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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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2月11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会议室里，由周恩来主持，召开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议（即扩大的政治局碰头会），会议原定的议题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等。　　　　
　　　　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等几个关系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大问题，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全面摊牌。　　　　
　　　　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首先站起来讲话，对陈伯达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叶剑英对坐在对面的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说：“军队要是再稳不住，天下就要大乱了！我请诸位帮帮忙吧，不要再把军队搞乱了！”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二月大搏斗（5）

　　　　坐在叶剑英旁边的徐向前同志，激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了？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如果不要，我们这些人干脆回家种地去！”　　　　
　　　　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在冀南打游击时，因受伤被俘。第二天押解途中，我军事先在敌军经过的路上设下埋伏，突然袭击敌人，从敌军中抢救出刘志坚。徐向前对陈伯达说：“刘志坚不是叛徒，根本不存在叛变问题。”　　　　
　　　　但是，陈伯达却蛮横无理地说：“刘志坚叛徒一案已经定了，再也不能改变了。”　　　　
　　　　徐向前当即质问他：“凭什么给定案，没有证据怎么能定案？”他还针对陈伯达在三座门接见群众代表时说：“我不光保你们也得保徐向前”的话，拍着桌子问陈伯达：“谁要你保，我有什么要你保的？”　　　　
　　　　叶剑英接着又质问他们说：“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全国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叶剑英嘲笑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聂荣臻也在会上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都是反动保守分子，进行打击迫害，纵容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批斗他们，有的还关押起来，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干部，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是不安好心！”　　　　
　　　　2月14日下午，中央文革在钓鱼台16号楼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　　　　
　　　　王力约关锋一起到8号楼去催康生到会。康生拍着桌子，说：“都是江青搞的！陈伯达给她逼得要自杀了。”　　　　
　　　　关锋哀求康生说：“康老，可不能发火哟，要顾全大局呀！可整不得江青同志呀！”　　　　
　　　　这次批评会，江青借口有病，不参加。会上，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集中批评陈伯达，一句也不批评江青。　　　　
　　　　毛泽东在中央会上对陈伯达、江青的批评，以及文革小组开会批评江青、陈伯达，直接推动并鼓励了老一辈革命家对江青一伙的斗争。毛泽东后来也说：老同志“大闹怀仁堂，是借我批评文革小组的东风。”　　　　
　　　　面对面的搏斗　　　　
　　　　2月16日下午三时，周恩来总理继续在怀仁堂主持扩大政治局碰头会，会上出现了更激烈的争论。　　　　
　　　　前来参加会议的谭震林，在门口碰到操纵上海“一月夺权”的张春桥。谭震林问他：陈丕显来了吗？　　　　
　　　　谭震林所以提出陈丕显来京的问题，是因为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之后，毛泽东连续在三个不同场合，一再指示，要把各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大区和省委书记宋任穷、李井泉、王任重、叶飞、江华、黄火青、王鹤寿等先后被接到北京。可是仍有一部分在当地被无理扣押着，陈丕显同志就是一个。　　　　
　　　　张春桥听了，铁青着脸，打官腔说：我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谭震林说：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张春桥仰着脸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谭震林一听，怒火顿起。他激愤地指着张春桥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啊！？　　　　
　　　　谭震林一走进会场，再次提出陈丕显回京的问题。他说：“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陈丕显要是反革命，杀了我脑袋！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谭震林同志见张春桥推脱责任，马上打断他的话：“什么群众？老是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谭震林接着又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整，四十年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谈到一些干部子弟被冲击时，谭震林说：“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血统论来反对反动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　　　　
　　　　谈到造反派时，谭震林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1966年12月初，农林口决定一部分渔轮轮流回港学习，抓革命、促生产。这本是很正常的事，可是，因为没有经过中央文革，陈伯达就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谭震林说：“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有一点反对毛主席！”　　　　
　　　　这时，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是多次保谭震林同志的，从来没说过什么“反革命”。　　　　
　　　　谭震林一听，更加气愤。他说：“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震林愤怒地站起来，拿了文件，穿了衣服便走，要退出会场。他边走边说：“让他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要他回来，不要走。　　　　
　　　　陈毅也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谭震林走了几步，回转身子，面向会场说：“陈老总，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也不走！”　　　　
　　　　在艰苦的年代，陈毅、谭震林是并肩驰骋江南、华东的老战友。他们在风雨里，在炮火下，在一条战壕里，度过多少春秋！今天，他们和其他老同志，又面临着一场新的战斗。　　　　
　　　　襟怀坦白的陈毅，接着发言。他说：“这些家伙们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是谁反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余秋里同志拍着桌子，大声疾呼：“许多干部被揪来揪去，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　　　　
　　　　谢富治不断插话辩解，说“文革”小组经常讲潭震林的好话，劝他不要这样讲法。　　　　
　　　　李先念当即驳斥谢富治：“你不要和稀泥！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想到许多老干部被林彪一伙整残整死，谭震林又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李先念说：“我也哭过几次。”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二月大搏斗（6）

　　　　这次碰头会，江青又借故有病，没有参加。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出席了会议。他们一开始就处于被批的地位，在会上基本没有发言。全场只有谢富治不断插话，说：“谭老板，你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　　　　
　　　　谭震林驳斥谢富治：“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全体老干部，为了整个党！”　　　　
　　　　李先念说，“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笔者注：社论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倒了！”　　　　
　　　　周恩来当即质问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明明参与这篇社论的写作和定稿，他却当面撒谎说：“我没有看！”　　　　
　　　　这时，陈伯达也插话说：“我也没有看过！”　　　　
　　　　周恩来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　　　　
　　　　康生、陈伯达，当面撒谎欺骗大家。事实上，1966年10月3日这篇煽动“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红旗》社论，是王力、关锋根据江青、陈伯达的指示写的，而且写好后还经过了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集体讨论审查。　　　　
　　　　碰头会的当天晚上，陈毅在接见归国留学生代表时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要革命，我们并不反对，但是，我希望你们把这个运动搞的正规一些，好些。不要犯我们过去犯过的错误。他说，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们要上去，你就上去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自己的顶子。八大的政治报告是政治局通过的嘛，怎么叫他一个人负责？朱总司令是军阀，贺龙成了大土匪，这不是给我们党抹黑嘛！　　　　
　　　　江青比武则天还凶　　　　
　　　　碰头会后，谭震林在2月17日，又直接写信给林彪，斥责江青“真比武则天还凶！”他在这封信中，慷慨悲愤地写道：　　　　
　　　　“昨天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在前天的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他们不听主席的话，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大批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　　　　
　　　　“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经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候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谭震林铿锵有力的话语，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他表现了老一代革命家力挽狂澜的英雄气概。　　　　
　　　　2月19日，林彪将这封信送给毛泽东阅，并附了一封信，说：“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毛泽东看了林彪的批件和谭震林的信，批了几个字：“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　　　　
　　　　林彪看了主席没有表态的批语，十分不满。他摇摇头，一气之下，把主席的批件揉成一团，丢在痰盂里。后来，林彪秘书偷偷将主席批的谭震林信件从痰盂里捞出来晒干，用浆糊修补、对好。　　　　
　　　　后来，林彪见到毛泽东谈起运件事，毛泽东说：江青哪能比武则天呢，她没有武则天的本事！　　　　
　　　　恶人先告状　　　　
　　　　2月16日下午6时许，怀仁堂碰头会散会了。待其他人都已离开会场，姚文元从座位上站起来，对张春桥、王力说：这是一场大的路线斗争，王力你要站稳立场！　　　　
　　　　张春桥说：明天我们要回上海了，主席说过，临走前要再见我们三个人一次。今天的事要报告主席。我们先碰碰情况。　　　　
　　　　王力说：可不能随口乱讲，要如实，要准确。　　　　
　　　　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同乘一辆车，回到钓鱼台16号楼张春桥的办公室里。张春桥、姚文元照着各自的记录讲，王力执笔，一条条地记下来。后来，经张春桥、姚文元修改，由王力抄清《2月16日怀仁堂碰头会要点》。　　　　
　　　　张、姚、王三人带着整理的《要点》，来到钓鱼台11号楼江青住地。先由张春桥参考整理好的《要点》，讲了会议的情况，谈话中间，姚文元不断插话。　　　　
　　　　王力后来告诉笔者：江青听完碰头会情况，她的“病”立即好了。她暴跳如雷，说：这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陈毅、徐向前、谭震林是错误路线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附和错误路线；总理、康生、陈伯达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只有谢富治一人站在正确路线一边。　　　　
　　　　江青当着三人的面，立即拿起电话，要主席秘书报告主席，说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有重要情况向主席报告，务必请主席今晚接见他们。过一会，主席通知，当夜十点，叫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到人民大会堂来。　　　　
　　　　这座宽敞明亮的大厅，是毛泽东和少数中央负责同志经常议事的地方。自从“文革”以来，连中南海也闹起来了，毛泽东和林彪只好搬进人民大会堂来办公。　　　　
　　　　毛泽东同三个人一边握手，一边问张春桥：你没有回上海？　　　　
　　　　张春桥回答：明天回去。　　　　
　　　　接着，张春桥按照《要点》，开始向毛泽东告状。　　　　
　　　　毛泽东抽着烟只是笑，静静地听着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