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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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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领导的“永忠队”贴出“工作队靠边站”的大标语，写出《工作队十大罪状》的大字报。
11月4日，“永忠队”占领了工厂的广播台，宣布《通令》：“从今天起，工作队靠边……”
涌进上海市的红卫兵，不断炮轰上海市委。蒯大富领导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派出“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四处活动，联络各系统的造反派，召开“上海工人串联经验交流会”。
“11月6日，国棉31厂黄金海到我厂通知说，有一个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学生××，他找了一部分工人，串联了上海机车修配厂、上钢三厂、良工阀门厂等十七八个单位，在上海华山路开会，叫我去听听。我带了四个人去，头头是我。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一月风暴（2）
会上，××分析上海市委曹荻秋讲话是修正主义，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我同意××的观点。他提出工人应该组织起来，湖北、江苏已经组织起来了。接着，大家讨论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工农兵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主力军为什么不动呢？应该组织起来。
怎么组织？人少怎么办？先筹备领导人。在这些人中，我是唯一的党员……我是筹备组的负责人。”
会议经过讨论，同意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王洪文还当场提议，加一个“总”字，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王洪文说，“加了这么一个‘总’字，表示全上海的工人造反派，都归这个‘总司令部’领导。”他又说：“我是党员，我是保卫干部。”这样，他就当上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总司令”。
这个司令一“上班”，立即打砸抢。当晚，抢了上海八仙桥边大祥布店和金陵东路棉布批发部的红布和“四清”档案。
九日，召开“工总司”成立大会。这天，来自各单位的造反派，乱哄哄地涌向市中心人民广场。会上相互对立的各派代表，你争我夺地辩论发言。万多人的会上，有人高喊，把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揪出来，勒令他到会上“接受批判”。
曹荻秋根据中央关于“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串联”“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组织”的指示，根据市委讨论的“不参加，不泼水，不支持”的决定，对秘书说：“今天的大会，社会上的渣滓都出来了，我就不参加，我参加就是犯错误了！”
消息传到会场，激起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的不满，会上多次呼喊口号：“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打倒曹荻秋！”
对这次大会，王洪文在13年后这样交待：
“这个大会开两个小时，实际开会半小时没有，两派就开始辩论，抢话筒的时间多。会上，还通过工总司的成立《宣言》。《宣言》是北京红卫兵起草的。当时，工人参加是少数，筹备工人组织，实际上是红卫兵的作用。《宣言》事先我不清楚，工总司还未成立，公章已出来了。”
王洪文说：“宣言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打倒市委，夺权！”
宣言说：
“我们要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我们要把那些企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一个不漏地揪出来，斗臭，斗倒！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
夺权，向谁夺权？
向上海市委夺权，向市委书记曹荻秋夺权！
晚上九时多，王洪文煽动会场上留下的四五千群众，到市委去，要求曹荻秋接见！
王洪文当即领着扛起“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大红旗的群众，喊着口号，走上街头，向延安西路的上海市委进发，冒着阵雨，深夜把市委包围起来，再三要求曹荻秋接见。
曹荻秋继续坚持“三不”，拒不接见。
聚集在马路上的群众一夜未眠，情绪更加激昂。王洪文为进一步扩大事态，鼓动大伙说：“我们上北京，去告曹老头去！”
造反派群众齐声呼应。大伙立即举着红旗，迎着黎明的寒风，高呼：“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恩情大”、“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打倒曹荻秋！”，喧闹着向上海火车站涌进。
安亭事件
两千多人的造反派队伍，分别由潘国平、王洪文、王秀珍、张宝林带领，冲进上海北站，涌上了开往郑州的69次特别快车。他们高声朗读着毛主席的语录：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口号声、语录声、欢呼声此起彼伏，震荡着北站的上空。
10日黎明时，列车得到命令，开动了。
特别快车飞速前进。但是行至嘉定县的安亭车站，上海调度突然通知，69次特别快车改为602次慢车，至上午8时17分，列车停在离安亭车站几公里的岔道上了。
上海市委得知“工总司”的造反派队伍，冲进车站、占据列车北上以后，对扩大的事态十分焦急。为了不使大批上海工人进京告状，扰乱首都的秩序，市委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打电话给在安亭的602次列车，劝告造反派回上海，有问题在上海解决。
当时，一部分头脑清醒过来的人主张：“还是回上海去解决！”但是，他们立即被激进的人斥为右倾，有的还煽动说：“一回上海，你们各个都会被打成反革命！”
造反“司令”王洪文跟“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商量，认为还是要北上，并且提出要拦车北上！
正在这当儿，648次列车从上海开来了。王洪文带着一部分工人，走近铁道两侧，挥着帽子、衣服要求停车。司机以为发生了什么情况，马上急刹车。只在这时，很多人才跑到铁路道轨上，站的、坐的、躺的，黑压压一大片。
列车长走下列车，听说工人们要搭车北上，坚决拒绝。经过近两小时的谈判、交涉，648次列车又开动了。
一计不成，王洪文又施一计。他煽动大家：14次是京沪特别快车，拦14次快车！
14次特快12时刚到安亭，马上被造反派团团围住了。
沪宁线被卡断了，铁路大动脉被切断了。一列列的货车、客车停止运行，堵塞在安亭车站。
这件事，立即惊动了上海，惊动了北京！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自称是“小小老百姓”的陈伯达，接到上海市委的告急电报，马上找到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以两个人的名义，立即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要求：“会见工人同志，同他们好好商量，希望他们回沪，坚守生产岗位，有问题可以就地解决，有重要问题不能解决的，可以派代表去北京。”
王洪文看了转来的中央电报。接着又收到许多沿线车站抗议切断铁路的电报。华东局书记韩哲一等负责同志也赶来劝说他们回上海。不少造反派也劝王洪文，不要再蛮干。王洪文在内外重重压力下，被迫同意放行14次列车。切断了20多个小时的沪宁线终于恢复了通车。
14次列车放行了，可是，王洪文等一伙人，仍然坚持不肯离开安亭，扬言：“我们走路也要走到北京！”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一月风暴（3）
另一派工人造反派则主张回上海。正当争论不休的时候，陈伯达的又一封电报送到安亭车站。电报说：
“工人同志们，你们的行动，时时刻刻注意对社会、对国际的影响，时时刻刻要顾全工人阶级的大局……”
“事实上你们的这次活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立即改正，立即回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同他当面商量……”
陈伯达的电报，给王洪文等造反派头目泼了冷水。为了稳定军心，王洪文同北京来的红卫兵头头等人立即商量，要造反队员继续留在安亭，等待张春桥的到来！
对于震撼全国的安亭事件，王洪文在日后受审时曾这样交待：
“安亭事件和工总司的成立有联系。安亭事件对全国生产、政治、经济都造成很大损失。……如果不成立工总司就没有安亭事件。由于成立工总司才要求上海市委接见，上海市委不接见，就拦劫火车上访……”
“市委韩哲一第一个到安亭车站做工作，放了第一辆火车。当时大家坐在铁轨上，工作难做，要挟市委来人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韩哲一说，把火车放了，可以考虑你们北上。当拦第二辆火车时，就无力工作，我只好等市委商量，后来，市委没来人，经做工作，第二列火车也放了。张春桥去的时候，火车已放了……”张春桥从天而降
深夜，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奉陈伯达之命，乘坐一架军用专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穿过黑茫茫的夜空，向上海飞去。
12日凌晨，张春桥穿着一身草绿军装，在上海北郊军用机场走下飞机，解决安亭事件问题。
张春桥背着上海市委，首先同“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的负责人联系。
此人是王洪文的谋士和战友。通过他的联系搭桥，张春桥认识了“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副司令潘国平，并同他们会谈。
12日上午，张春桥来到安亭火车站，站在一辆大卡车上，面向聚集在车站的两千多上海工人讲话。他以中央文革小组代表的身份，公然宣布：“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
12日下午，张春桥自安亭返回上海市内。
13日中午，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负责同志开碰头会，张春桥参加。会上，张春桥同意大家的一致意见：不能承认全市性跨行业组织，不承认拦截火车、中断铁路是革命行动。
碰头会上，曹荻秋当场给中央文革顾问陶铸挂电话，张春桥也接了电话。听了陶铸同志要支持上海市委的指示，不要承认跨行业组织。
但是，到了13日下午三时，张春桥突然违背中央指示，背着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同以潘国平为代表的“工总司”签字，同意了“工总司”的“五点要求”。这就是：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群众组织；
二、承认“11·9大会”以及被迫北上是革命行动：
三、安亭事件造成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做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活动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勾结王洪文，王也由此入股，投靠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为结成“四人帮”做了第一笔交易。
“四人帮”后来大肆吹嘘，称“安亭事件”是“巴黎公社起义”，是“震惊世界”的“中国的十月革命”。小小的安亭车站，被封为“革命基地”。
《解放日报》事件
“安亭事件”在上海点了一把火，但是上海并没有大乱起来。
1966年11月15日，王力受江青的指派，把聂元梓秘密接到花园村“中央文革”记者站，受到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等人的接见。江青说：“上海是华东最大的城市，影响很大，上海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华东全局，我们要是打算要上海，就得派红卫兵去支持上海工人、学生造反。”
派准去呢？据戚本禹交待，聂元梓造反最早，同江青的关系又好，江青决定让聂元梓带人去上海。
江青在长途电话里，亲自告张春桥说：“我给你调来一门大炮，专轰上海市委！”
聂元梓等三人，于19日窜到上海。聂元梓立即向“中央文革”驻上海记者站的负责人提出，要见张春桥。嗣后，在“中央文革”驻上海记者站所在地延安饭店，张春桥单独会见了聂元梓。张春桥为她出谋划策：“你要打倒常溪萍，要炸开上海市委的缺口，你必须跟王洪文见一次面。他是‘工总司’的头头。你只有依靠‘工总司’的力量，才能在上海打胜仗！”
打倒常溪萍，是聂元梓上海之行的目标之一。常溪萍当时是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长、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1965年北京大学进行社教运动时，他受党组织的派遣出任北京大学“四清”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在“四清”中保过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聂元梓因此与他结下仇冤，多次扬言要打倒常溪萍，才解心头之恨。聂元梓四处煽动：常溪萍是上海市委派到北京去的，是黑帮分子彭真、邓小平、刘少奇看中的人物，是他们的黑干将。
王洪文同聂元梓谈话以后，12月13日，聂元梓召开“打常（常溪萍）会议”，进一步煽动说：“打倒常是打开陈、曹（陈丕显，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曹荻秋，上海市市长）的一个缺口，对上对下都有影响。”
聂元梓还亲自召集上海市“工总司”、“上三司”、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等造反派头头开会，要他们“联合起来采取同一行动”，“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组织一个15万到20万人的大会，通过一项决议，代表全市人民要求中央罢曹荻秋的官，改组上海市委”。
11月25日，聂元梓在“批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上，气势汹汹地叫嚷：
“上海乱了几次，但是还没有真正乱起来。这一次我到上海来，就是要上海大乱。乱，就是革命。乱而后治。不乱，就无法革命。现在，上海正乱起来。这乱，乱得好。要继续乱下去，大乱特乱。要乱掉上海市委的阵脚，要乱出个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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