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王朝兴替-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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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确实难以退步。永历朝廷在既成事实面前竟毫无灵活性，坚持拒绝封孙可望为秦王。在大西军提出联合抗清的建议以后，永历朝廷不仅在封爵上多方刁难，还不顾大敌当前，加强了对大西军的防范。“是冬，封黔镇皮熊为匡国公，播镇王祥为忠国公，防滇寇也”。　　　　
　　　　大西军建立起以云贵为中心的新基地后，永历小朝廷的处境开始江河日下。　　　　
　　　　顺治六年（1649年）清军攻占了湖南，翌年清军攻克广州和桂林，驻于梧州的永历君臣在同一天里得到两省省会陷落的消息，立即乱成一团。永历帝仓猝登舟，向南宁逃难。永历帝生性懦弱无能，一有风吹草动立即“起驾”逃难。他从梧州窜往南宁时，根本没有作留守地方的任何部署，像普通百姓一样只知逃命要紧。　　　　
　　　　永历帝君臣经过浔州时，庆国公陈邦傅已经决定投降清朝，准备邀劫永历帝献给清方。永历帝得到报告，“冲雨而过”，脱离了危险。陈邦傅没有抓到永历帝，就将明宣国公焦琏刺杀，将其首级献给清军作进见礼。　　　　
　　　　原先聚集于两广的朝廷和地方官员大有树倒猢狲散之势。除了镇西将军朱旻如在昭平县同清军格斗而死，被革职的朝臣汪皞投水自尽以外，其他未随驾的官员有的降清，有的窜入深山，有的剃发为僧。王夫之等人都是在这时脱离永历朝廷返回清政府统治下的故乡，以明朝遗民自居。“山中宰相”方以智、原给事中金堡做了和尚。以风节自命的“五虎”首领袁彭年（左都御史）和丁时魁再次降清，都自称1648年在广州反正是被李成栋所逼迫。


第二编　1644之半壁江山最后的永历（10）

　　　　永历帝逃到南宁后，无兵无将，辖地全失，已经走投无路，只得依靠大西军这唯一的一支力量了。于是顺治八年初，永历帝派使臣前往贵州，封孙可望为冀王，让他带兵到南宁护卫。　　　　
　　　　按明朝制度，一字王为亲王，二字王为郡王，永历帝到危难关头决定破格封孙可望为一字王，却不同意真封秦王，原因是明初朱元璋的次子朱樉受封秦王，位居诸藩之首，传世二百多年，需要避免重复，也有恩自上出的意思。孙可望却因为用秦王名义发号施令已久，不愿拆穿早已誊黄公布的“伪敕”，拒不接受。杨畏知劝他接受冀王封号，说“假王何如真王”，孙可望置之不理。　　　　
　　　　1651年（永历五年，顺治八年）二月，清军由柳州南下，南宁岌岌可危，永历朝廷覆亡在即。孙可望见事态紧急，急忙派遣劲兵五千赶赴南宁护卫永历皇帝。孙可望的军队一到南宁，就杀了永历朝廷的兵部尚书杨鼎和，逼死了阻挠封秦的首席大学士严起恒。在这样的状况下，永历帝被迫正式承认孙可望为秦王。　　　　
　　　　南宁又陷落后，朱由榔仓皇逃到濑湍。顺治九年正月，孙可望派人将永历帝接到贵州安龙所，改名安龙府。答应每年向永历“致银八千两，米百石”，而永历帝允许孙可望今后“大小战争，诛斩封奏，先行后奏”。这个时候，永历政权才完全在孙可望的控制下。　　　　
　　　　作为对比，我们再来看看后来孙可望投降清廷后的待遇。1657年（顺治十四年，永历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南明内讧又起，孙可望在贵阳誓师，亲自统率十四万兵马向云南进发，攻打李定国。此但由于孙可望师出无名，他手下的重将白文选不支持他，结果兵败。孙可望一路奔逃，走投无路下，终于决定投降清廷。　　　　
　　　　而清廷得知可望处境危急后，为了捞到这张王牌，立即派出大军接应，击退南明的拦截之兵，孙可望和家眷等四百多人才得以脱险。　　　　
　　　　在这以前，洪承畴受命经略五省总督军务，始终局促于湖南、广西境内，毫无进展。孙可望一手挑起的南明内讧和兵败降清，对清廷来说无异是喜从天降。　　　　
　　　　清廷对于孙可望的来归极为重视，特旨封孙可望为义王。孙可望应诏赴京陛见，到达京师后，清廷命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带领公、侯、伯、梅勒章京、侍郎等大批高官显爵出城迎接，场面相当隆重。明遗民方文当时正在北京，目睹其事，赋诗寄慨云：“南海降王款北庭，路人争拥看其形。紫貂白马苍颜者，曾搅中原是杀星。”次日，顺治皇帝亲自在太和殿接见孙可望。十天之内，皇帝赐宴多达三次，赐银两次共一万二千两，此外赐府第、赐蟒袍、朝衣、缎匹等，孙可望成了清廷上红极一时的人物。　　　　
　　　　我们可以看到，1649年，孙可望统率数十万貔貅之众，以云南全省之地，自愿归附风雨飘摇中的永历朝廷，南明君臣在封一字王上备极刁难；而清廷对仅率数百人狼狈来归的孙可望却毫不犹豫地加封王爵。不能不看到清廷的度量和眼光比永历朝廷高明得多。　　　　
　　　　可惜的是，孙可望受到清廷特殊的恩遇，靠的是出卖云贵川抗清事业。孙可望本人的地位随着永历朝廷的衰微逐渐走向没落。顺治十六年（1659）闰三月，有人揭发孙可望放债取利等事。这种事情在满洲八旗中本是习以为常的现象，顺治皇帝却不愿放过这个机会进一步贬损孙可望的政治地位。他派内阁学士马迩吉来到孙可望的住宅宣读谕旨，先训斥一番，然后宣布宽假其罪。　　　　
　　　　此后，孙可望的处境益发难堪了，正如古语所说“神龙失势，与蚯蚓同”。顺治十七年（1660）六月，他被迫上疏请求辞去义王封爵和册印。这时，南明永历皇帝虽然已经逃入缅甸，西南大势已定。　　　　
　　　　就在这年的十一月二十日，孙可望死了。官方的说法是病死，真相如何颇有疑义。清初史家就说孙可望是“随出猎被射死”。康熙八年，清廷派刑部尚书明珠前往福建招抚据守台湾的郑经。郑经回信中不无讽刺地说：“贵朝宽仁无比，远的不说，以所闻见之事如方国安、孙可望，岂非竭诚贵朝者，今皆安在？往事可鉴，足为寒心。”可见，孙可望之死并非善终在当时一定流传得很广。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六月，清廷终于决定：“孙可望子孙所有世职，嗣后不必承袭。”从此，孙可望家族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最后的痕迹。　　　　
　　　　６　李定国　　　　
　　　　李定国，字宁宇，明天启元年（1621年）出生于陕西延安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崇祯三年（1630），年仅十岁的李定国参加了张献忠起义军。张献忠见他相貌英俊，性格宽厚温和，非常喜欢，于是收为养子。张献忠有四个养子，“孙可望为长，定国次之，刘文秀、艾云枝（能奇）次之”。从此，李定国追随张献忠，在斗争中迅速成长。　　　　
　　　　崇祯十年（1637），十七岁的李定国即率部下二万人，追随张献忠进入四川、湖北。崇祯十四年二月，李定国奉命奇袭襄阳，他乔装成明军差官，“以二十骑夜叩襄阳城门而入”，“遂克襄阳”，擒获明朝亲藩襄王；明督师大学士杨嗣昌所储军资十余万，皆为农民军所得。襄阳大捷是张献忠起义军开始走向胜利的转折点，而这一胜利和李定国的机智勇敢是分不开的。　　　　
　　　　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张献忠正式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李定国以战功卓著被封为“安西将军，监十六营”，位仅次于孙可望，是大西政权的第三号人物。这时他才二十四岁，“长八尺，眉目修阔，躯干洪伟，举动有仪度”，在军中“独以宽慈著”，作战则“临阵陷坚逐，死不置”，少年英武；被人称为“小尉迟”，又因为骁勇善战，更被称为“万人敌”。　　　　
　　　　顺治三年，张献忠战死后，大西军建立了以昆明为中心的著名的“四将军”政权，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称安西王，刘文秀称抚南王，艾能奇称定北王，仍然保持着农民军的传统：“每公事相会，四人并坐于上”，“然各营诸将赏罚，则一尊于可望”。　　　　
　　　　孙可望随着地位提高，个人野心逐渐膨胀。明御史任僎投其所好，“倡议称可望为国主，设六部，铸兴朝通宝纹，以干支纪年，可望大悦”，然而李定国“心非任僎议，每事相抵牾”。孙可望便与亲信王尚礼策划，欲压服李定国，树立个人权威。


第二编　1644之半壁江山最后的永历（11）

　　　　永历帝逃到南宁后，无兵无将，辖地全失，已经走投无路，只得依靠大西军这唯一的一支力量了。于是顺治八年初，永历帝派使臣前往贵州，封孙可望为冀王，让他带兵到南宁护卫。　　　　
　　　　按明朝制度，一字王为亲王，二字王为郡王，永历帝到危难关头决定破格封孙可望为一字王，却不同意真封秦王，原因是明初朱元璋的次子朱樉受封秦王，位居诸藩之首，传世二百多年，需要避免重复，也有恩自上出的意思。孙可望却因为用秦王名义发号施令已久，不愿拆穿早已誊黄公布的“伪敕”，拒不接受。杨畏知劝他接受冀王封号，说“假王何如真王”，孙可望置之不理。　　　　
　　　　1651年（永历五年，顺治八年）二月，清军由柳州南下，南宁岌岌可危，永历朝廷覆亡在即。孙可望见事态紧急，急忙派遣劲兵五千赶赴南宁护卫永历皇帝。孙可望的军队一到南宁，就杀了永历朝廷的兵部尚书杨鼎和，逼死了阻挠封秦的首席大学士严起恒。在这样的状况下，永历帝被迫正式承认孙可望为秦王。　　　　
　　　　南宁又陷落后，朱由榔仓皇逃到濑湍。顺治九年正月，孙可望派人将永历帝接到贵州安龙所，改名安龙府。答应每年向永历“致银八千两，米百石”，而永历帝允许孙可望今后“大小战争，诛斩封奏，先行后奏”。这个时候，永历政权才完全在孙可望的控制下。　　　　
　　　　作为对比，我们再来看看后来孙可望投降清廷后的待遇。1657年（顺治十四年，永历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南明内讧又起，孙可望在贵阳誓师，亲自统率十四万兵马向云南进发，攻打李定国。此但由于孙可望师出无名，他手下的重将白文选不支持他，结果兵败。孙可望一路奔逃，走投无路下，终于决定投降清廷。　　　　
　　　　而清廷得知可望处境危急后，为了捞到这张王牌，立即派出大军接应，击退南明的拦截之兵，孙可望和家眷等四百多人才得以脱险。　　　　
　　　　在这以前，洪承畴受命经略五省总督军务，始终局促于湖南、广西境内，毫无进展。孙可望一手挑起的南明内讧和兵败降清，对清廷来说无异是喜从天降。　　　　
　　　　清廷对于孙可望的来归极为重视，特旨封孙可望为义王。孙可望应诏赴京陛见，到达京师后，清廷命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带领公、侯、伯、梅勒章京、侍郎等大批高官显爵出城迎接，场面相当隆重。明遗民方文当时正在北京，目睹其事，赋诗寄慨云：“南海降王款北庭，路人争拥看其形。紫貂白马苍颜者，曾搅中原是杀星。”次日，顺治皇帝亲自在太和殿接见孙可望。十天之内，皇帝赐宴多达三次，赐银两次共一万二千两，此外赐府第、赐蟒袍、朝衣、缎匹等，孙可望成了清廷上红极一时的人物。　　　　
　　　　我们可以看到，1649年，孙可望统率数十万貔貅之众，以云南全省之地，自愿归附风雨飘摇中的永历朝廷，南明君臣在封一字王上备极刁难；而清廷对仅率数百人狼狈来归的孙可望却毫不犹豫地加封王爵。不能不看到清廷的度量和眼光比永历朝廷高明得多。　　　　
　　　　可惜的是，孙可望受到清廷特殊的恩遇，靠的是出卖云贵川抗清事业。孙可望本人的地位随着永历朝廷的衰微逐渐走向没落。顺治十六年（1659）闰三月，有人揭发孙可望放债取利等事。这种事情在满洲八旗中本是习以为常的现象，顺治皇帝却不愿放过这个机会进一步贬损孙可望的政治地位。他派内阁学士马迩吉来到孙可望的住宅宣读谕旨，先训斥一番，然后宣布宽假其罪。　　　　
　　　　此后，孙可望的处境益发难堪了，正如古语所说“神龙失势，与蚯蚓同”。顺治十七年（1660）六月，他被迫上疏请求辞去义王封爵和册印。这时，南明永历皇帝虽然已经逃入缅甸，西南大势已定。　　　　
　　　　就在这年的十一月二十日，孙可望死了。官方的说法是病死，真相如何颇有疑义。清初史家就说孙可望是“随出猎被射死”。康熙八年，清廷派刑部尚书明珠前往福建招抚据守台湾的郑经。郑经回信中不无讽刺地说：“贵朝宽仁无比，远的不说，以所闻见之事如方国安、孙可望，岂非竭诚贵朝者，今皆安在？往事可鉴，足为寒心。”可见，孙可望之死并非善终在当时一定流传得很广。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六月，清廷终于决定：“孙可望子孙所有世职，嗣后不必承袭。”从此，孙可望家族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最后的痕迹。　　　　
　　　　６　李定国　　　　
　　　　李定国，字宁宇，明天启元年（1621年）出生于陕西延安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崇祯三年（1630），年仅十岁的李定国参加了张献忠起义军。张献忠见他相貌英俊，性格宽厚温和，非常喜欢，于是收为养子。张献忠有四个养子，“孙可望为长，定国次之，刘文秀、艾云枝（能奇）次之”。从此，李定国追随张献忠，在斗争中迅速成长。　　　　
　　　　崇祯十年（1637），十七岁的李定国即率部下二万人，追随张献忠进入四川、湖北。崇祯十四年二月，李定国奉命奇袭襄阳，他乔装成明军差官，“以二十骑夜叩襄阳城门而入”，“遂克襄阳”，擒获明朝亲藩襄王；明督师大学士杨嗣昌所储军资十余万，皆为农民军所得。襄阳大捷是张献忠起义军开始走向胜利的转折点，而这一胜利和李定国的机智勇敢是分不开的。　　　　
　　　　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张献忠正式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李定国以战功卓著被封为“安西将军，监十六营”，位仅次于孙可望，是大西政权的第三号人物。这时他才二十四岁，“长八尺，眉目修阔，躯干洪伟，举动有仪度”，在军中“独以宽慈著”，作战则“临阵陷坚逐，死不置”，少年英武；被人称为“小尉迟”，又因为骁勇善战，更被称为“万人敌”。　　　　
　　　　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