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4-笔底波澜-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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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日报》是这年1月陈少白受孙中山委托在香港创办的革命报纸，是“拿报馆作为革命的唯一机关”，分日刊和旬刊，旬刊叫做《中国旬报》。此前尚未发表过具有如此强烈的反满色彩的文章。编者在按语中称发表章太炎的文章，“霹雳半天，壮者失色，长枪大戟，一往无前，有清以来，士气之壮，文字之痛，当推此次为第一”。转引自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页162。　　　　
　　　　从此，章太炎就“以文章排满的骁将”（鲁迅语）的姿态出现在晚清中国的言论史上。　　　　
　　　　［记事］　　　　
　　　　1月11日，澳门《知新报》第111期发表陈荣衮的论说《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主张改革文言，以开民智，以“浅说”来“输入文明”。　　　　
　　　　1月25日，兴中会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陈少白主持。　　　　
　　　　2月14日，清廷发布上谕，缉捕康有为、梁启超。　　　　
　　　　3月7日，湖广总督张之洞下令江汉关道查禁《天南日报》、《清议报》及其他“语涉悖逆”的报纸，并禁止在汉口、汉阳等地“续开报馆”。　　　　
　　　　9月28日，日本人在汉口主办的中文《汉报》因为支持新党，在多次遭当地官府限禁后，自动停刊。　　　　
　　　　同年，陈范接办上海《苏报》。　　　　
　　　　《白话爱国报》在北京创刊。　　　　
　　　　连横在台湾台南创办《台南日报》，常有眷怀故国、反对满清的言论，与香港《中国日报》有密切联系。　　　　
　　　　广州《嘻笑报》旬刊以“对上不敬”罪名被粤督李鸿章饬令南海县查究，主编人朱通儒、杨肖欧等潜逃，报纸停刊。　　　　
　　　　广州《博闻报》因刊载慈禧太后西迁消息中有关于她“唇厚”、“口大”等词汇，以不大敬被广东巡抚下令南海县查封。


《笔底波澜》　第一部分1901年：《大清律例》的紧箍咒下

　　　　笔底波澜　　　　
　　　　1901年：《大清律例》的紧箍咒下　　　　
　　　　纪元更始，《辛丑条约》拉开了20世纪的序幕，割地赔款，国势日危。1月，慈禧在西安返回北京的途中匆忙发出了名动天下的变法上谕，要求各地官吏提出改革建议，次第实行，从此揭开了清末最后10年的变革序幕。姑且不论刘坤一、张之洞等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即使民间舆论也普遍认为，欲变革首先在于启迪民智，也就是从兴学校、励游学、译西书、开报馆以及阅报讲报等入手。　　　　
　　　　这一年，《清议报》出满一百册，梁启超发表长文《本馆第一百册祝辞　　　　
　　　　杭州名士项兰生创办的《杭州白话报》　　　　
　　　　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称誉上海的《苏报》、《中外日报》、《同文沪报》等“皆日报矫矫者，屹立于惊涛骇浪狂毒雾之中，难矣，诚可贵矣！”这一年，《申报》已出满一万号。这一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一直避居上海的英敛之，应紫竹林天主教总管柴天宠之请，悄然北上天津，紧锣密鼓地筹办《大公报》，名垂言论史的《大公报》已在历史的地平线下孕育。　　　　
　　　　《苏州白话报》创刊号　　　　
　　　　6月20日，求是书院学生、杭州名士项藻馨（兰生）主办的《杭州白话报》在西子湖畔问世，初涉报坛的林白水用大白话起草了发刊词《论看报的好处》。《杭州白话报》不断用白话在报上鼓吹新政，攻击小脚、迷信和鸦片（随后杭州出现了第一个“女子放足会”），也曾刊出以古文名世的林纾的《白话道情》（那时的林纾已翻译了《黑奴吁天录》，“不以仕途为念”，思想开放，倡导维新），都很受欢迎。《杭州白话报》由最初的月刊变为旬刊、周刊、三日刊，最后成了日刊，发行量也从2000份增加到3000份，直至5000份，风行杭城，乃至附近各地，“大受欢迎”。20多年后（1925年12月4日）林白水回首当年，“说到《杭州白话报》，算是白话的老祖宗”。9月，北京最早的白话报《京话报》创刊，也经常转载《杭州白话报》、《无锡白话报》上的文章。　　　　
　　　　这一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应诏上疏，建议朝廷创办官报控制舆论，以抵制民办报刊。他称报纸是“耳目”，上下、中外之间都靠报纸流通，“中国通商各埠，由民间自行办理者不下数十种”，“多不免乱是非而淆视听”。加上多数报纸设在租界，挂着洋旗，以清议的名义评论时局，“入人深而藏力固，听之不能，阻止不可，惟有由公家自设官报，诚使持论通而记事确，自足以收开通之效而广闻见之途。”这番话从反面印证了民办报刊在百年前在晚清中国的影响。他主张在“各省及有洋关设立等处”各设报馆一所，“并粗定报律：一、不得轻议宫廷；二、不得立论怪诞；三、不得有意攻讦；四、不得妄受贿赂”等。报馆未设，先定“报律”，这四个“不得”就是加在未来报纸头上的紧箍咒。　　　　
　　　　《无锡白话报》创刊号　　　　
　　　　这一年出版的《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公布了《大清律例》钳制言论出版自由的条款：　　　　
　　　　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监侯。被惑人不坐。不及众者，流三千里，合依量情分坐）。　　　　
　　　　因事造言，捏成歌曲，沿街唱和，及以鄙俚亵嫚之词，刊刻传播者，内外各地方官，即时察拿，审非妖言惑众者，坐以不应重罪。　　　　
　　　　各省抄房在京探听事件，捏造言语，录报各处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该管官不行查出者，交与该部，按次数分别议处。”张荣铮等点校：《大清律例》，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页362。　　　　
　　　　所谓“妖书”、“妖言”等都不是法的概念，可以任意拿捏，全凭掌权者的好恶，名为“法律”，实际上无法可依，动不动就处“斩”，这是何等的严刑峻法！以言治罪，“偶语弃市”，自古皆然，堂而皇之写入“律例”恐自晚清始。　　　　
　　　　［记事］　　　　
　　　　12月21日，《清议报》在出了三年之后，因一场火灾而停刊。


《笔底波澜》　第一部分1902年：呼唤“新民”

　　　　笔底波澜　　　　
　　　　1902年：呼唤“新民”　　　　
　　　　因为《新民丛报》和《大公报》的问世，1902年注定要成为百年言论史上值得记忆的一个年头。2月8日在日本横滨问世的《新民丛报》（半月刊），实际上算不上是康、梁所代表的维新派的机关刊物，经费由梁启超、冯紫珊等五人自行筹集，六股中梁启超一人就占了两股。他在创刊号告白中明确提出：“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座之语，以破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　　　　
　　　　《新民丛报》内容之丰富、议论之深刻、编辑之精密、印刷之精美都令人耳目一新，“中国报界前此所未有”。从最初发行2000份，半年就突破了5000份，不到一年即增至9000份，以后经常发行1万份左右，最高发行量达1。4万份，仅创刊号就加印了四次，在国内外设立了97个销售处，可　　　　
　　　　旅居日本时期的梁启超　　　　
　　　　谓盛极一时。这也是“言论界的骄子”梁启超一生中办得最成功的一个刊物，他自述“别办《新民丛报》，稍从灌输常识入手，而受社会之欢迎，乃出意外。”这一年他还不到30岁。　　　　
　　　　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新民丛报》　　　　
　　　　11月1日，他在《新民丛报》发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提出著名的报馆“两大天职”说，“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在一个多世纪前的漫漫长夜里，这些新闻观念何止是石破天惊，与他初涉报界时提出的报纸“喉舌”、“耳目”说相比，“两大天职”论是一次大飞跃，这些思想和他的办报实践一起把中国报业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他成为王韬之后，中国报纸“文人论政”的一个代表人物，“梁启超时代”进入了鼎盛时期。　　　　
　　　　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新民说》从这一年开始连载了近四年，呼唤讲自由、有个性、具备独立人格，有权利、守义务的一代新民。他翻译、引进了一系列全新的概念，如“自由”、“国民”、“权利”等汉语所缺乏的新词汇就是他首倡的。从此，新民的理想一直是梁启超精神世界的主旋律。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梁氏自号‘中国之新民’，又号‘新民子’，他的杂志也叫做《新民丛报》，可见他的全副心思贯注在这一点。‘新民’的意义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要把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个新鲜活泼的民族。”　　　　
　　　　梁启超的言论、思想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启迪、影响了一代乃至几代人。黄遵宪说他的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　　　　
　　　　11月14日，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小说》月刊，第二卷起即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发行，他在创刊号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大力张扬小说的社会地位、社会价值，开辟了一条以小说针砭时弊、传播思想的新路，他自己创作的《新中国未来记》和吴沃尧（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都不仅仅属于文学史。　　　　
　　　　《大公报》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初创，36岁的满族天主教徒英华（敛之）一人兼经理、撰述、编辑，他在《大公报》创刊号发表《大公报序》，标举“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的宗旨，提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报头刊有法文“L’Impartial”（“无私”），创刊仅3个月发行量就达到5000份，在上海、济南、南昌等大中城市及南洋、日本、美洲等地设立了60多个代派处和代销点。这份在20世纪前半叶声誉卓著、影响了几代人的报纸在“英敛之时代”即以“敢言”著称。《大公报》创刊第五天就发表论说《论归政之利》，公开要求慈禧太后撤销垂帘听政，归政于囚禁瀛台的光绪帝，直斥刚毅等后党是“国贼”，指控反对慈禧归政的大臣是“献媚之小人”，触及了那个时代最敏感的政治神经。从那时起，《大公报》不断地呼吁君主立宪，伸张民权，抨击专制，笔锋犀利，经常指名道姓地批评、警告张之洞、盛宣怀、袁世凯等权贵。报　　　　
　　　　《大公报》创刊号　　　　
　　　　馆虽在租界，读者却多在租界外，这样大胆、无所顾忌的言论自然令世人刮目。无怪严复送给英敛之这样一副对联：“能使荆棘化堂宇，下视官爵如泥沙。”　　　　
　　　　6月22日、7月7日，《大公报》先后发表《原报》和《论阅报之益》的论说，阐明报纸是政府监督、国民向导，作用在开民智，指出“阅报”有四益，可以知“政事得失”，可以了解国际形势，可以及时学到“新学”、“新艺”等。11月23日，发表社论《严设报律问题》，反对清廷制定报律限制言论自由，并针对某道员最近提出的“严设报律”条陈，逐条予以驳斥。　　　　
　　　　《启蒙画报》——中国画报史中值得大书特书的画报　　　　
　　　　在近代新闻出版中心上海，陈范主办的《苏报》与蔡元培等创立的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相互呼应，构成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变革力量，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黄宗仰、张继等都成为《苏报》撰稿人。这年冬天，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学潮不断，《苏报》开辟“学界风潮”专栏，不断报道各地学潮的消息，并支持上海南洋公学、南京陆师学堂学生反对学校当局干涉言论自由而引发的退学风潮，受到东南学界的注目。　　　　
　　　　［记事］　　　　
　　　　这一年，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其中有禁止学生“离经叛道，妄发狂言怪论，以及著书妄谈，刊布报章”、“私充报馆主笔或访事员”、“私自购阅稗官小说，谬报逆书”等荒唐的条款。　　　　
　　　　彭翼仲在北京创办《启蒙画报》，内容涉及上下古今、军国大事、国际知识、科学技术等，不只是“启迪蒙稚”，也是启蒙成人。梁漱溟、萨空了、郭沫若等在孩提时代都曾深受教益，终生不忘，萨空了称其为“中国画报史中值得大书特书的画报”。


《笔底波澜》　第一部分1903年：风雨“苏报案”

　　　　笔底波澜　　　　
　　　　1903年：风雨“苏报案”　　　　
　　　　这一年将因“苏报案”而名垂史册，后世的人们不会忘记20世纪初发生的那一幕。　　　　
　　　　5月27日，陈范聘年轻的章士钊任主笔，对《苏报》进行大胆革新，力图办成一个开放的公共论坛。5月底，少年邹容的《革命军》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6月9日，章士钊在《苏报》发表《读〈革命军〉》一文，并在“新书介绍”栏刊出《革命军》广告。第二天，又发表章太炎署名的《〈革命军〉序》。短短一个月间，《苏报》还发表了大量革命言论。如同在上海放了一颗卫星，在整个舆论界放射出夺目的异彩，刹那的光华让《申报》等老牌大报黯然失色，论说一出，《中国日报》、《鹭江报》等报刊纷纷转载。这也是陈范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章士钊任主笔的《苏报》　　　　
　　　　邹容写下的《革命军》影响深远　　　　
　　　　6月24日，两江总督魏光焘与湖广总督端方通电中透露，他已要求工部局查禁《苏报》。两天后，江苏候补道、南京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奉命到达上海，协助上海道袁树勋处理查禁爱国学社、《苏报》等事宜，罗网已经张开。6月29日，《苏报》还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出章太炎《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节选自《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以饱满的激情、极富感染力的文采赞美革命，甚至直呼光绪之名，“载湉小丑，未辨菽麦”。这即是“苏报案”发生的那一天，在清廷的要求下，经过多次密谋，租界工部局终于发出对章太炎、邹容、龙积之等人的拘票。至7月1日邹容投案，除陈范外，名列拘票的其余五人全部被捕，酿成了轰动一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