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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4-笔底波澜-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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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北平《导报》、《益世报》因刊出第29军驻北平办公处处长秦德纯骗婚的新闻，秦指使武装士兵闯入《导报》，殴打并试图绑架三名编辑，到《益世报》捕人也未果。9月26日，北平市新闻记者公会通电国民党中央和南京政府，呼吁保障言论自由和人权。同时通电全国各界请求声援。
10月15日，已被开除出党的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随即被国民党政府引渡押解南京。这一事件引起了南北舆论界“重大的注意”，北平、天津几个重要的日报纷纷发表社论，呼吁公正、合法的判决。上海《申报》、北平《晨报》、天津《大公报》、《国闻周报》及《法治周刊》等报刊都作了追踪报道。10月30日，胡适在北大发表《陈独秀与文学革命》的演讲，同一天傅斯年在《独立评论》第24号发表《陈独秀案》一文，称其为“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曹聚仁主编的《涛声》（上海）还组织了“陈案”的讨论。可以说，1932年的中国是在对“陈独秀案”的关注中结束的。
［记事］
3月5日，左联主办、鲁迅等主编的《十字街头》旬刊出至第3期被查禁。
3月7日，因为2天前的社评中有“中央政府幸勿误国殃民”语，汉口警备司令部以“言论荒谬”等罪名勒令《正义报》停刊3天，听候查核。3月19日，邹韬奋在《生活》周刊发表《谁荒谬？》的小言论：“劝‘中央政府幸勿误国殃民’而为言论荒谬，则劝中央政府实行误国殃民，当为言论公正！……我们痛念尚在暴敌铁蹄下之东北三千万同胞，及最近淞沪惨死流离的民众，是否‘误国殃民’，大可‘心照不宣’！”
4月1日在上海创刊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主办）只出了1期就遭查禁。接着出版的《新文化》也只出2期遭查禁。
4月15日，国际联盟调查团接见平、津新闻界代表胡政之、陈博生、罗隆基等，罗隆基在发言中抨击“九一八”以来日本人对中国新闻舆论界的摧残，上海《民国日报》、青岛《民国日报》、北平《英文导报》等或被威胁停刊，或被直接捣毁。在东三省，日军实行邮检，严禁关内的报纸进入。我国报纸在本国领土之内竟失去了发行自由。
4月，山西《太原民报》、《一报》因披露省政府公卖鸦片真相，被阎锡山下令查封，两报负责人被捕。
7月26日，1924年在江苏镇江创办的《江声日报》因敢于针砭时弊、揭露官场丑恶得罪了当地权贵遭查封，主笔兼经理刘煜生锒铛入狱。
7月，国民党中宣部下令查禁“反动”刊物，包括《礼拜六》、《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旬刊》及郭沫若的《文艺论集续集》等。同月，丁玲主编的《北斗》月刊出至第2卷3、4期合刊后遭查禁。10月，北平公安局通令继续查禁宣传普罗文艺的“反动刊物”。据他们报告，邮件检查员近期检扣的有关共产的“反动刊物报纸”就已达千余种，均已销毁。
9月27日，国民党政府密令检获书刊不许翻印。
10月21日，王造时和彭文应、潘大逵等在上海创办《主张与批评》半月刊，只办了4期，国民党当局就以“言论荒谬”、“肆意诋毁本党”等罪名“秘密通令全国查禁”。《主张与批评》被迫于12月15日停刊，王造时发表《紧要启事》抗议，责问当局“信义何存，保障何在”？
11月15日出版的《文化月报》只出1期就遭查禁。
11月24日，国民党中宣部公布《宣传品审查标准》，规定凡宣传共产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均属“反动”，凡批评国民党政策者均为“危害民国”，应“一律禁止”。同月，南京电报局局长解释新闻电报时有被扣留的情况时说：本局奉交通部令，负有检查责任，凡对政治治安有妨碍的新闻一律扣留。按部颁检查电报办法的规定，明码官商电报，如查有危害民国、违反法律或妨碍公安或风化之处，均应扣留。
11月，夏衍、楼适夷等主编《社会生活》周刊出至第5期后遭查禁。
12月，“左联“主办的《文学月报》出版5、6期合刊后遭查禁。
12月，史量才起用青年黎烈文改革《申报》“自由谈”副刊，既不“迁就一般的低级趣味”、做茶余饭后的“报屁股”，“也决不愿大唱高调，打起什么旗号，吹起什么号筒”，迅速成为“一种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
《笔底波澜》 第三部分1933年：刘煜生以鲜血换来记者节（1）
笔底波澜
1933年：刘煜生以鲜血换来记者节
1933年的中国内忧外患，国难当头，这年元旦，胡愈之在《东方》杂志推出“新年的梦想”，一下子发表了142位知识分子的250个“梦想”。此前，胡愈之在征稿信中说：
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沉闷的空气窒塞住每一个人……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力啊！
什么也不相信的鲁迅没有参与“做梦”，他知道胡愈之的用意无非是“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中之真”。他在元旦当天写的《听说梦》中说：“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产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
在一个“昏黑的年头”，这么一大批知识分子集体“做梦”自然要闯祸，不久（3月16日）胡愈之就被商务印书馆辞退。
1月21日，年仅32岁的《江声日报》主笔刘煜生被顾祝同下令枪决，罪名是“共党报纸”、“蓄意煽起阶级斗争，鼓动红色恐怖”等。《江声日报》编辑、撰稿人有张醒愚、于在冤、余水痕等同时被判刑。镇江新闻公会向全国新闻界和政府呼吁，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两次发表中英文宣言，揭露真相，抨击暴政。2月1日，上海新闻记者公会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五项决议，包括联合报界公会、律师公会、市商会、市教育会等团体合力抗争、设立刘煜生案专门委员会等。2月5日，首都（南京）新闻记者协会也发表宣言，呼吁全国各界一致抗争。
刘煜生被处决的几天后，上海《时事新报》驻南京记者王慰三在光天化日下被人枪杀。2月17日，北平记者公会为刘煜生和王慰三举行追悼会，北平市外勤记者协进会就他们遭害一事通电全国，要求国民党政府严惩凶手。
2月19日，上海各报239名记者发表联合宣言，为刘煜生伸张正义，指责顾祝同妄图把新闻文化界“永在军事机关控制之下，而不得享受《约法》所给予的言论自由，生命安全之人权保障。此非刘煜生一人之问题，而值为全体人民所应严重抗争者”。许多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抨击当局摧残言论自由、草菅人命。全国律师协会等社会团体也要求追究、惩办责任者。天津、武汉、杭州、广州、青岛、济南、郑州、徐州、芜湖、南昌、蚌埠、长沙、太原、汕头、香港等地到处集会，发表宣言、通电，谴责暴行，呼吁保障新闻自由。《申报》、《生活》周刊等报刊予以详细报道。于右任主持的监察院在这前后也依法弹劾顾祝同，蒋介石被迫将他调离江苏。8月和9月1日，国民党政府先后发出《保障正当舆论》、《切实保障新闻从业人员》的通令。在全国新闻界、人权组织、律师协会等各界社团的抗议声浪中，一个一党专制的政府终于作出了表面的让步。“9月1日”，这是刘煜生他们以鲜血换来的记者节，是百年言论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日子。
4月，陈独秀“危害民国”案开庭审理，他本人在法庭上慷慨陈词，不失当年“五四”的风采。和他一起办过《甲寅》等报刊的大律师章士钊义务为他辩护。尽管陈独秀最终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但当时的《申报》、《国闻周报》、《法治周刊》等都详细、真实地报道了这一案件，《益世报》等大报还全文发表了他们的精彩辩护，乃至判决书、上诉状等。意味深长的是汪原放的亚东图书馆不仅重印了一千部《独秀文存》，而且出版了章士钊汇编的陈案资料集《陈案书状汇录》，也印了一千册，很快被上海沪江大学、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的教材。蔡元培为《独秀文存》第九版作序，称陈独秀当年的文章，“即到今日，仍没有失掉青年模范文的资格”。这些事都发生在1933年。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我的态度是头可杀，而我的良心主张，我的言论自由，我的编辑主权，是断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个人所屈服的。”这是《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的话。6月18日，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在上海租界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邹韬奋身为同盟执行委员之一传说也被列入了黑名单，多处传闻《生活》将被查封。7月14日，邹韬奋将编务交给胡愈之、艾寒松，“出国
《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
暂避”，开始了第一次流亡。12月16日，国民党当局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的罪名下令封闭《生活》。最后一期《生活》（总第417期）发表了邹韬奋一年多前就准备好的《与读者诸君告别》，“宁为保全人格报格而绝不为不义屈”。同时发表《生活》周刊同人《最后的几句话》：“统治者的利剑可以断绝民众文字上的联系，而不能断绝精神意识上的联系。”
《笔底波澜》 第三部分1933年：刘煜生以鲜血换来记者节（2）
这一年因为推出“新年的梦想”，胡愈之被迫离开了《东方》；这一年，《江声日报》主笔刘煜生被残酷地枪杀了；这一年，“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因言获罪，被判13年；这一年，为人权奔走呼号的杨杏佛躺在了暗杀的枪口下；这一年，邹韬奋流亡异国，《生活》周刊被封杀了；这一年，因为罗隆基锋芒毕露的社评，先是天津《益世报》遭遇了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国民党中宣部一再的“警告”，后是罗隆基本人遭遇暗杀，幸免于难。年底，天津市党部向《益世报》下了“最后一次警告”，要求报馆不得续聘罗隆基，罗被迫离开了《益世报》……这一年，有太多的悲惨与绝望，这一年的日历上挂满了不幸的挽联。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部分成员合影，右起：宋庆龄、杨杏佛、黎沛华（宋庆龄秘书）、林语堂、胡愈之
然而，我读到了尘封的史料中同样铁铸的事实。离《主张与批评》被封杀仅一个半月，这年2月，王造时又独自在上海办起了《自由言论》半月刊，毫无畏惧地继续批评国民党当局的内政外交，直到年底被查封，共出版了21期。6月6日，北平新闻记者公会举行集会，呼吁国民党当局停止新闻检查。这一年离柔石等“左联五烈士”被杀害已整整两年，“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鲁迅愤然写下《为了忘却的纪念》，《现代》杂志编辑施蛰存回忆：“这篇文章曾在两个杂志的编辑室里搁了好几天，编辑先生不敢用，才转给我。”面对这枚“炸弹”，施蛰存也“有点踌躇”、“不敢决断”，“请老板张静庐先生拿主意。张读后沉吟不决，考虑了两三天，毅然决定：上！那理由是：一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或被别的刊物取得发表的荣誉；二经仔细研究，这篇文章没有直接触犯统治者的语句，在租界里发表，顶不上什么大罪名”。重读这篇和《纪念刘和珍君》前后辉映的文字，我们也不能忘记张静庐、施蛰存。
这是我们在1933年那个“昏黑的年头”所看到的亮色，这不是漫长的冬夜里的梦，而是本民族最优秀的人们与黑暗顽强抗争所创造的一点光明。我们无法一一记下那些创造了光明的姓名，但我们会永远铭记他们曾经为之奋斗的梦想。
［记事］
1月1日创刊的《现代文化》月刊仅出2期即遭查禁，遭查禁的《文化月报》改名《文艺月报》，只出了2期又遭查禁。
3月，曾出版发行“左联”刊物《北斗》、《文学导报》的上海湖风书局遭查封。2月，国民党决定在上海、汉口、南京、北平、天津五个大城市设立新闻检查所，实行严厉的新闻检查。
4月，国民党中执委批准上海市的《新闻检查所暂行组织条例》，将新闻检查制度化。
5月中旬，北平《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被国民党宪兵逮捕。
5月，原重庆《大中华日报》主笔、上海《大陆新报》创办人王鳌溪被捕后，很快在南京雨花台遇害。重庆报界协会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开会致电军委会、民权保障同盟等，要求查清真相，伸张正义。
6月22日，广东新闻通讯社记者侯友礼，未经宣布罪状，即被当局执行枪决。
7月，西安《民意报》因刊载的社会新闻触怒当道被控，社长裘兰生被拘押，西安新闻界呼吁全国新闻界声援。
7月31日，北平《文学杂志》在出版3、4期合刊后被禁，编辑和主要撰稿人被捕。
8月3日，南京当局通令各地政府，凡因违反出版法经注销登记的书刊报纸，一律不得再次要求登记。
8月9日，国民党中执委常务会议核准备案《检查新闻办法大纲》。
8月25日，长沙《平民日报》遭查封，主笔蒋寿世被捕入狱。
8月，现代书局出版的巴金小说《萌芽》被禁后，改名《煤》，再改名《雪》。
9月21日，国民党中央通过《修正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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