还原了她本真的面貌，并得到基本公允的评价。但是对于张爱玲其人其文，有的评论家将她视为挖掘人性最为透彻的现代女作家，无人能比，而还有的人持完全相反的观点，把她的作品斥为不堪入目的庸俗文学的典范，走这两种极端都是有失偏颇的。其实张爱玲相对于她当时所处的时代来说，她的写作算是优秀的，但她并不是最好的。　　　　
　　　　　　著名的学者夏志清先生在给台湾的张爱玲研究者水晶的《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写的序言中这样评价张爱玲：“我深信张爱玲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别的作家产量多，写了不少有分量的作品，也自有其贡献，但他们在文学上，在意象的运用上，在人物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