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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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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向“五大领袖”和其他市单委会委员，通报了首都红卫兵参加大串联和夺权的情况。
这时，江青由姚文元陪同走进会场。她脱下披风，露出新军装，热情地微笑着向五大领袖招手。她一会说韩爱晶你是我非常喜爱的孩子，一会说，蒯大富爱说谎，一会说，聂元梓我对你寄托很大希望，一会说，谭厚兰你不要飘飘然。当说到红代会拒绝中央文革派记者参加会议的时候，江青突然大发脾气，痛斥他们几人封锁中央，愤怒斥责：你们几个老子天下第一，连我们都瞧不起了，把自己置于中央之上。你们不跟主席走，工农兵跟主席走！她警告他们：要革命的来，不革命的滚开。我担心你们会走向反革命！
在江青盛怒之下，聂元梓、蒯大富等五个人，一个个胆战心惊地站起来，低着头，弯着腰，奴颜婢膝地请求江青原谅……
“五大领袖”们的丑态，顿时使笔者心里一阵恶心：这些疯狂迫害老干部的凶手，原是一伙被人驱使的狗！
枪声震动了毛泽东
尽管毛泽东多次讲过要文斗，不要武斗。可是，他的话变成了人们耳边的风。
1968年7月27日上午，由北京60多个工厂组成的三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制止武斗，整顿秩序，开进了蒯大富盘踞的清华大学。这个在百日大武斗中死亡、伤残百余人的高等学府，被武斗的枪声、爆炸声，弄得满目凄凉，血痕斑斑……
几千人的工宣队，刚开进学校，即遭到蒯大富为头头的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的突然袭击。下午一时，蒯大富拔出手枪，喊叫要和工人拼了！红卫兵手持长矛、枪支、手榴弹，向工人队伍冲杀过去，五名工宣队员当场惨遭杀害，731人负伤。
清华大学的流血事件，震惊了全京城，震动了毛泽东。
最高统帅决心亲自制止武斗。
1968年7月28日凌晨三点半到八点半，他和亲密战友林彪来到人民大会堂湖南厅，亲自召见红代会核心组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等五人。忙于参加武斗的蒯大富迟到了几个小时，很晚才走进大会堂。接见时在座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人。
毛泽东和几位红卫兵领袖一一握手。寒暄几句后，立即把话转入武斗问题。
毛泽东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居民、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逍遥派那么多，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
毛泽东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毛泽东说：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
毛泽东满怀希望地说：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
谈到产生武斗根源，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中央乱七八糟，斗争很激烈，社会斗争是中央斗争的反映。不是社会斗争反映到中央，而是中央斗争反映到社会。
另据国际关系学院一份录音材料记载：迟至7月28日早7点半，才赶来的蒯大富，一走进门就哭了。毛泽东同他握手时，坐在一边的陈伯达说：蒯大富，你应该猛省过来，悬崖勒马，道路是危险的！
林彪说：悬崖勒马，承认错误！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啊！红卫兵（7）
毛泽东说：这是危险的道路啊，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恩来说：毛主席早就讲了，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彪说：今天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做了最重要、最正确、最明确、最及时的教导，如果这次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的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联合问题，你们有些学校落后了，希望你们赶上去。
毛泽东说：工农兵占全国人口90％以上，蒯大富应该欢迎工人。
谢富治说：工人手无寸铁，只带三件武器，一是毛主席语录，二是毛主席最新指示，三是制止武斗的“七·三布告”。
毛泽东说：我们是偏向你们五个领袖的。你们脱离工人、农民，脱离大多数的学生，脱离你们自己的人。
江青说：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你们五个人先做起来，反正不要打了。
这次接见之后，五个人联名整理印发了《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传达要点）。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师大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一致表示：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最高统帅的讲话，对制止武斗起了一定作用。
横行一时的红卫兵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后来都堕落成了反革命罪犯，于1983年3月16日受到历史的审判。
学会在地上看世界
1968年9月，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
大专院校和许多中学，开始了复课闹革命。积压在大学的数十万应届毕业学生，同千万以上不能升学的高初中学生，聚集在城市里。这些曾是文化大革命的生力军，现在都成了没有学业的劳动后备军了。
知识青年到何处去？正当千万青年陷入既不能升学，又难于就业的困境时，1968年12月，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千万知识青年开始从城市转向农村，热情投入上山下乡运动。自此，以“反修防修”开始的红卫兵运动，又以戏剧性的“反修防修”而告终了。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锻炼的红卫兵，除极少数头头外，绝大多数始终同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跨越过曲折、艰苦的历史道路，在实践中茁壮成长！
清华大学附中首批红卫兵发起人的卜大华，上山下乡时到了陕北农村，经过几年锻炼，认识了社会。后来，他在反思这段历史时说：我当初参加红卫兵，真诚地相信，戴上红袖标，喊几声“反修防修”的口号，在社会上冲几冲，就能破坏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当初，我是从“天上”看世界。到了陕北的山沟沟，住进破窑洞，我第一次发现，中国还有这么落后、贫穷的地方！那些曾为革命洒过热血的老红军、老贫农，仍在吃糠咽菜，看到这些，我流下眼泪！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和人民的愿望相距十万八千里！这时，我是在地上看世界……
千百万青年，经过十年动乱的反思，从迷乱中醒来。他们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全心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一月风暴（1）
社论：“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73岁生日。12月25日，毛泽东邀请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关锋、王力等七个人到家中吃饭。
姚文元首先举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毛泽东举杯向大家敬酒，并对“文化大革命”发出“最高指示”，预言下一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根据毛泽东“最高指示”精神，陈伯达和“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撰写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指出：
“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1967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1967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
社论体现了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毛泽东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新阶段。伴随着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的全面“夺权”，加深了人民群众和干部队伍的严重分裂，全社会陷入极度的混乱。
上海滩的“造反司令”
在庆祝毛泽东生日的家宴上，据姚文元后来交待，毛泽东谈到上海形势时说：
上海的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学生起来了……
毛泽东称赞的“形势大有希望”，指的是上海“天下大乱”了。
“大乱”的头目之一，是上海国棉17厂保卫科干部王洪文。这个1935年出生在吉林长春郊区贫苦农民家中的青年人，16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了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五年以后，复员到上海，在国棉17厂任基干民兵连长。
就是这个民兵连长王洪文，1972年12月，笔者在上海访问他的时候，王洪文已经调到中央工作，列席政治局、中央军委和国务院会议了。这天，他从北京回到上海，由上海市革委副主任徐景贤、马天水陪同接见笔者。他就上海民兵武装的诞生和“一月风暴”侃侃而谈。在谈了上海夺权经过和武斗事件之后，他还特地批准在电视台为我放映了攻打上海柴油机厂的武斗现场纪录片。这样，就使笔者对“一月风暴”有了更系统、更深切的了解。
1966年6月，北京首先刮起“史无前例”的狂风骤雨。狂风吹到上海，王洪文找到几个人，于1966年6月12日上午，在国棉17厂医务室旁，贴出《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的大字报，贴出“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坚决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等三条大标语。
1980年6月5日，王洪文受审时对写这张大字报有如下交待：
“……我们认为厂党委执行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我当时在保卫科工作，有两个人，应定为反革命，厂党委未表态。我在第一张大字报《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上，点了两个人。厂党委停止了我的工作，派人盯我的哨，我思想不通，就写了第二张大字报，点了三个人，家庭出身不好的……”
王洪文接着交待说：
“写第一张大字报后，厂党委和我有对立情绪。有一天，我在屋里写大字报，别人把门倒锁上，党委副书记来敲门，问有没有人，我心想，你们还派人监视我，我不吭声，书记觉得屋里有人，叫了武装部长带十多人到保卫科搜查，我就火了，骂了党委书记……”
王洪文说：
“第二张大字报贴出后，群众不满，说我骂厂党委，是野心家，阴谋家，全厂写了六千多张大字报……”
这时，市纺织工业局派来一支文革工作队，王洪文说：
“工作队由市总工会副主席任队长，一进厂就支持我，正式宣布要我列席党委会。起初，我和他们合作，后来，由于他们和党委观点一致，我又和工作队对立起来。”
市委工作队进厂十天，王洪文转过头来，把炮口对准工作队，贴出轰动全厂的大字报——《市委工作队滚出去！》
八月，来上海“大串联”的北京红卫兵，穿着没有领章的黄绿军装，佩戴红袖章，戴着军帽，斜背着书包，举着红皮书《毛主席语录》，像潮水似地涌进上海的大街小巷。一部分红卫兵喊着“学生运动要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口号，涌进了国棉17厂。
王洪文受到红卫兵“停课闹革命”的鼓舞，决心到北京去取经。
王洪文对此交待说：
“10月上旬，我和其他13人到北京上访，告厂党委、工作队的状。上访期间，我们参加了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到北京大学、国棉三厂等很多地方，把当时中央领导人讲话抄了不少，有陈伯达、江青、关锋、王力、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讲话。”王洪文说：“这些对我的影响很大。”
王洪文等人在北京大串连10天，“提高了路线觉悟”。他说：
“回上海后，厂党委已靠边站，全厂工作由工作队领导，我对工作队的情绪更利害了。”王洪文对工人们说：“在北京，工作组早已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可是，在我们厂，还是工作队的天下……今天，我们成立‘永忠队’，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赶走工作队！”
工厂工人很快分裂成“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和“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两大派。
王洪文领导的“永忠队”贴出“工作队靠边站”的大标语，写出《工作队十大罪状》的大字报。
11月4日，“永忠队”占领了工厂的广播台，宣布《通令》：“从今天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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