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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4-笔底波澜-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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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必阿谀权贵，我们不想执政，所以并没有党派，……我们是被压迫，被绞榨的民众的一分子”。两个月后（11月19日），他主编的这本旬刊就被绞杀了。
10月，创办了三个“世界”的成舍我在南京另创《民生报》，“小报大办”，一份以“敢言”著称的报纸出现在新王朝的眼皮底下。
11月，在银行界服务多年、前途一片光明的青年章乃器，独自创办了“一个小规模的言论机关”——《新评论》半月刊，批评时政，激浊扬清。从写稿、编辑、校对到发行，几乎都是他一个人，而且完全利用业余时间。其时与“四一二”相去不远，上海依然是黑云压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章乃器的职业、环境足以让他养尊处优，他之办刊纯粹是激于义愤、出于一种责任感。他竟然独立坚持了一年多，直到被禁止发行。这样的往事听来仿佛如天方夜谭，却确实发生过。
面对同伴淋漓的鲜血，先后参加过国、共两党的青年王芸生，在天津发表了一则不显眼的告别政治的启事，从此选择了“文章报国”之路。
［记事］
1月9日，孙传芳在上海下令关闭了《民国日报》（3月22日复刊）。
3月27日，邹韬奋在《生活》周刊提出“力避‘佶屈聱牙’的贵族式文字，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的文字。”从9月25日起，《生活》几乎每期都要发表他的“小言论”，连同“读者信箱”栏都成为读者最喜欢的栏目。
3月31日，重庆发生“三三一”惨案，军阀王陵基捣毁《四川日报》，杀害《新蜀报》主笔漆南熏，通缉总编辑周钦岳。
4月1日，北京世界通讯社社长孙剑秋被捕。
6月4日，北京《益世报》以“造谣淆惑观听”、“影响治安”等罪名遭查封，编辑朱鉴堂被传讯。
7月6日，陕西《国民日报》社长刘天章、编辑白超然被捕，报社被改组。
7月21日，有七年销售书报历史的长沙文化书社被湖南军阀许克祥查封。
10月10日，上海《中国青年》周刊在出版第8卷第3号之后被国民党查禁停办。
10月24日，张作霖查封北新书局和《语丝》周刊（之后迁到上海）。此前，《语丝》周刊从第141期起，在南方遭禁止发行。
10月，有20年历史的《时事新报》也遭查封、“改组”的命运。
11月，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笔底波澜》 第二部分1928年：没有气骨的人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
笔底波澜
1928年：“没有气骨的人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
1928年2月，蒋介石在和宋美龄结婚之后东山再起。大军北伐，一路披靡。6月3日，张作霖仓皇离京，第二天早晨被炸死。接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飞到了北京，北京就改了一个名字”。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又插到了白山黑水之间。一个新王朝表面上混一宇内，结束了袁世凯之后分崩离析的局面。6月5日，《晨报》的停刊就带有象征的意味，这份曾辉煌十年的报纸可以说与军阀混战时期的北京政局相始终，在另一个时代到来时，它的使命也就结束了。《晨报》的《本报停刊启事》说，创刊十年，“日处不满意环境中，委曲求全，冀有所自献于社会，聊尽匹夫有责之义。乃为事实所限，所欲言者，既未及什一，而
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
所言者，又未为各方所了解，徒求苟存，毫无意义。”这一天，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已兵临北京城下。
9月1日是《大公报》复刊两周年，以一则广告完成了政权更迭的“送往迎来”：影片《蒋介石北伐记》，加映《张作霖被炸》。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报馆虽处于日租界，张季鸾、胡政之他们几经研究，还是决定报道蔡公时等被害的消息。此时，《大公报》发行量已超过1万份，在时代的转型中开始起飞。
11月18日，邹韬奋在回答读者提问时，斩钉截铁地说“没有气骨的人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要具有‘刀锯鼎镬非所敢避’的决心，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生活》周刊每期的发行量迅速突破4万份，由他亲自执笔的“小言论”风靡一时，引起了千万底层青年的共鸣。
11月19日，《申报》出满两万号，史量才在《申报发行二万号纪念》文中以实录历史相期许，再次重申办报的初衷是为社会历史立一权威言论机关，“慨自（民国）十七年中兵争俶扰，而国家文献荡然无存，一旦政治清明，朝失而求之于野，此戋戋报纸或将为修史者所取材乎。”他同时向社会悬赏征集《申报》商标，最后确定以木铎作为《申报》的标志，这是一个失传的言论道具，是追求言论自由的象征。
国民党新握权柄，文网之严密远过于北洋军阀时期。5月16日，胡适在日记中说：“上海的报纸都死了，被革命政府压死了。只有几个小报，偶然还说说老实话。”10月16日，郁达夫和钱杏邨合编的《白华》半月刊创刊，他在《〈白华〉的出现》中直言：“言论创作的自由，被压缩得同针头那么纤细”。这不是什么文学家的想像，而是有大量的事实为证。
仅9月28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一次公布的“反动刊物”名单中，就包括了《创造月刊》、《流沙》、《血潮》、《洪荒》、《奔流》、《我们》、《澎湃》、《思想》、《战线》、《太阳月刊》、《前线》、《流荧》、《戈壁》等，出售这些刊物的创造社、现代书局、晓山书店、光华书局、新宇宙书局被指控是“共产党的大本营”，郭沫若、成仿吾、潘汉年、钱杏邨、蒋光慈、郁达夫等被戴上了“新卖国贼”、“第三国际的走狗”的帽子。
12月1日，国民党政府发出《取缔各种匿名出版物令》，“无负责人、无发行所、无注册管辖、专以邮箱为通信机关之出版品（小报、小册子等），非共产党之宣传即捣乱分子之言论”，通令“内政交通两部严加取缔”。
同月5日，上海泰东书局的赵南公、北新书局的李志云、光华书局的张静庐、开明书店的章锡琛、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真善美书店的曾虚白、现代书局的洪雪帆等发起成立上海新书业公会，参加的还有创造社出版部、良友、新月、春潮、群众、金屋等书店，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断然拒绝。
这年3月10日，当胡适、徐志摩等主办的《新月》月刊在上海悄然问世时，只不过是一本同人性质的文艺期刊，并不发表时政评论。诗人徐志摩在创刊号发表《〈新月〉的态度》，着重提出了“尊严与健康”两个原则，“尊严，它的声音可以唤回在歧路上彷徨的人生。健康，它的力量可以剿灭一切侵蚀思想与生活的病菌。”没有人意识到，一轮《新月》即将在历史的夜幕中冉冉升起。
［记事］
2月21日，洪灵菲主编的《我们》月刊被国民党政府通令查禁，上海晓山书店被封闭。
4月29日，潘汉年编辑、泰东图书局出版的《战线》文艺周刊出至第5期，被当局以“攻击国府”的罪名查封。
5月14日，国民党政府公布《著作权法》和《著作权法施行细则》。
6月12日，邵飘萍遗孀汤修慧复活《京报》，已不复当年的声光。
7月，南京政府组织上海中外记者济案调查团，奔赴济南调查“五三”惨案的真相，其中包括了来自《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的五名中国记者。由《新闻报》记者顾执中、《申报》记者康通一起草的调查报告《中外记者胶济观察记》长达1。6万字，忠实、详尽地记录了日本悍然制造“五三”惨案的真相。
8月29日，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查抄“共产党之机关”，“查获共产书刊一万五千余册”。
9月，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以“言论乖谬，存心反动”的罪名查禁《语丝》等书刊15种。
11月，上海第一线书店以“赤化”罪名受到当局警告，随即停业，所出《无轨列车》半月刊（施蛰存、刘呐鸥、戴望舒编）也遭查禁，共出了8期。
12月16日，国民党改组派在上海创办《硬报》，出版仅一个月就遭当局查封。
12月，青岛《平民报》因报道日本人暴行的消息被驻扎山东的日军强行封闭，记者张乐古等逃到北平，得到各界声援，一度在北平出版了《平民报》平津版。
《笔底波澜》 第二部分1929年：《新月》的光华（1）
笔底波澜
1929年：《新月》的光华
新年伊始，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会于1月10日通过了《宣传品审查条例》，规定凡“宣传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者”，“反对或违背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议案者”，都是“反动宣传品”，属于“查禁、查封或究办”之列。党天下的时代，“反动”帽子满天飞，不臣服在一党之下，就是“反动”。
1月19日，曾开创了一个时代的言论巨子梁启超在北平溘然长逝，胡适的挽联“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可以看作他一生的定论。
年初，史量才以70万元巨款从美国人福开森手里买下了《新闻报》65％股权，他的新闻托拉斯之梦刚刚开始，不料竟引发了一场震动新闻界的股权风波，最终以他的让步而告终。当《新闻报》方面顾虑军阀操纵时，他坦然回答：“至于军阀问题，我想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我史量才办报历来主张言论独立，岂能受军阀反动分子操纵？！”在股权风波的背后，实际上是史量才的办报方向与国民党当局新闻控制的政策的冲突，国民党绝对不希望看到他同时掌握有重大影响的申、新二报。终其一生，史量才都没有跨进《新闻报》报馆的大门一步。
《生活》周刊发行量达到了12万份，成为一份影响巨大的新闻周刊（“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远远超出了原来的职业教育指导的范畴。邹韬奋提出“要不顾一切的保持爱护本刊公正独立为社会努力的精神”。对于《生活》的成功，他曾回忆说：“也许是由于我的个性的倾向和一般读者的要求，《生活》周刊渐渐转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对于黑暗势力不免要迎面痛击。”
9月9日，陈铭德等在南京创办《新民报》，没有人意识到这张小小的民间报日后将会对中国产生深刻的影响。
这一年的日历上，最为光华夺目的无疑是那一弯《新月》，这本文学期刊，从延期到5月才出版的第二卷第2号发表胡适的《人权与约法》一文起，一发而不可收，接连发表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倡导人权、呼唤思想自由、批评国民党专政（甚至直斥国民党反动）的雄文，国内外报纸争相转载，产生了轰动效应。
这些直截了当的言论如同晨钟暮鼓，惊醒了无数昏睡的梦里人。学界泰斗蔡元培在读了胡适的文章后，写信称赞“振聋发聩，不胜佩服”。向来稳重的出版业巨子张元济虽不赞成胡适挥笔上阵，但也一再肯定其“文章之好，议论之正大”。近代工商业巨子张謇之子、南通大学校长张孝若在信中说，“不问有效无效，国民人格上的安慰，关系也极大。”
这是夸父逐日，也是飞蛾投火，更是精卫填海。1929年，确实是胡适、罗隆基们给了国民一点点“人格上的安慰”，使人不由自主地想起蔡锷“为国民争人格”的誓言。这是《新月》最耀眼的时期，也是手无寸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壮丽的一幕演出。
“新月”标志
普天之下，莫非党土，几个知识分子竟敢太岁头上动土，争起什么人权来了。一时之间，从南到北，国民党各地党部要求惩办、缉拿胡适的剪报贴满了他的日记本。教育部甚至向时为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下达了训令，“该校长言论不合，奉令警告”。好一个胡适，他认为发表文章只是其个人的事，“与中国公学何干”？“故将原件退还”。10月1日，行政院干脆以言论“悖谬”等理由撤销了他的校长职务。
国民党中宣部更是组织党棍、枪手，对胡适大张挞伐，11月就出版了《评胡适反党义近著》第一集。《新月》第二卷第4号出版不久即遭查禁。这一切自在意料之中，令人不解的是左派的《白话三日刊》、《自由》、《光报》等也向胡适射出了冷箭。面对一连串的警告、反扑、围剿，明枪和暗箭，胡适统统都表示了轻蔑。
胡适墨迹：“宁鸣而死，不墨而生”
年底，当《新月》和《申报》刊出他们的文章即将结集为《人权论集》，由新月书店出版的广告时，曾让国民党惊慌失措。一弯《新月》如钩，直接指向国民党一党专制，这是胡适一生最辉煌的刹那。之后，他再也没有攀到过这样的高度。
据国民党《中央宣传工作概况》统计，这一年被查禁的刊物就有272种，比前一年增加了90％。其中共产党刊物148种，占总数的54％，其余为国民党改组派、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第三党、“帝国主义”或其他“反动刊物”。正因为言论不自由，戈公振们才会将把上海报学会创办的学术刊物定名为《言论自由》，胡适、罗隆基们才会把《新月》变成了论政的平台。《新月》的抗争也不是孤立的。
5月2日，创刊才一个月的重庆《新社会日报》因为“反动荒谬”遭查封。18天后复刊，6月25日，再次以“蓄意挑拨，淆乱视听”的罪名遭查封，总编辑罗静予被捕，前任总编辑罗承烈遭通缉。重庆报界协会和其他社会团体发起请愿，要求言论自由、启封《新社会日报》，并成立了有中共地下党背景的“重庆市民众争言论自由大同盟”。结果连后援团体也一并遭查禁。两次查禁都有国民党中央的电令，指控《新社会日报》“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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