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4-笔底波澜-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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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1年到1926年，中华全国报界联合会、北京72个民间团体、上海书报联合会、日报公会、书业商会、书业公所等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北洋政府提出废止《出版法》的要求，北京先后成立言论自由期成会、新闻界争自由大同盟。最后，1926年1月27日，在段祺瑞主持召开的国务会议上通过了废止《出版法》的决议。　　　　
　　　　第二次浪潮发生在1933年，江苏镇江《江声日报》主办人刘煜生被顾祝同下令枪决之后，从镇江到南京，从上海到北平，乃至全国各地新闻界纷纷集会发表宣言、通电，呼吁保障新闻自由，上海新闻记者公会召开紧急会议，作出设立刘煜生案专门委员会等五项决议，239名记者联合发表宣言，《申报》、《生活》周刊等众多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抨击当局摧残言论自由、草菅人命。全国律师协会等社会团体也要求追究、惩办责任者，于右任主持的监察院在此前后也依法弹劾顾祝同。在全国新闻界、人权组织、律师协会等各界社团的抗议浪潮中，国民党当局被迫于8月和9月1日先后发出《保障正当舆论》、《切实保障新闻从业人员》的通令。“9月1日”后来曾被新闻界自行定为“记者节”。　　　　
　　　　第三次浪潮就是抗战胜利之际的“拒检运动”。1945年8月17日，在未经国民党当局检查就出版的《延安归来》（黄炎培著）遭到搜禁后，16家不同背景的杂志联名发表了《重庆杂志界拒检联合声明》，他们郑重宣布自9月1日起，不再送检。10天后，在拒检声明上签字的杂志增至33家。一时间山鸣谷应，成都、昆明、西安、桂林等地新闻界、文化界纷纷响应。9月8日，成都16家报刊、通讯社联名发表叶圣陶执笔的《致重庆杂志界联谊会公开信》，声援拒检运动，两天后，在公开信上签名的新闻出版机构增加到22家。9月15日，昆明11个新闻出版机构集会响应“拒检运动”。到9月下旬，民间拒检运动已成燎原之势。9月30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发布了《出版检查明日废除》的消息。　　　　
　　　　三次民间的呼声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发出，而且最后都以胜利告终。尽管胜利并不可靠，从北洋军阀到蒋介石政府，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言论自由的侵犯，但这些胜利依然来之不易。1945年9月1日，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记者节”，也正是“拒检运动”在重庆揭开序幕之后不久，在国民党眼皮底下共合法存在了9年的共产党报纸《新华日报》发表《为笔的解放而斗争》社论。在1949之前风雨如磐黯故园的岁月里，“笔的解放”，那曾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呼号啊！


《笔底波澜》　总　序小　引

　　　　小引　　　　
　　　　1815年8月5日，第一种中文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中国以外的马六甲诞生，以传播基督教为宗旨，自始至终都没有跨出宗教期刊的门槛。严格地说，1833年8月1日，德国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才是中国本土第一家中文刊物（第二年迁到新加坡，到1838年停办），重点也不再是传教，而是介绍西方的历史地理、民情风俗，播撒西方文明与知识的种子，几乎每期都有“新闻”栏，1834年发表的《新闻纸略论》一文，首次对西方报纸的起源、发展以及新闻自由的法律、制度都作了介绍。其时离王韬在香港自办具有近代意义的《循环日报》，还有整整40年。　　　　
　　　　1835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发表的一则“新闻”中说：“英吉利国之公会，甚推自主之理……倘国要旺相，必有自主之理。”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印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页186。“公会”大约就是国会最早的中文译名，“自主”即自由的意思。1838年发表的《自主之理》一文说得更明白：　　　　
　　　　自帝君至于庶人，各品必遵国之律例……至于自主之理，与纵情自用迥分别矣……欲守此自主之理，大开言路，任意无碍，各语其意，各著其志。至于国政之法度，可以议论慷慨。若官员错了，抑官行苛政，酷于猛虎，明然谏责，致申训诫敬，如此露皮漏肉，破衣露体，不可逞志妄行焉。”同上，页339。　　　　
　　　　虽然这些外国传教士有自己的目的，在面向西方读者的英文媒体中，他们曾明确表示办刊也是为了维护西方人的在华利益。但毫无疑问正是他们最早通过报刊这一新型的载体向中国人传播了近代的自由观念，他们引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一种新的表达、传播方式，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几乎都是从他们这里汲取了最初的思想资源，比如魏源在编《海国图志》时就从中至少引录了26处。


《笔底波澜》　第一部分1872年：《申报》的创世纪

　　　　笔底波澜　　　　
　　　　1872年：《申报》的创世纪　　　　
　　　　1907年生于江苏宜兴的报人徐铸成说：“在我幼年的江南穷乡僻壤，都是把《申报》和报纸当作同义语的。”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页8。虽然报纸被俗称为“申报纸”，但其实，4月30日英国商人美查在上海创办的《申报》，并不是近代中国最早诞生的一张报纸。在它之前，1858年香港就有《中外新闻》（《孖剌报》　　　　
　　　　申报馆及其副业申昌书画室初创时外景，吴友如绘，见光绪十年（1884）《春江胜景图》卷下。附诗云：文人但知古，通人也知今。一事不知儒者耻，会须一一罗胸襟。心胸上下五千年，笔墨纵横九万里。见闻历历备于此，读之可惊复可喜。费去十文买一纸，博古通今从此始的中文版），1865年有《华字日报》（《德臣西报》的中文版），即使上海也早在1861年就有了《上海新报》。但在前面的这些中文报纸，基本上都是外文报的中文版，内容几乎都译自外报，再加上一些洋行的告白、船期消息等，读者面也很窄。只有到了《申报》问世，“才以一般群众为读者对象，开始冲破‘宫门抄’、‘辕门抄’及政治公报的藩篱，重视对国内外大事的采访和记载，也逐渐注意市井琐闻和社会变化，第一次形成了一张现代意义的中国报纸。”徐铸成：《报海旧闻》，页9。　　　　
　　　　《申报》虽然是外国人办的，却处处考虑到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担任笔政也都是中国文人。内容大到国家政治、中外交涉要务，小至风俗变迁、商家贸易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页49。《申报》以“金口木舌”（以木为舌的铜铃）为报徽，试图担当起民间舆论的角色，多年后《申报》发表的论说《论新闻纸之有益》中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而欲知民情，莫捷于新闻纸。”它在创刊当天的《本馆条例》中就提出，言论要“有系乎国计民生”，“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稼穑之苦”。《申报》曾发表不少批评现实的“论说”，从而成功地打开了局面。正是从《申报》开始，报纸才真正开始走进中国人的生活中。　　　　
　　　　手摇平台印刷机，上海申报馆于同治十一年（1872）开始应用　　　　
　　　　虽然美查知道办报不能“利而忘义”，但这位英国商人同样深谙中国的国情，“慎勿评品时事，臧否人物，以缨当世之怒，以取禁止之耻”。按照这一尺度，《申报》的言论向来是有节制的，以不得罪清廷为度。　　　　
　　　　即便如此，在清廷的眼中，《申报》仍然是大逆不道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恭亲王奕��曾照会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引用上海道台给英国驻上海领事的公文说：　　　　
　　　　查上海英国租界有英商美渣（即美查）于上年创设申报馆，所刊之报，皆系汉文，并无洋字。　　　　
　　　　其初原为贸易起见，迨后将无关贸易之事逐渐列入，妄论是非，谬加毁誉，甚至捏造谣言，煽惑人心，又复纵谈官事，横加谤议，即经职道函致英领事饬禁，未允照办。　　　　
　　　　奕��在照会中蛮横地要求威妥玛给英国驻上海领事饬令：“凡不关贸易之事，不准列入《申报》。”转引自杨天石：《光绪皇帝的新闻思想》，《炎黄春秋》2003年第8期，页64。　　　　
　　　　可想而知，早已经历近代文明洗礼的英国一定不予理会。这一原件至今还保存在伦敦档案馆里，活脱脱地画出了清王朝专制、愚昧、无知的嘴脸。这是那一时代中国言论环境的最好注脚，我们也由此可知《申报》只是租界时代的特殊产物。　　　　
　　　　［记事］　　　　
　　　　12月31日，在与《申报》的竞争中，创刊十年之久的《上海新报》宣告停刊。


《笔底波澜》　第一部分1874年：王韬开创“文人论政”的先河

　　　　1874年：王韬开创“文人论政”的先河　　　　
　　　　2月4日，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无疑是百年言论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是第一份中国人自办的中文日报，却是第一份中国人自办成功的中文报纸。在它之前，1873年，艾小梅在汉口创办了《昭文新报》，发行量很少，而且没多久即停刊了，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与《循环日报》差不多同时，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在上海创办了《汇报》，因为怕以言罹祸，创刊之初即以英国人为主笔。　　　　
　　　　而《循环日报》一出世就以“华人资本，华人操权”相标榜，真正迈出了中国人自办报纸的第一步。特别是王韬每天发表的那些评论开创了“文人论政”的先河，对中国言论史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在他之前，中国文人固然就有清议的传统，但只有到了19世纪70年代，在文明转型之际，他才在这一传统中注入了新的生命，赋予其新的形式。借助报纸这一　　　　
　　　　王韬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　　　　
　　　　新的载体，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表达自己对时事世局的看法，发出批评社会、干预社会的呼声，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也在本质上有别于以往的清议传统，这是近代与古代的差距。正是从王韬开始，一种新型的不以做官为目的、同时承担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诞生了。这一年，王韬46岁，正当人生的盛年。　　　　
　　　　被林语堂称为“中国报业之父”的王韬　　　　
　　　　在自己办报之前，王韬与西方文明有过长期的接触。他弱冠之年就在英国传教士主办的上海墨海书馆任职，从1849年到1862年的13年间，他协助编辑、校订西方书籍，参与了上海早期中文杂志《六合丛谈》的编辑工作。因为向太平天国上书，王韬成了清王朝的通缉犯，被迫流亡香港。从1862年到1874年又是漫长的12年，在英华书院翻译中国古籍的同时，他对西方文化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期间，他曾游历欧洲两年，还到过日本，眼界大开，尤其对报纸在英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有了直接的感性认识。在香港，他参与编辑过《近事编录》，也为《中外新闻七日报》撰过稿。这一切都为他创办《循环日报》准备了条件。　　　　
　　　　王韬办《循环日报》处处以英国《泰晤士日报》为楷模，“立论一秉公平，居心务期诚正”是他始终如一的追求，目的就是要形成公正的舆论，代表民心之所向。《循环日报》的一大特色即是评论多。在他执笔政的十年间，至少发表了近千篇评论，经常被《申报》等同时代的报纸所转载。透过他温热的文字，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既有中国传统文人远追三代、以古衡今的理想主义情怀，也有类似欧洲近代报纸那样的批评时政的锋芒。他主张学习西方，关注国际时局的变化，毫无遮掩地提出了“变法自强”的要求，这些都对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孙中山等人产生了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不得不承认王韬开创了一个时代。他生在一个内忧外患的乱世，也是千年未有的转型易代之际，他没有什么显赫的功名，仅仅凭着一支笔、一个脑袋，以其言论和办报实践树立起了一个新的行为模式。　　　　
　　　　［记事］　　　　
　　　　9月5日，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编的宗教杂志《教会新报》（1868年在上海创办，初名《中国教会新报》）从301期起改名为《万国公报》，英文名为Chinese　Globe　Magazine，即“环球杂志”。　　　　
　　　　


《笔底波澜》　第一部分1883年：中国第一部报刊评论集

　　　　1883年：中国第一部报刊评论集——《彛�园文录外编》　　　　
　　　　笔底波澜　　　　
　　　　1883年：中国第一部报刊评论集——《彛�园文录外编》　　　　
　　　　5月，王韬的报刊评论集《彛�园文录外编》在香港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报刊评论集，此时距《循环日报》创刊已近十年，他的言论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开启了一条读书人关怀社会、实现自我的新路径。正如《申报》的存在得力于上海租界，《循环日报》也只有在香港的制度环境下才有可能，这是近代中国一个痛苦而不得不正视的悖论。　　　　
　　　　其时，在清廷马鞭所及之处，依然是一团漆黑，没有多少说话的空间。12月20日，得风气之先的广州城内出现“私自刊刻”的“新闻纸”，南海、番禺两县联合发出告示禁止：　　　　
　　　　访闻近有不法之辈，伪造谣言，并私自刊刻新闻纸等项，沿街售卖。本月初五、六两日，竟有一二匪徒意欲聚众至礼拜堂滋扰，借端生事……为此示谕属内军民人等一体遵照：尔等须知前项情弊，均属有干禁令。现在中外各国和好，本无异心。倘经此次示谕之后，尔等仍复有伪造谣言刊卖新闻纸，及聚众滋扰各节，即以谣言滋事之罪按律惩办，决不姑宽。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页74。　　　　
　　　　假如不是10天后《循环日报》刊登了这一告示，这一历史文献早已消失在历史的暗夜中了。　　　　
　　　　在言禁未开的中国，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827年葡萄牙商人在澳门创办的《依泾杂说》，仅仅因为揭露官府的陋规就被查禁。1868年5月7日、13日，江苏巡抚丁日昌两次发出了禁毁小说、戏曲的“通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