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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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邓拓辞去人民日报工作，担任北京市主管文教工作的市委书记以后，建议报纸要提倡读书，多读书才能眼界开阔。　　　　
　　　　1961年全国处于经济困难时期。9月，北京市委主管的《前线》杂志编辑部，为了使刊物内容丰富多彩，版面生动活泼，由编辑部出面，约请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到北京的四川饭店商谈工作。在座的还有前线编辑部的三四位同志。　　　　
　　　　邓拓对廖沫沙说：《前线》也搞个龚同文、马铁丁那样的杂文专栏好不好？吴晗和你参加，我也参加，三个人写。　　　　
　　　　邓拓提议用杂文的形式，生活、学习、思想、工作，都可以谈，可以写。吴晗也可以谈历史，古今中外全可以。　　　　
　　　　谈到署名，邓拓提议：三个人，一人取一个字，吴晗出吴字，我的笔名马南村，出南字，廖沫沙就出个沙字，叫吴南沙怎么样？　　　　
　　　　廖沫沙说：还是用我现在的笔名繁星中的星字吧。　　　　
　　　　大家一致同意用吴南星来署名。并且约定三人轮流每半个月向前线供稿一篇，每篇千字。这样，1961年10月，《三家村札记》的专栏就在《前线》刊出了。　　　　
　　　　君子之交淡如水，邓吴廖三位因为都有繁重的日常工作，平素很少私人交往。邓拓十多年只上过吴晗一次家门。廖沫沙因请邓拓识别一幅苏东坡画的真伪，才到过邓拓家一次。　　　　
　　　　《三家村札记》从开始到1964年7月结束，共发表6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短小精悍，立意鲜明，文风清新。在内容上，大部分是歌颂党和人民新生事物新风尚的，也有实事求是地批评国内政治生活中一些不良现象的，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但是却受到江青一伙人的诬陷和打击。　　　　
　　　　江青一伙采取断章取义、栽赃陷害、混淆视听的手法，有预谋地开展了对“三家村”的围剿。　　　　
　　　　邓拓在《伟大的空话》一文中批评吹牛皮、说大话的恶劣作风，写过“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这句话。姚文元颠倒黑白，硬说这句话是明目张胆地咒骂“东风压倒西风”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论断是空话，从而把杂文说成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攻击。　　　　
　　　　1961年春节前夕，廖沫沙应《北京晚报》编辑之约，写几句迎春、鼓干劲的话，鼓励农业战线的同志要抓紧一年之始，搞好农业生产。文中引用古籍中“腊鼓催春”一词。但姚文元却抓住文中“腊鼓鸣，春草生”，在春季就要“大干一场”这两句话，诬陷说：“好一副进攻的姿态！……腊鼓鸣，他们这一伙要大干一场了！”　　　　
　　　　吴晗写了一篇充满乐观主义的杂文《说浪》。姚文元抓住“浪”字大肆造谣，说这“浪”就是一股冲击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逆流，毫无根据地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　　　　
　　　　“三家村”冤案迅速祸及全国。许多领导干部和教育、文化、新闻界著名人物，被当作牛鬼蛇神，遭到围攻批斗。邓拓、吴晗、廖沫沙受到非人折磨。　　　　
　　　　1966年5月19日凌晨，邓拓含恨离开了人间。作为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在临终的遗书上，发出申辩和抗争的呼喊：“……《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171篇，有问题的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只要对党和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接着，遗书又写道：“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我在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胜利万岁！”　　　　
　　　　邓拓写完遗书，熄灭灯，吞下大量安眠药，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北京市委经党中央批准，1979年7月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　　　　
　　　　“三家村”一案，惟一活下来的廖沫沙同志，是1930年入党的共产主义老战士。他在重新出版的《三家村札记》序言里写道：　　　　
　　　　“我可以在这里指天誓日地宣告：《三家村札记》实在是一个无组织、无计划、也是无领导和无指挥的三个光人，三支秃笔自由而偶然地凑合起来一个杂文专栏，如此而已。”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打响了全面内战（10）

　　　　砸烂“独立王国”　　　　
　　　　围剿“三家村”的目的，是砸烂所谓“独立王国”，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北京市委、篡夺北京市委的领导权。　　　　
　　　　1966年6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宣告：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李雪峰、吴德两同志已到职工作。北京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　　　　
　　　　同一天，报纸刊载了北京新市委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撤销中共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了改组。从此，中共北京市委解体，停止了活动。　　　　
　　　　在宣传“决定”之前，成千成百的北京市区和郊区的造反派，佩戴着红袖章，拥进台基厂市委五层办公大楼。　　　　
　　　　一天，笔者在王府井《人民日报》编辑部接到电话，说：有郊区通县贫下中农造反团进驻北京市委，请记者们参加会议。　　　　
　　　　为了解真相，笔者亲到现场。只见市委大楼上下，全都挤满了造反的人群。走廊前、过道里、楼梯旁、雪白的墙壁上，到处涂写着“打倒彭真”“砸烂独立王国”“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大标语。什么“红色造反团”、“追穷寇造反团”，等等，数不清名目的造反组织，全都拥挤在霸占的办公室里。杂乱的喧闹声，激烈的争辩声，如同骡马大会一样。我挤过杂乱的人群，终于在三层楼的一个套间里，找到了通县贫下中农造反团。　　　　
　　　　我无心听他们争辩，却留心着他们的神态和表情。一个穿黑布衣服的人，在一阵慷慨陈词之后，露出狐狸尾巴了。他竟公然提出“要翻农村四清的案，退赔四清的果实”。有的还提出，土地改革时分了土地的农民，是否也要退回土地呢？　　　　
　　　　这哪里是贫下中农呢？这些躲在黑暗角落里的人，趁着“文化大革命”之机，沉渣四起了。他们抱着五花八门的造反动机，卷进淹没大地的造反洪流里。　　　　
　　　　造反派中流传着许多诬陷中央领导人的传单，为夺权制造舆论。江青、陈伯达、康生为陷害彭真、砸烂“独立王国”，也编织了许多谎言，加罪于彭真。　　　　
　　　　在所谓“独立王国”的罪名下，诬陷说：“彭真对地方是中央，对中央又是地方。北京的事情，谁也不能过问。针插不进去，水泼不进去。”中央负责同志都不能在北京市做调查研究。胡说：“在彭真掌握下的北京市委，已经成为他进行反党活动的工具，北京市已经成为他进行反党活动的基地。”　　　　
　　　　北京真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吗？是不让中央负责同志在北京市搞调查研究工作吗？　　　　
　　　　这是谎言！　　　　
　　　　“比西太后还坏”　　　　
　　　　这要从谎言的制造者江青说起。　　　　
　　　　据北京市委原宣传部长李琪夫人李莉告诉笔者，1964年4月16日，江青打着调查研究，打着京剧革命的招牌来到北京市。　　　　
　　　　这天，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在家里热情地接待了她。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秘书长郑天翔、彭真夫人张洁清陪同接见。　　　　
　　　　江青摆出第一夫人的架势，首先传达毛泽东主席对北京市委同志的问候和评价。毛泽东说：北京市的工作很好。　　　　
　　　　江青接着说，她想对北京市的京剧革命进行一些调查研究工作。　　　　
　　　　北京市委很尊重江青。彭真、刘仁等同志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京剧革命是党的一项事业，我们要认真对待，并且决定，由北京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李琪负责跟江青联系。彭真还找李琪做了具体部署。　　　　
　　　　随后，刘仁、郑天翔、李琪陪同江青在长安剧院观看京剧。中间休息时，江青说：你们看，演旧剧目，观众都走了，演新剧目观众就多了。　　　　
　　　　在这期间，李琪曾两次带着北京京剧团《沙家浜》的编剧汪曾琪同志到上海看望江青。接见时，江青对李琪说：对于京剧团的戏，我希望你了解情况，但不要过问。　　　　
　　　　这是什么话？北京市委领导的剧团，怎么能不让市委宣传部长过问剧团创作呢？　　　　
　　　　当时，江青想入非非，硬要京剧团创作一个以重庆地下党为背景的剧本。要写一个从军队派到重庆的女干部，不通过地下党，而通过一个社会关系，去发动工人护厂，迎接解放。这种胡思乱想，根本不符合地下工作原则，编剧也没有这方面的生活。李琪不同意靠幻觉去创作。他说：照这样，没有生活也可以搞创作噢！　　　　
　　　　时隔不久，彭真把刘仁、郑天翔找到办公室，说江青向他提抗议了。她说：你们的宣传部长真厉害，不准我发言，李琪骄傲自大，眼里没有我，不听我的话！　　　　
　　　　后来郑天翔问李琪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琪说，江青唯我独尊，唯我第一，不准人讲话。她根本不是搞什么京剧革命，而是要兵临城下，称王称霸，指挥一切，剧团上演什么，不演什么，都要由她来定。　　　　
　　　　1966年2月，李琪同汪曾琪二次来到上海。江青把他俩叫到康平路上海市委张春桥办公室。江青摆出第一夫人的架势，当场血口喷人，诬陷北京市委是大北京主义，不听党的话！　　　　
　　　　江青恶狠狠地说：叫老子在这儿试验，老子就在这儿试验；不叫老子在这儿试验，老子到别处去试验！　　　　
　　　　李琪对江青的专横跋扈，十分愤慨。1966年3月，他在给北京市委的信中说：　　　　
　　　　“江青比西太后还坏。她主观武断，简单粗暴，像奴隶主对待我。”又说：“江青如此胡来，我总有被杀头的一天！”　　　　
　　　　1966年7月16日，李琪作为京剧革命的第一个牺牲者，满腔悲愤，以身殉职。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打响了全面内战（11）

　　　　夺权风暴席卷全国　　　　
　　　　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的夺权风暴席卷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响应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号召，纷纷进行夺权。　　　　
　　　　在此期间，国务院各部委也都相继发生夺权事件。　　　　
　　　　4月20日，北京市在组成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中学红代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在接见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时，热情鼓励，祝贺。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里，吸收了响当当的“造反派头头”参加领导工作。例如，原任中共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的聂元梓，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原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负责人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总负责人韩爱晶，也担任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拥有很大权力。　　　　
　　　　1967年8月的一天，笔者奉命列席谢富治主持的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会议。在宽大的市常委会的会议室里，挤满二三十人。一阵喧嚷之后，谢富治满脸怒容地站起来了。他在问了北京市几位造反派头头的名字之后，突然问到：“聂元梓同志来了没有？”　　　　
　　　　“来了，在这里！”笔者寻声望过去，只见一个年近50岁的女人，从后排的角落里站起来。啊！原来她就是大名鼎鼎的聂元梓！　　　　
　　　　谢富治请她到前排来坐。她边走边说：我！今天是经过几次突围前来的。　　　　
　　　　连日来，北大、清华、地质学院等高等院校的红卫兵造反派内部，多次发生派性纠纷。在分裂的天派和地派之间，相互抢夺地盘，不时发生武斗。　　　　
　　　　造反派内部的分裂，几乎遍及北京市各行业、各大企业。互相争斗的两大派，你攻我，我攻你，有的还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事件。这天市革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就是处理头一天夜晚发生的西单商场武斗事件。　　　　
　　　　谢富治讲了十多分钟，要求各派之间消除派性、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接着宣布，到会的同志立刻到西单去，笔者随同查看了商场的武斗现场。　　　　
　　　　这天，聂元梓穿着褪色的黄军衣，围着红卫兵袖章，右肩上挂着一只缝有红五星的布挎包，低着头，悄悄走在一些市革委委员的后边。在穿过围观的人群时，一群女学生发现了她。她们大声喊着：“看呀，老佛爷来啦！”猛力向她冲来，用十分难听的话，辱骂这位“造反派领袖”，幸好有几位警卫同志出来保驾，聂元梓才躲过拳打脚踢。造反派领袖多么不得人心啊！　　　　
　　　　惨遭折磨的市委成员　　　　
　　　　在红色恐怖的日子里，彭真同志受到迫害。彭真家庭成分是下中农。但康生硬要改为地主。他拍着桌子对专案组发火说：你们无能！彭真家明明是地主，你们连这个都搞不清楚！慑于康生的权威，县革委会被迫把彭真家庭成分划为地主。　　　　
　　　　北京的红卫兵专程到曲沃县，抄了彭真的家。把彭真同志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从窑洞里扔到院内，连着摔打、日晒，很快折腾死了。彭真弟弟茂信是个残疾人，摔坏了腰，也和儿子一起被扣压起来折磨死了。　　　　
　　　　在疯狂的岁月里，彭真被大会批斗200多次。他坐了九年监狱，而后又被流放到陕西商县的大山里。他在狱中重读毛选、马恩文选、《资本论》。没有笔，彭真就把彩色的牙膏袋撕成细细的小条，贴在书上作读书的标注。　　　　
　　　　1980年，彭真回到曲沃老家。他到各家串门，找家人，找乡亲，找批斗过他亲属的人谈心。他说，我这次回家就这么两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