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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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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彭真回到曲沃老家。他到各家串门，找家人，找乡亲，找批斗过他亲属的人谈心。他说，我这次回家就这么两件事，第一看看乡亲们，帮大家解解旧怨，劝大家把宿怨一笔勾销，团结起来干四化。第二给我母亲上坟，倒不是因她被斗死，主要是感谢她对我的养育之恩。
康生、谢富治诬陷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等出卖国家核心机密，叛党叛国。胡说什么北京市委的基本班底是“以华北局城工部地下党为基础，网络叛徒、特务、牛鬼蛇神及其他分子拼凑而成”。
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是1927年入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16岁即献身革命，长期在北平、上海、天津等地从事党的工作。抗日战争期间，担任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和敌工部部长。北平解放后，协助第一书记彭真主持北京市委日常工作。“文化大革命”刚爆发，陈伯达、江青就公开点了刘仁的名……
一天夜里，一伙身份不明的人，闯进市委大楼，没有任何手续，甚至连鞋都不让穿，抓走了刘仁，硬说他是“美国特务”。
1945年底，我党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决定同意美军情报处三人到解放区张家口地区参观，返回时，在我方要求下，留下美军随身携带的电讯器材。对此，新华社曾作过公开报道。康生为了陷害刘仁，把正常的工作诬之为特务活动，诬陷刘仁是反革命特务分子。
康生在1968年1月3日的一份专案组报告上批示：“刘仁、崔月犁、冯基平、徐子荣等这伙反革命敌特分子，……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犯人的方法对待。……应将他们铐起来，进行严厉地突击审讯工作……”
康生的批示，造成严重的恶果。刘仁、崔月犁、冯基平、徐子荣等同志，都无辜地被戴上手铐脚镣，被监狱关押多年，受尽法西斯残酷折磨。
在五年多的监狱生活里，刘仁受尽拷打，一身上下血痕。他面对铁窗、守卫，沉痛地对前来探望的妻子、战友甘英说：
“我这一辈子什么监狱都坐过了。中国的、外国的，国民党的、自己的。在国民党监狱里我还能对狱中的看管人员做工作，通过他们帮助传送文件，组织斗争……”
英雄的战士，卓越的市委领导人刘仁在法西斯的折磨下，1973年10月26日，在自己的监狱里献出了生命。
刘仁的战友郑天翔，在《哭刘仁》的诗篇里，悲愤地写道：
“万家悲声怒问天，妖雾为何久狂扬。横行十载折栋梁，伤痕累累，行事费思量。”
谢富治、康生还诬陷北京市副市长冯基平、公安局长邢相生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特务间谍活动，制造了以冯基平、邢相生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冤案，广大公安干部受到株连迫害。
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指挥肆虐下，北京有了位市委书记、六名副市长被诬陷为特务、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长期关押；全市有12089名干部、群众被迫害致死！
这一页用血泪写成的历史，北京市人民是永难忘记的啊！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开始了进攻（1）
江青找林彪支持
对野心勃勃的江青来说，组织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虽然名扬中外，打响了第一炮，在上海取得了成功，但她并不满足。在人们心目中，江青只是个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第一夫人”，况且，许多人都了解她在上海滩的老底。所以，她的影响毕竟有限。她为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需要有新的突破。
几番思谋之后，江青决定“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化人物”。她选中了人民解放军，选中了林彪。她妄图利用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实现篡党夺权的“女皇梦”。
该从何处下手呢？
据原总政治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交代：江青亲口向他谈过，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乘飞机到武汉，见到毛泽东主席。
江青向毛泽东请示，想找几个军队同志开个文艺座谈会，谈谈文艺方面的问题。
毛泽东问：你在军队没有名义，怎么好开会？
江青说：我想请林副主席支持。
毛泽东说：那好，你去请求林彪同志，由他委托你开。
江青随即由武汉飞回上海。
回上海当天，1966年1月21日，江青又从上海赶到苏州，会见正在苏州南园养病的林彪。
南园宾馆是座幽静的市内别墅，早先是蒋介石原配夫人毛氏的私人住宅。笔者专门访问了这个神秘的地方。在这宽大精巧的庭院里，一进门就是一株高大的雪松。西北角有一座坚固的防空工程。密密的冬青，像绿色的墙，伫立在路的两侧。走进向东的大院，有一排门前种植樱花和海棠的平房，连通着五个豪华的套间、两个单间。
招待人员告诉笔者，林彪和叶群各住一个套间。这个地方绝对保密，连苏州人也不知林彪在这里居住。江青不约而至。林彪对江青的突然到来感到意外，气氛显得紧张。事后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对秘书张云生说，两人差点打起来。
江青一见林彪，就气冲冲地问：你为什么不看戏？
林彪说：身体不好，正在养病。
江青说他该多关心一些文艺工作。
林彪说：我不懂。
江青问：主席最近关于文艺工作有两个指示，你看过没有？
林彪答：看过。
江青又问：你对建国17年的文艺工作怎么看？
林彪答：方向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是艺术水平问题。
江青搬出了毛泽东的批示，林彪不说话了。
江青又说：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不是我要搞的。主席要我请尊神。
林彪仍然推说身体不好。
在这已经很紧张的气氛里，江青又看到林彪身旁放着几张京剧唱片和电影唱片，马上对林彪说：到了这时候，你还听这种东西？这些都是坏戏、坏电影！
林彪解释只是用它调剂一下精神。听上一段，身体就好些。
谈话不欢而散。江青当夜返回上海。
从江青请“尊神”的这段简短对话里，可以看出这个骄横霸道的女人，即使在被她称为“尊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副统帅面前，也是那么盛气凌人！
江青走后的当天晚上，叶群以林彪办公室主任的名义，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打电话，说：江青同志想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人谈谈，你们选几个吧，参加的不要多。这件事林总已经同意了。名单同肖华商量好报来，座谈地点、时间，等江青同志通知。
刘志坚刚问：谈什么内容？叶群没有回答，就挂了电话。
刘志坚是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的老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长、总政治部副主任。接到叶群电话后，他随即满心疑虑地把“林办”电话内容，告诉了总政治部主任肖华。
肖华18岁就出任红军“少共国际师”政委。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期间，曾多次陪“第一夫人”审看《红灯记》等革命现代京剧，深知江青傲慢、多疑的性格。他想到毛主席近几年对文艺界的批评，猜想这次“会不会用批示精神检查部队文化工作呢”？
1982年11月31日，笔者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访问了任兰州军区政委的肖华将军。他对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一事，是这样说的：听了刘志坚同志的汇报，我一时感到纳闷，摸不清江青的意图。为什么这时候要在部队开文艺座谈会呢？
经肖华同刘志坚商量，认为派部队同志到上海开会，要注意三个问题：一、部队文艺工作的方向是对头的；二、只带耳朵，听；三、江青如果提出问题，与事实出入大，暂不要与她争长道短，回北京后总政党委讨论。
肖华、刘志坚商定派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总政治部文化部长谢镗忠、总政治部宣传部长李曼村、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代表军队文艺干部去开会。
1月22日，刘志坚出发之前，叶群又打电话给刘志坚，说林彪有几句话要转达给江青，接着就逐字逐句念了林彪的话。
林彪说：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的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的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叶群又叫刘志坚逐字逐句按他的记录，重述核对了一遍。她并且嘱咐刘志坚，一到上海就把林彪原话转告江青。
“把尊神请到了”
1966年2月2日，刘志坚等四同志从北京西郊机场飞抵上海。晚上7点半，刘志坚由张春桥陪同，来到江青住的锦江饭店。江青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同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开始谈话。当时，张春桥也在场。
江青裹着一件黑色的大衣，一见到部队四同志，狂喜地说：春桥啊，我们把尊神请到了，欢迎欢迎啊！
说着，她把一叠文件，如：《毛主席于1944年在延安看〈逼上梁山〉写给评剧院的信》、《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材料，向刘志坚一推，便哇哩哇啦说起来了：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子了。让帝王将相、洋人死人统治了。毛主席的批评，他们就是不听，我的意见就更没人听了。
江青提高嗓门说：我没有办法呀，困难呀。我去苏州找林总，要请解放军这位尊神来支持我。
刘志坚趁机会从一个信封里，取出叶群传达林彪的谈话记录，念了起来。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开始了进攻（2）
江青听到林彪吹捧自己的话，“腾”的一下从沙发里站起来，哈哈大笑着抖落身上的风衣，说：这是春风啊！
江青接着傲慢地说：你们部队的文化工作是有成绩的，比地方要好一些，但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这几年，主席让我当文艺哨兵，我就亲自做调查，经常买票看戏，还戴上大口罩，坐在后排。她停了停，嗓门提得更高：我发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已经统治我们的舞台啦！到处是牛鬼蛇神，到处是一塌糊涂！
江青兴奋得着了魔，说话越来越语无伦次：他们在上海、延安都整我，想让我当阮玲玉第二。我是一个九级干部，就像叫花子一样，为搞点京剧改革，去求人家，去求演员。嗯，说起给我定级，定九级，是主席严格要求我，嗯……
江青的话头，终于言归正传：春节期间，我去苏州向林总谈了我的意见。林总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他支持我，我得到林总的批准，才找你们的。
林彪认为：《纪要》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并指示刘志坚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
座谈会前后开了18天，会议期间，有13天看电影，看中外电影50多部，看戏剧三场。江青个别交谈八次，集体讨论四次。会中多是江青一人讲话，别人只是记录而已。
2月11日，江青给刘志坚打电话说：《纪要》我看了，本来打算议议就算了，没有想到要搞个什么文字的东西，你们既然已经搞了，就要搞好，要搞准确、完整。她还要原起草人陈亚丁去上海，她要亲自帮助修改。
陈亚丁2月12日又一次来到上海。第二天，张春桥将陈亚丁接到锦江饭店小礼堂。
江青一见陈亚丁，就说：我把你们搞的那东西，请陈伯达、张春桥同志推敲了一下。伯达有些意见很好，我要他写出来，他一会就来，一起商量一下。
十分钟后，被江青称为“老夫子”的理论家陈伯达来了，他拿着《纪要》草稿，靠在沙发上，用浓重的福建口音说：提到了17年（指建国17年）来文艺专政问题，这很重要，但是这样提，没头没尾，必须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三十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路线的继续。陈伯达接着说：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17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的。
陈伯达又说：另外，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我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江青同志领导的戏剧革命的成绩，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江青眉开眼笑地说：伯达同志的意见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
当夜，陈亚丁把陈伯达、张春桥改的地方，顺了一下文字，改在一份稿子上。
陈伯达加上关于三十年代文艺的一段是：“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最后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因此，决不能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当成我们无产阶级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指导方针。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中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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