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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王朝兴替-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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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袁崇焕以邀请毛文龙到幄山看将士射箭为名，诱捕毛文龙。当时袁崇焕手下的部将有许多为毛文龙求情，认为他苦守皮岛多年，劳苦功高。袁崇焕不听，请出尚方宝剑，杀了毛文龙，并对众人说：“我只杀毛文龙一个，其他人无罪。”当时毛文龙手下有数万精兵在场，忌惮袁崇焕的威风，竟然没有一个人敢轻举妄动。
其时袁崇焕总掌兵事，毛文龙对他的权力和地位并无任何威胁，袁崇焕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要杀毛文龙。他的动机，很可能有两点：一是出于个人情感，他实在是不喜欢毛文龙这个人；二是因为毛文龙跋扈难制，所以袁崇焕杀人以立威，这是新到任的统帅通常用的法子。但从后来可以看出，杀毛文龙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还不包括袁崇焕因为此事引起了崇祯对他的猜忌。我们不能不说，在毛文龙这件事的处理上，袁崇焕是有极重的私心的，而个人恩怨有时候不但会改变双方各自的命运，还会改变历史的局部面貌，起到微力的作用。当这些微力足够多时，进而成为合力，影响到国家命运的走向。
从另外一点来说，袁崇焕确实有故意专擅的意思，一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只要有利于国，专之可也；二是崇祯皇帝给了他尚方宝剑，为的就是让他便宜行事。但袁崇焕忘记了，帝王之心深不可测，君与臣永远不可能完全信任。
袁崇焕随即将毛文龙厚葬，亲自祭奠说：“我杀你，是朝廷大法；我祭你，是僚友私情。”随即将毛文龙手下的二万八千人分为四部，由毛文龙的儿子毛承祚、副将陈继盛、参将徐敷奏、游击刘兴祚分别率领。
崇祯二年五月，袁崇焕才上书崇祯，报告了杀毛文龙一事。崇祯听到后，“意殊骇”，意思是吃惊得不得了；他没有想到袁崇焕自作主张到了这样的地步，因为毛文龙不但是沙场老将，也是手持尚方宝剑的一方统帅。但因为毛文龙已死，国家必须有良将，崇祯还要依靠袁崇焕，只好“优旨褒答”。不久后又“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显然崇祯的本意并不想这样做，只不过为了笼络袁崇焕不得已而如此。从这时开始，崇祯已经开始警戒，对袁崇焕又爱又恨之。
袁崇焕为了拖延时间，完成收复大业，开始与皇太极和谈。此时努尔哈赤新死，满洲内部人心动荡，皇太极的地位还不十分稳固，他对和谈极有兴趣，立即作出有利反应。袁崇焕提出先决条件，要皇太极先除去帝号，恢复称“汗”。皇太极居然答允，但要求明朝皇帝赐一颗印给他，表示正式承认他“汗”的地位。
当时皇太极并没有一味跟明朝开战，而是千方百计地求和。他不但自己写信给明朝边界官员，还托朝鲜居间斡旋，托蒙古王公上书明朝。而他发动每一个战役，都是“以战求和”的目的。皇太极的眼光相当毒辣，有相当的自知之明。他清楚地认识到，以当时明朝和满清国力人力的对比，满清决计不是明朝的敌手；满清人口与兵力有限，经不起长期的消耗战，明朝的政治只要稍上轨道，满清就非亡国灭种不可。
皇太极还写信给崇祯皇帝说：“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天聪实录稿》）皇太极用辞十分谦卑。但崇祯毫不理会，对满清始终坚持“不承认政策”，还妄自尊大，激怒了皇太极。等到崇祯末年，农民军力量壮大，崇祯皇帝再想与满清议和，已经晚了。
当皇太极看到崇祯杀了袁崇焕时，已经知道明朝的气数尽了。但即便是这个时候，他也没有想到满清能这么快地取得明朝的天下，在他预测中，无论如何也还要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明确地表示要推翻明王朝。
有人说，因为袁崇焕妄杀了毛文龙，所以崇祯才误杀了袁崇焕。袁崇焕被杀，不但是他本人的悲剧，也是崇祯皇帝的悲剧，更进一步说，是整个大明王朝的悲剧。“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史·卷259·袁崇焕传》）。然而对于明朝来说，这还远不是悲剧的高潮。高潮一直要到1644年才会出人意料地来到。
袁崇焕被时人称为“袁长城”。袁崇焕死后，明朝只剩了最后一座人造的长城，山海关就是明朝最后的屏障。
第一编 1644之甲申风云崇祯与皇太极的较量（10）
６ 另一座长城
明朝的长城非常著名。明长城是我国历史上修筑的最后一道长城，也是修建规模最大、历时最长、工程最坚固、设备最为完善的长城。它东起辽东的鸭绿江畔，西至甘肃的嘉峪关旁，横贯今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内蒙、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九省、市、自治区，全长六千三百多公里。
有人计算过，若将明代修筑长城的砖石、上方，用来修筑一道五米高、一米厚的大墙，可绕地球一周有余。它翻越千山万水，穿过莽莽荒原，腾飞茫茫沙漠，奔向皑皑雪山，犹如一条巨龙舞动在中国北方辽阔的大地上。
明朝在灭掉元朝以后，原来的统治者蒙古贵族北走沙漠，但“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蒙古势力时刻想卷土重来，不断南下骚扰掠夺。同时在东北又有女真的兴起，为了防御蒙古、女真等游牧民族贵族的扰掠，明代十分重视北方的防务。为了防御北方边患，明朝历代政府不得不屡次修建长城。在明朝的二百多年中，几乎一直没有停止过对长城的修筑和巩固长城的防务。开始只对几百年前遗留的破烂不堪的长城进行补修，到后来进行大规模的修建。明朝长城工程之大，自秦皇、汉武之后，没有一个朝代能够与之相比，工程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改进，结构更加坚固、防御的作用也更大了。我们可以这样说，万里长城这件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修筑，经秦始皇连成一气的伟大工程，到明朝才完成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气魄宏大的长城，正是明代的遗迹。（附图：明长城示意图）
纵观长城的历史，可以看出，大部是在一定的时期内，整体或某个方面比较弱的一方，才修筑长城。长城用于军事的目的，是修长城的一方，想凭借长城保持与敌方的抗衡。到了明朝后期，长城已经成了消极防御的军事工事。
但是，明王朝花费巨大人力、物力修建起来的万里长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由当时的社会状况、军事制度和战略思想决定的。单从军事的角度来说，在长逾万里的防御线上，攻击一方是先发制人，攻其不备，在时间、规模、突破口的选择上有主动权。而守军分散在万里长城线上，无论如何地强调常备不懈、居安思危，还是难以阻挡一些规模较大的突然袭击的。
崇祯八年至十一年（公元1635—1638年），清兵曾多次从蓟镇、宣府、大同三镇的董家口、独石口和得胜堡等处拆长城而入。
清军数次攻进长城，长驱于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几次威胁明朝京都，打了许多胜仗。终因山海关控扼其间，清内外声势不接，不得不掳掠后退出长城。
山海关号称“天下第一关”。东门巨匾上的“天下第一关”五个字是明代成化八年进士、当过福建按察司佥事的肖显所写，笔力雄浑有力，尺度巨大，独具风格。
山海关的建关历史，源流久长。在尧、舜及夏、商、周时都曾有职司掌管。秦朝时属辽西郡，汉高祖时属卢绾，汉献帝初归公孙赞，三国时北魏曹操在这里设卢龙郡，晋朝时属营丘郡，南北朝至隋朝属北平郡，唐朝初年设临榆关，五代时仍为临榆关，宋朝时改名临闾，辽国占领以后属迁州，金国时称迁民镇，元朝时仍叫迁民镇，明朝设山海关。在明朝洪武十四年，即1381年，朱元璋派魏国公大将军徐达在这里设山海卫。徐达见这一带北依燕山山脉的崇山峻岭，南临波涛汹涌的渤海，山海之间只有十余华里的狭长地带，形势险要，是辽蓟的咽喉要道，便于1382年十二月筑起山海卫城，城关就叫山海关。清乾隆二年，曾设临榆县。
山海关一带，山势陡绝，形势险要，历来为兵家所争之战略要地。过去曾有人用“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的诗句来描写关城的险要。历史上曾经有很多次战争在这里进行，至今还有许多战争遗迹可寻。据史书记载，隋文帝开皇十八年，有高丽一万多名军兵来侵犯辽西。隋文帝派汉王谅、王世积为行军元帅，带兵三十万出临榆关迎敌。隋炀帝大叶十年兴师征伐高丽经过这里。唐太宗在贞观十九年亲征高丽，成功班师回朝曾经过这里，在汉武台上刻石纪功。他在《春日观海诗》中写道：“翠岛屡出桑，碣石想秦皇”。明朝初年，徐达在这里设山海卫后，遂成为边防重镇，驻有重兵把守。
李自成由极盛转为极衰的关键一役也发生山海关下。
公元1644年（崇祯十七年）四月十三日，李自成率领农民军十万与平西伯吴三桂激战于山海关石河两岸。四月二十一日，起义军以数千骑兵突破了西北防线，进逼山海关西罗城下。二十二日，山海关北翼城的一支明朝官兵投降了李自成，山海关城眼见马上即可攻下。吴三桂在关键时候投降了清军，出关迎接清军首领多尔衮入关。于是明军与清军两军合战，左右进攻，与李自成农民军大战于石河西岸的红瓦店一带，农民军大败，只好撤退。于是这个山海雄关的大门洞开，清军大批过关驰入中原。不久大顺朝即告灭亡，清朝代替了明朝的统治。这是后话。
满清入关建立政权以后，鉴于明亡国的教训，决定不再修筑长城。清朝的统治者清楚地看到，明代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修筑长城，却未能挽救被农民起义推翻的命运，于是决意改变统治策略，要建起一座“修德安民”的无形长城。
康熙皇帝在《古北口》一诗中说：“断山逾古北，石壁开竣远。形胜固难凭，在德不在险。”乾隆皇帝在《望长城作》一诗中说：“千秋形胜因循览，万古兴亡取次觇。自是天心无定向，从来违顺卜黧黔。”清朝的一些大臣也说：“毕竟成城需众志，皇图巩固在于斯。”
第一编 1644之甲申风云崇祯与皇太极的较量（11）
这说明清朝统治者认为，要巩固政权不能仅凭“形胜”，依靠长城来进行统治，而要重视德化及人心向背。这从康熙帝批阅的一份奏折上看得就更为清楚。古北口总兵官蔡元向朝廷上奏，意思是说他管辖的那一段长城“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康熙帝批曰：“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具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
于是，清朝统治者决意用怀柔政策，即用宗教和思想统治的办法，代替对长城的修筑。历史上“明修长城，清修庙”，就是讲的这一史实。首先，清朝政府在北京城修建了雍和宫，乾隆皇帝还亲自前去受戒。再者又在热河建立了行官，即承德避暑山庄。在山庄之外，仿新疆伊犁河畔的伊犁庙，修了安远庙；仿西藏的三摩耶庙，修了普宁寺；仿拉萨的布达拉宫，修建普陀宗乘之庙；仿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修了须弥福寿之庙，共修了八大庙宇，为蒙古、藏族等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准备了宗教活动和休息的场所。对于北方边疆的各少数民族首领来说，他们不必长途进京也有与清廷彼此交流的机会与场所。清政府以此达到巩固统治、安定边疆的目的。
避暑山庄，名义是休息避暑之地，意义却又远远不止于此，它把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和一座座香火缭绕的寺庙。
我们可以说，这就是清统治者的“长城”，它比蜿蜒万里的秦汉、明代长城要高明许多倍。历史事实证明，清朝政府这一套政治统治手法，确实是行之有效的。
７ 死亡的遗留问题
袁崇焕虽然杀了毛文龙，但担心毛氏旧部有变，为了笼络那些人，特地给毛的旧部增发军饷，向朝庭上书说：“东江一镇，牵制所必资。今定两协，马军十营，步军五，岁饷银四十二万，米十三万六千。”崇祯看了不能不怀疑，为什么兵员比以前减少了，军饷反倒增加了？但看在是袁崇焕奏请的份上，依然如数拨发。
崇祯一味迁就袁崇焕，不仅仅是袁崇焕当时握有重兵——当时袁崇焕麾下合辽、登莱、天津，及东江四镇兵十五万三千，马八万一千，岁费度支四百八十余万——更重要的是，他念念不忘的是袁崇焕“五年平辽”的誓言。对于还不到二十岁的年轻的崇祯来说，这誓言确实相当诱人。他愿意赌上一把。
可惜的是，袁崇焕增发军饷的这一招并没有效果，皮岛旧部“弁失主帅，心渐携，益不可用，其后致有叛去者”（《明史·卷259·袁崇焕传》）。可见毛文龙虽然嚣张跋扈，但却甚得军心，袁崇焕用人不知用人所长，可谓十分的失策了。
毛文龙之死并不单纯，很快就得到了验证。袁崇焕杀毛文龙后，毛文龙的两名义子孔有德和耿仲明立即领兵反叛，但也没有直接与明军交锋，只是沦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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