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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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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炝朔矗督夥湃毡ā�6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就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一月风暴（6）
1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转载了《文汇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且发表了编者按语：
“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1967年1月11日，按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发出贺电。由毛泽东亲自加上“中央文革小组”的这次贺电，第一次把“中央文革小组”推上同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平起子坐的高位。贺电说：
“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了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举行了有力的还击。”“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贺电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
“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1967年1月12日上午，上海几十万人聚集人民广场，举行“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
在这次大会上，一再自称是“小学生”的张春桥说：“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就是从《海瑞罢官！》这个反动戏的批判开始的，而这个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揭开的。”他在几分钟的讲话里，竟32次提到毛泽东，狂热地鼓吹个人崇拜。
大会刚刚结束，王洪文就抓走了华东局第一书记陈丕显，并把上海市长曹荻秋押上一辆卡车，让他跪在车上在全市游街！
夺权风暴刮遍全市。从15日起，三天内有49个机关被夺权。1月15日凌晨三时，“工总司”二兵团司令耿金章，闯入上海市委机关大楼，夺了市委的大印！
各机关、团体也都卷入“夺印”的浪潮中来。有的造反派把夺得的一大堆木头印章缠在腰间，边走边喊：“夺权！夺权！”
“一月革命万岁”的标语贴遍全上海。1月19日，得意忘形的张春桥在造反骨干会议上狂妄地说，上海的夺权，像法国的“巴黎公社”、苏联的“十月革命”一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张春桥提出，成立“上海革命造反派政治联络总站”，代替上海市委。会上有人说，这个名字不响亮。张春桥经过同陈伯达商量，得知毛泽东正在考虑建立北京人民公社，他马上找人商量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
2月5日下午，上海人民广场变成了百万人的海洋。张春桥、姚文元讲话中对“公社”大加赞扬。大会不仅通过了“公社”的宣言——《一月革命万岁》，而且宣布夺旧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一切权利。
大会宣告：“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在《一号通令》里，疯狂叫嚣要把一切大权“统统夺回来，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夺回来！”但是，出人意外的是，“上海人民公社”一连几天没有发表。这是为什么呢？人们都在纳闷。
街头上，出现了“红革会”质问“上海人民公社”的连续《十问》的大字报。
2月12日，王力在电话中向姚、张二人传达了毛泽东不赞成“人民公社”名称的指示，张春桥、姚文元急忙飞往北京。
据姚文元交待说：“刚下飞机，毛主席就把我们接到中南海游泳池谈话，王力也去了。着重谈机构问题。”
“毛主席讲，上海现在叫人民公社，其他地方叫革委会。你们上海不是孤立了吗？如果都用这个名称，那么，我们全国是否还要成立总的公社？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改名字？决定事物性质的不是形式而是内容。要把人民公社的名字改过来。”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说，把最反对的人封成官，把反对你们的人团结起来。
姚文元交待说，毛主席实际指的是马天水。于是我们回去做马天水的工作，吸收他参加“三结合”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上海人民公社”于2月24日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分别担任革命委员会的正副主任，全面掌握了上海市的党政财文大权。
他们上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夺权。他们在宣言中说：“我们一切任务的最中心的任务，就是夺权。要夺权，就要彻底地夺，就要百分之百地夺。”
张春桥多次鼓吹，“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他在接见上海市革委会教卫组负责人等人谈话时，发问：你们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张春桥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那些老家伙统统打下去，一个也不留。
有人问：难道像朱老总、陈老总、贺老总等人也包括在内吗？
张春桥冷冷地说：不是说了吗，统统搞掉，一个不留嘛！怎么？你还觉得有点可惜吗？老实讲，他们没有一个好东西！朱德是个大军阀，陈毅是老机会主义，一打仗就开小差，靠吹牛起家的。贺龙是土匪……就是这么些货色，哪个能留下？一个也不能留！
在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策动指使下，上海市有七名市委书记、常委和市长、副市长，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市长曹获秋、副市长金仲华被迫害致死。
血腥的镇压
张春桥一伙人从“全面夺权”开始，对上海人民实行了“全面专政”。他们排除异己，支一派，压一派，把反对他们的人统统打入深渊！
张春桥为镇压群众，他亲自秘密操纵特务组织“游雪涛小组”。这个前上海《青年报》文艺组副组长，后来被张春桥任命为上海市革委会群运组副组长的游雪涛，像一只豺狼一样，秘密横行在上海滩。他带领一小撮人到处伸手，无孔不入，搜罗大量情报，编成“简报”“动态”“动态增刊”共300多期，制造大批诬陷材料，制造冤案、假案26起，其中直接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计有183人，致死五人，因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而被株连的达816人。
1968年9月，游雪涛在送给张春桥的书面报告中写道：“我们在一条特殊战线上奋斗了一年两个月，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上海的战斗指挥部搞了大约一百万字以上的各种情况反映和调查报告”，“预报了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发现了一批混进革命阵营的反革命两面派。”
1967年10月26日，游雪涛在笔记本上写道：“张春桥指示：要小心，谨慎，人不要搞得太多，但要绝对可靠。要当心，你们搞人家的特务活动，人家也会搞你们的特务活动的。”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一月风暴（7）
1967年1月和1968年4月，上海人民冲破高压，两次“炮打张春桥”。游雪涛“扫雷纵队”成员四出搜集“炮打动向”，密报张春桥。
1967年1月24日，上海繁华市区贴出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一问张春桥》、《为什么——20个问张春桥》、《张春桥是反革命两面派》、《张春桥不能代表中央》。
主持写大字报的是上海复旦大学的“红革会”。当他们发现张春桥是攻击鲁迅的炮手，是两面三刀的危险人物时，1月29日，在复旦大学礼堂联合召开八个组织的“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
中央文革给炮打张春桥的“红革会”扣上发动“反动逆流”的罪名，残酷加以镇压。许多参加“炮打”的学生，后来普遍遭到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迫害。
参加“一月夺权”的“上海革命转业复员残废军人红卫军团司令部”，也被张春桥一伙认为是与“工总司”对立的组织，不利于他们一派掌权。二月底，由“工总司”出面策划35个群众组织，发表“告全市人民和红卫军战士书”，提出对红卫军“必须彻底砸烂”。全市统一行动，拘捕红卫军干部251人。
7月18日，上海柴油机厂工具车间两个群众组织的部分群众，因贴大字报引起争吵，发生武斗，车间工段党支部书记在武斗中被打伤致死。对工人阶级内部发生的这一不幸事件，理应教育双方消除派性，增强团结。但是，身为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的王洪文，却令政法指挥部发表通令，宣称：“上柴联司”总部有人私设公堂，严刑拷打死了人，并特令交出杀人凶犯名单。8月3日，陆海空军宣传队进厂，“联司”不接受，把军宣队赶了出来，人也被打了。王洪文认为：“如果不解决‘联司’，上海就要乱下去，下决心要砸。”
对砸“联司”一事，1980年6月12日，王洪文交待：“8月3日晚，在人民广场召开全市联合大会，控诉‘联司’一小撮人打死‘东方红’的支部书记。8月3日下午，‘总司’开了小会，决定调动四万人参加，实际参加十万人‘砸联司’。下半夜，天快亮了，队伍出发，我坐汽车到了现场。‘联司’一部分人上房顶，一部分人在外边，下边人受了伤，发了火。我动员大家把围墙推倒，冲到楼上去，把‘联司’的人抓起来，……抓住后打伤200多人。这是上海最严重的一次武斗，是我直接布置的。”
8月4日凌晨，东方还未破晓，王洪文打着“工总司”的旗号，调动十万不明真相的工人和一千多辆汽车，集合到军工路一带的郊区，从水上、陆上把上海柴油机厂层层包围。王洪文亲到现场指挥，下令让几百名“敢死队员”进入厂门口，开始了进攻。
“上柴联司”的群众防守在工厂的房屋顶上，一边向下抛石头，打弹弓，喷硝酸，迎头反击，一边高喊：“天下工人是一家”“工人不打工人”等口号。
王洪文看到正面攻打进展不快，把主力转移到厂门左侧，用大型铲车和大木头，撞开了工厂围墙，用25吨大吊车开路，攻入了厂区。
他们首先占领食堂，断了联司群众的水源和粮源，接着用长矛、木棍、铁棒，打伤“联司”数百人。
在众寡十分悬殊的对垒下，被割据守在几座厂房顶上的群众继续抵抗。“联司”总部所在的四号楼，抵抗尤为激烈。王洪文严令“敢死队员”在天黑前结束战斗，并且下令调来17辆消防车，动用了高压大型水龙头，从一千米外的河滨接力打水，向守楼的“联司”群众猛烈喷射。
“联司”群众个个成了俘虏。对抓获的“联司”人员，一律“头上开花”，“面上挂彩”，男俘全部剥去上衣，女俘全部撕破上衣，当场打死一人，关押650人，100人受重伤，有11人被关押八年之久。
“8·4事件”这天，毛泽东、张春桥都在上海。毛泽东听了关于“8·4事件”的汇报。一个多月后，9月25日《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刊登了毛泽东视察上海时的重要指示：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1967年9月，王洪文亲自兼任上海柴油机厂革委会主任。他利用所谓“补课”和清理队伍，把参加“联司”的许多群众，打得重伤致残，不少干部、工人被活活打死。他们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又制造“中农公司”大冤案，因此案迫害致死17人，株连300余人。
“夺权”演变成内战
继上海“一月革命”之后，全国许多省市响应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号召，向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开展夺权的活动。
1967年1月14日，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了原山西省的党政大权，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1月29日，曾在北平草岚子监狱拒绝执行中央关于履行手续出狱的刘格平，担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而原省委书记卫恒在被关押之后自杀身亡。这是继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闫红彦之后的第二位自杀的省委领导干部。
1月25日，原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根据江青的指示，支持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了省委、省人委大权。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庆祝贵州的夺权。
1月31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在原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支持下，夺了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等一切大权。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祝贺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1月17日，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康生之子张子石等人来到北京，受到陈伯达、康生、王力的接见。康生在三个小时的交谈里，再三鼓励他们夺权。1月22日，青岛的造反团体在王效禹导演下夺了青岛市委、人委的一切权力。2月3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3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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