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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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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他又对自己是不是埋在党的中央的一颗定时炸弹,作了巧妙的说明:但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时机一到,自己不想复辟,资产阶级会拥戴你复辟。辛亥革命,武昌起义,黎元洪怕得要死,钻在床底下,被当时的起义者拖了出来,当了领袖。袁世凯做寿,说自己别无所求了,可是,发表了这一通宣言后不久,他就做了洪宪皇帝。陆定一说:我有许多资产阶级思想,说我是定时炸弹一点也不冤枉。把我这个定时炸弹挖去,对党对人民都是一次大胜利。所以,我对这次斗争,抱着欢迎的态度。    
    “匿名信”问题    
    谈到匿名信问题时,陆定一再三声明与自己无关。他说:我同严慰冰一起生活了25年,她写的匿名信我知道不知道?这对于我,是有口难辩的事情。但是我只知道她同我吵架,确实不知道她写匿名信。在庄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不能说假话。现在严慰冰在公安部,请审问她。如果我在看到公安部材料以前,就知道她写匿名信,哪怕只是一封,请把我当作反革命的主谋犯或同谋犯,加重对我的刑罚。    
    对于严慰冰为什么写匿名信的问题,严慰冰的妹妹严昭,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做了详尽的叙述。特引述如下:    
    “严慰冰信中揭发林彪、叶群的恶行不是捏造而是事实,她揭发林彪为叶群开脱严重的历史问题;揭发他为叶群连升三级;揭发林彪有个人野心;揭发林彪抽鸦片;揭发叶群生活混乱。现在这些事都己为历史所证实。至于严慰冰直接写信给林彪的目的,她在信中也讲得很清楚,是警告他们‘不要以为人们不知,有人知你们的阴谋’,不要有恃无恐!她的缺点是未用真名实姓向党揭发林彪的阴谋。为了此事,在她从秦城监狱出来后,我曾问过她:‘为何不向党揭发?’严慰冰的回答是,‘林彪正红得发紫,揭发是不会有结果的!’我又问:‘为什么不用真名写信?’她答道:‘怕的是会牵连到陆定一。’我又问:‘为什么不让我帮你干这件事?’她说:‘我不愿牵连别人。一人做事一人当。事发了,也应由我一人承担。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严慰冰已为这个缺点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被关了13年,揪去了头发,打聋了耳朵,敲掉了牙齿,在狱中时,九死一生,出狱时体无完肤,还得了致命的疾病……”    
    林彪加给陆定一的“罪名”是所谓指使他老婆写匿名信。但真正的原因是,陆定一反对林彪的“一句顶一万句”。林彪说“急用先学,立竿见影”,陆定一却针锋相对说:“读了一篇文章,就解决什么问题,那是瞎吹牛!”“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是偶像,不要把毛泽东思想看成包罗万象,把它庸俗化。”“不要到处都贴毛泽东思想标签。贴标签好像义和团,念了一个咒,就刀枪不入一样。”陆定一反对把学习毛泽东著作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    
    陆定一回忆当年情景时,深为感慨地对笔者说:当时,党风就不成样子了,罪名没有核实就起哄,这是从1959年批判彭德怀开始的。    
    在林彪、叶群直接操纵下写的《陆定一是严慰冰反革命信件幕后主使人》的大字报内,凭着主观臆想,把陆定一给严慰冰信中要买的防水、防震、防磁“三防表”,说成是他们之间要滴水不漏的“攻守同盟”,把半钢表说成“半讲”,只讲一半。陆、严的大儿子陆德,小名叫德德。而他们则胡编乱造,硬说第一个德是朱德的“德”,第二个德是彭德怀的“德”。朱、彭反对副统帅,因此,他们当然支持陆、严写匿名信的反革命活动……如此等等,构成陆定一、严慰冰以“502”为代号的专案。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5月23日通过《决定》:停止彭真同志、陆定一同志、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同志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撤销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同志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    
    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5月24日,中央常委决定成立审查委员会,对他们进行专案审查。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胡志明,并向他谈了正在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中国现在出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有的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北京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向外国朋友阐述“文化大革命”。    
    1967年3月4日、5日,三万六千人来到工人体育馆参加“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同志外,陪斗的有刘仁、万里、吴冷西、周杨、童大林、安子文、曾山、肖向荣、梁必业以及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等数十人。    
    这是令人发指的血腥场面。每个被斗争的人,脖子上都被挂上一块沉重的木牌,上面写着碗口大的黑字,名子上都划上了×。每个人后面站着两个膀大腰圆的红卫兵。他们的臂膀被这两个人扭曲着,头部向前弯,两臂向后扬,这就是文革中有名的折磨人的“喷气式”。    
    笔者目击了这场令人发指的批斗老干部的场景。它那丧尽人性的行为,激怒了有正义感的人们。笔者同一些人,中途退场了。    
    我们不必详述彭罗陆杨每个人遭到的法西斯式的折磨。这里仅就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长陆定一,说一说他遭受的苦难!    
    血泪的控诉    
    1966年9月30日,陆定一被送北京卫戍区监护。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打响了全面内战(8)

    10月10日晚,陈伯达指示专案组对陆定一要带上铐子、连续审讯。12月16日,陈伯达又亲笔下令对陆:“一、降低生活标准(不超12元),沙发、软床、写字台等等,一概拆掉。二、要他(和她)写逐日活动,先从去年10月起到今年被捕为止。三、考虑交红卫兵审判。(此事内部掌握)”陈伯达先后11次对专案组发出指示,多次嘱咐专案组:“让陆定一写材料,从材料中看出破绽,再给他提问题,再叫他写。……一般不给他吃安眠药,……他不工作,吃什么安眠药!”    
    1968年5月23日,经陈伯达等人批准“逮捕送监”。    
    陆定一被诬陷以后,中共中央宣传部13名副部长都遭到诬陷。有的致残、致死,难以瞑目!    
    1990年10月31日,年已85岁高龄的陆定一同志在北京医院接见笔者。他头脑清晰,声音琅琅,对于往事记忆的特别清楚。他的错案被纠正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    
    陆定一说,我在看守所和监狱里关了13年,直到1978年12月2日,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才从秦城监狱出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陆定一说,从1967年12月9日起,他开始被揪出来示众,先后在中宣部、文化部和一些院校遭到八九十次的批斗。从几十人、几百人,到几千几万人,最大的一次,是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号称30万人的批斗大会,每次都低头弯腰举手下跪,受到拳打脚踢……    
    他在给中央的一封信里,对几天挨批斗的情况,曾这样写道:“参加中宣部群众大会(三万余人)三次,每次站五六小时……参加工人体育馆的群众大会一次,又立正,又低头,汗出如雨,浸透棉衣,腰部瘫痪,无人两边架就不能行走。”    
    为抗议强加给他的“莫须有”罪名,抗议专案组的刑讯逼供,从1966年12月到1967年1月的两个月时间,他曾经三次绝食。一次严刑拷打后,60多岁的老人,双手被戴上越收越紧的手铐,全身颤抖地瘫倒在洋灰地上!    
    在漫长的13年的监禁生活里,他被罚过筛煤、拣煤核的劳役。在呼啸怒吼的寒风中,老人在笼罩着煤灰与雪花齐飞的雪雾里,变成了雪人。    
    在监牢里,老人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多次自我鼓励,要坚强地活下去。他想,哪怕天崩地裂,只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就有希望,我陆定一也有希望!    
    面对死神,陆定一在狱中学会“哈哈大笑”……他用“哈哈大笑”,嘲笑那伙吃人的魔鬼,他用“哈哈大笑”,奇迹般治愈了积闷腹中的硬块……    
    陆定一夫人严慰冰也惨遭折磨。这位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    
    林彪在一份严案的报告上恶狠狠地批示:“我要把严慰冰杀十次!”    
    严慰冰在秦城监狱关押13年。她的大儿子陆德,在监狱关了六年,她的三个妹妹,分别在秦城监狱关了六年、八年、九年。而她70岁的老母亲,则被折磨死在南京第一监狱。    
    1978年12月1日,严慰冰走出监狱,重见天日。监狱长特地为她题写了四个字:“坚强不屈!”    
    如此“窃听器”    
    中央候补书记、中办主任杨尚昆同志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为积累毛泽东的历史资料,用录音机记录主席的谈话。    
    据毛泽东机要秘书高智1985年5月在《妇女生活》杂志撰文回忆,毛泽东召集开会或与有关负责同志谈话,身边没有记录的人。会议上发言插话者多,有的首长即席讲过的话,时间久了记不准,不好明确责任。六十年代初,就有人提议可以装个录音机,走到哪里都带上,把讲话录下来整理资料,经叶子龙同意,便采用了这种先进设备。    
    有一次,毛泽东见面前摆着麦克风,好奇地问:这是什么东西?秘书说:先进设备,录音用的,给首长讲话录音整理材料。    
    毛泽东说:我叫按的时候按,我不叫按的时候不要按。    
    使用录音,本是件正常的工作,但到1965年11月,这件小事却被夸大,诬陷杨尚昆“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在毛主席身边搞特务活动,泄露大量党的机密,并且说他“同罗瑞卿等人关系极不正常”,撤了他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    
    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是文化大革命中制造的第一批大冤案之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正式下达通知,宣布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同志彻底平反,他们分别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围剿“三家村”    
    在揭批“彭罗陆杨”的同一时间内,发起了对“三家村”的围攻,并说:“彭罗陆杨”是“三家村”的黑后台。    
    在政治气候乌云密布、硝烟弥漫的日子里,1965年5月16日,张春桥控制的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文章诬蔑邓拓、吴晗、廖沫沙“合伙开了黑店”,说什么“不管是什么‘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店,不管多么有名,是受什么人的指使,受到什么人的支持,受到什么人的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他们,踏倒他们。”    
    全国报刊奉命转载全文,从而开始了对《三家村札记》及其作者的大规模围剿,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千古奇冤!    
    什么是“三家村”呢?    
    所谓“三家村”,是指当时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的一个“三家村札记”专栏。它同北京晚报刊登的《燕山夜话》杂文专栏一样,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打响了全面内战(9)

    “三家村”的三家,指的是当时主管文教工作的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三个人。他们三人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干部,也是全国文化战线、理论战线著名的作家、学者。    
    邓拓同志是福建闽侯县人,18岁投身革命,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党的工作,经历过白色恐怖和反动派监狱里的生死搏斗。1937年他来到创建不久的晋察冀根据地,受命创办了《抗敌报》,后改为《晋察冀日报》,经常在敌人的“分进合击、铁壁合围”中打游击办报,经历过战火纷飞和敌后反扫荡的艰苦岁月。1949年秋,他带着病弱的身体,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总编辑、社长。他知识渊博,日日夜夜,笔走蛇龙,下笔千言,倚马可待,撰写过大量的社论文章。邓拓还是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历史学家、书法家和诗人。    
    1956年,全国出现了左的冒进势头。邓拓按照刘少奇、周恩来的授意,起草了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毛泽东尖刻地批评说:不能说社论一点马列主义没有。但“但是”以后,是反马列主义的。社论的提法同魏忠贤的办法一样,东林党内有君子也有小人,朝廷里有小人也有君子。他的意思其实是说东林皆小人。引我的话,掐头去尾,只引反“左”的两句,不引全段,像秦琼卖马,减头去尾,只要中间一段。前面讲少数如何,后面讲多数如何,形式上面面反对,实际上是反“左”、反冒进。革命就是要跳跃,个别缺点不可避免。要分清九个指头还是一个指头。……以后不要提反冒进。    
    后来,毛泽东又进一步说,反左、反冒进,实际上是反我。    
    1957年反右派开始,“引蛇出洞”、带头鸣放的《文汇报》,被打成右派报纸;而被批评为“按兵不动”、“无动于衷”的《人民日报》,经住了考验。邓拓说,可见当时“按兵不动”还是对的。如果《人民日报》也被打成了右派报纸,不仅大大有损于党中央的声誉,不知报社还会增加多少右派。    
    1958年邓拓辞去人民日报工作,担任北京市主管文教工作的市委书记以后,建议报纸要提倡读书,多读书才能眼界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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