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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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当时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2月14日，张春桥把陈亚丁找到锦江饭店小礼堂，又看了修改稿，说：可以了。并对陈亚丁说：你可以先回去，把修改稿带几份回去。　　　　
　　　　3月10日至15日，江青又把陈亚丁等叫去上海。由江青、陈伯达、张春桥、陈亚丁一起把《纪要》改出了第三稿。其中修改的一段，是“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队伍”，并说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叛变了”，“烂掉了”，“掉队了”。　　　　
　　　　3月19日，江青对张春桥、陈亚丁等人说：斗争很复杂，周扬在苏州宾馆养病，听说我在同你们谈文艺问题，好紧张，跑到上海来看张春桥，打听消息。　　　　
　　　　江青趾高气扬，跷着二郎腿，笑着说：难道周扬不明白，讲文艺黑线讲的是谁？周扬就是文艺黑线的大头目。他30年代的后台是王明，现在的后台是刘少奇。接着，江青又说：你们回去后，要保密，这是一条纪律。定下来，一定要守纪律。　　　　
　　　　毛泽东修改三次　　　　
　　　　1966年3月19日，江青要陈亚丁代她起草了一封给当时在上海的林彪的信，争取林彪的点头和支持。信文如下：　　　　
　　　　“林彪同志：　　　　
　　　　根据你的委托，我于2月2日至20日，邀请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后，他们整理了个座谈纪要送给你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也送给我一份。我看了，觉得座谈纪要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因此，请春桥、亚丁两位同志一起座谈修改，然后，送主席审阅。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我于3月10日至15日，请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又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17日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19日，我又请志坚、春桥、镗忠、曼村、亚丁五位同志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现将座谈纪要送上，请审批。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开始了进攻（3）

　　　　此致　　　　
　　　　敬礼！　　　　
　　　　江青　　　　
　　　　1966年3月19日”　　　　
　　　　毛泽东在批示中指出：“当然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当时，中央军委主席是毛泽东，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是林彪。军委副主席还有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军委常委除包括主席、副主席，还有朱德、邓小平、谭政、罗瑞卿。　　　　
　　　　善于“紧跟”的林彪，看了江青的信和毛泽东的批示，自然很高兴。他马上找来刘志坚、陈亚丁，代他起草了一封致贺龙等中央军事委员会各常委的信。信文如下：　　　　
　　　　“常委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6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　　　　
　　　　敬礼！　　　　
　　　　林彪　　　　
　　　　1966年3月22日”　　　　
　　　　林彪在这封信中，从政治上对《纪要》作了高度评价。他对毛泽东为他加上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一提法，不但心甘情愿地默认了，而且还在信末标明“以便报中央审批”，这意味着《纪要》将作为中共中央正式文件发向全国。　　　　
　　　　果然，1966年4月10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下达全国团、县级党委。　　　　
　　　　中共中央在对《纪要》的批语里高度赞扬说：“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经过毛主席三次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正确的文件。”要全党全军“贯彻执行”。　　　　
　　　　1967年5月29日，《人民日报》正式全文公开发表了《纪要》，在全国掀起大吹大捧江青的热潮。江青一跃从电影明星变成“文艺旗手”，成为国内政治生活中的显赫人物了。　　　　
　　　　《纪要》抛出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更加狂热地吹捧林彪、吹捧江青，把江青称为“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至于一些投靠江青的文艺干将，更是肉麻地把江青吹捧到天上。　　　　
　　　　《纪要》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摧残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镇压革命文艺工作者的黑纲领：是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的动员令，是林彪、江青互相利用、互相勾结进行篡党夺权活动的重要步骤，是他们发动“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实行“全面专政”的信号！　　　　
　　　　在《纪要》的刀光剑影下，许多对《纪要》表示不同意见和敢于坚持真理的文艺工作者，都被扣上“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遭到残酷迫害。　　　　
　　　　就在这一年，连参加座谈会的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也都遭到无情的打击。刘志坚被江青、康生诬蔑为“刘邓在军队中的代表”，在“一月风暴”开始这天，被造反派撕掉领章、帽徽，挂上黑牌，押入监狱，过了八年铁窗生活。　　　　
　　　　就在这一年的4月8日到6月11日，在总政治部召开的“全军创作工作会议”上，“看电影，抓黑线”，《抓壮丁》、《兵临城下》、《红日》、《逆风千里》、《怒涛》等64部影片受到批判，62位部队文艺工作者遭到打击。　　　　
　　　　会议过后，各大军区、省军区也都召开类似的会议，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于1979年批转了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请示报告，撤销了这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把广大文艺工作者从枷锁下解放出来。　　　　
　　　　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　　　　
　　　　〖BT1〗第五章〓制造天下大乱　　　　
　　　　《5·16通知》宣布，解散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　　　　
　　　　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关，掌握了“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他们凌驾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上，成为毛泽东一人之下的最高权力机关。原有的党、政、军、民领导机关全部陷于瘫痪了。　　　　
　　　　毛泽东号召对他艰苦创业几十年的大好江山，进行“天下大乱”！　　　　
　　　　这在中国和外国的几千年的文明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康生得知毛泽东对《5·16通知》做了多次修改以后，尽管中央还没有通过，他便抢先一步，在5月13日把消息告诉给老婆曹轶欧。　　　　
　　　　1966年5月14日中午，曹轶欧带着原北大哲学系的几个人到了北京大学。　　　　
　　　　据北大校长陆平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谈到，5月14日中午，他刚端起碗要吃饭，有人打电话说曹轶欧已经来到学校。他马上赶到校党委办公室，见曹轶欧和一位秀才坐在沙发上，曹轶欧单刀直入对陆平说，来学校了解你们学术批判情况。　　　　
　　　　此后，他们鬼鬼祟祟地住进距北大二公里的西颐宾馆，利用调查组的名义，背着北大党委物色打手和帮凶，往上搞！　　　　
　　　　曹轶欧首先想到当时担任北大哲学系总支书记的聂元梓。　　　　
　　　　聂元梓是河南省滑县人。她和六个哥哥姐姐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她的大哥聂真是个老革命，并把几个弟妹都引导上革命道路。1937年，聂元梓16岁时来到山西太原，在国民师范参加山西牺盟会主办的军训。1938年又在晋城参加华北军政干部班学习。　　　　
　　　　日本投降后，她来到刚解放的东北。1946年5月，她25岁时在黑龙江齐齐哈尔一区担任区委副书记。1947年，调哈尔滨任区委宣传部长。1964年调入北京大学，先任经济系副主任，1965年调任哲学系总支书记。　　　　
　　　　哲学系是藏龙卧虎的地方，著名学者冯友兰、朱光潜、梁漱溟、汤用彤、任继愈等都在系里任教。这批老教授周围团结培养了一批新秀。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开始了进攻（4）

　　　　往北大工作期间，聂元梓感到校领导对她重视不够，嫌自己的官太小，常常小病大养，不上班。“四清”运动开始，她积极参加揭阶级斗争盖子，混水摸鱼，受到批评，写过检查。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笔者访问过聂元梓，当时她佩带着红卫兵袖章时，已是45岁的12级干部了。　　　　
　　　　5月20日，北大校党委在党员干部中传达《5·16通知》。聂元梓一边听着传达，一边想着5月14日北大党委书记陆平的讲话。陆平根据周恩来总理和北京市委的指示，认为北大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要注意内外有别。他说：北大不宜贴大字报，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　　　　
　　　　陆平原是铁道部副部长，1958年调来北大任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聂元梓因为左得出奇，曾受过党委批评。北京市委书记邓拓指出，聂元梓这是一匹害群之马，不彻底批判，教育不得安宁。　　　　
　　　　聂元梓一直心怀不满，总是想伺机报复北大领导人。现在终于盼到了文化大革命。在聂元梓看来，这是她雪耻的机会。　　　　
　　　　曹轶欧听了聂元梓关于北大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明确告诉聂元梓说：《5·16通知》是总纲，你们要好好学习，认真领会，可以写大字报。　　　　
　　　　聂元梓认为，曹轶欧的话决不仅仅代表曹轶欧个人。　　　　
　　　　聂元梓从西颐宾馆回来，分头向北大哲学系的五位干部、教师“吹了风”。这六个人秘密集中到23楼的一位教师家里，分析了北大和全国的政治形势，聂元梓坚决表示要写大字报，大字报来得快可以引起注意。并且决定先从5月14日陆平的讲话开刀。　　　　
　　　　大字报经过六个人的三次改写，5月24日晚最后定稿。这张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首先描述了北大的形势：　　　　
　　　　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　　　　
　　　　接着对陆平5月14日的讲话逐条批驳，说：　　　　
　　　　“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　　　　
　　　　“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坚决不答应！”　　　　
　　　　“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了吗？……告诉你们……这是白日做梦！”　　　　
　　　　大字报还提出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大字报用毛笔抄清以后，加上临时碰巧来的一位研究生；签名的共七人。　　　　
　　　　5月25日下午2时，北京大学大饭厅东墙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　　　　
　　　　大字报一贴到墙上，马上惊动了整个校园，一大群师生围上观看了。三小时后，反击的1500多张大字报，就在聂元梓大字报周围贴出来了。一些师生涌到哲学系门口，高呼口号；“要找聂元梓算老账”，质问聂元梓为什么要贴反对党委的大字报，说“聂元梓是赫鲁晓夫式的女阴谋家！”，“聂元梓是党的叛徒……”　　　　
　　　　当晚，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到北大讲话，传达中央精神，指出：“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遵守纪律，内外有别。”他说：“大小字报内外要分开，党内党外要分开。”　　　　
　　　　第二天，校党委派人在临湘轩同聂元梓谈话，劝她把大字报撕下来。聂元梓沉思一会说：检查，可以，我检查。不过；把大字报撕下来，我不，我不撕。　　　　
　　　　事情闹大了。师生不同观点的分歧，引起了辩论。激烈的辩论中，发生了扭打。　　　　
　　　　师生扭打惊动了党中央。周恩来总理派秘书张彦到北大，重申中央关于文化革命的八条规定，提出“注意泄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特别强调贴大字报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原则，严厉批评聂元梓等人的做法。　　　　
　　　　康生得悉周恩来对聂元梓等人的态度以后，马上叫曹轶欧派人要来了大字报底稿，背着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等常委，直接写信给在上海的毛泽东，并附上聂元梓一张大字报的抄稿。　　　　
　　　　6月1日，毛泽东在一份《文化大革命简报》上批示：“此文可以由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