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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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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回答：明天回去。
接着，张春桥按照《要点》，开始向毛泽东告状。
毛泽东抽着烟只是笑，静静地听着汇报。张春桥讲到谭震林拿起衣服要走时，毛泽东说：他不愿干，让他走嘛！
张春桥歪曲陈毅同志的讲话，挑拨说，陈毅反对延安整风运动……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二月大搏斗（7）
毛泽东一听反对延安整风运动，再也不笑了。他立时恼怒地说：“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要想翻案吗？要把王明请回来吗？”
延安整风期间，康生大搞逼供信，把革命同志当作“特务”批斗，“抢救”伤害了许多好同志。
张春桥这时趁机诬告了周总理，说总理对13期《红旗》社论没有送他审查有意见。
毛泽东生气地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常委审查哟！”
毛泽东听完汇报，指示说：“现在第一要抓军队；第二要抓干部；第三要抓地方；第四，经济上，一要抓煤炭，二要抓铁路。”
这时，毛泽东已心平气和了。王力见毛泽东态度有了变化，趁机汇报说：“我根据主席和总理最近反复讲的干部政策，写了一篇社论，叫《必须正确对待干部》，早已送主席了，主席看过没有？”
毛泽东说：“你马上再直送一份到这里来，不要经过陈伯达。”
王力又说：“请主席考虑，我认为重要社论，经过总理和政治局同志是有好处的。”
毛泽东后来看了这篇社论，写信给王力、关锋说，请总理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审查这篇社论。
陈毅在社论审查前，曾对王力说：“这篇文章好得很。只要这样，大家都不会有意见了。”（笔者注：2月23日，《红旗》第四期发表的《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社论指出：在夺权斗争中，怎样对待干部问题，是一个重大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社论说，经过半年多文化革命的考验，证明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犯错误的干部，在党和群众教育下，大都是可以改正的。）
逼迫总理交权
张春桥等三人离开人民大会堂的当天深夜，又回到钓鱼台11号楼。向江青汇报了情况以及毛主席的讲话。
江青对张春桥说：“你可以晚一天回上海，走前要同周总理谈一次话。”
2月17日下午，张春桥奉江青之命，在钓鱼台16号楼会议室，同周恩来谈话，逼迫总理向中央文革小组交党政大权。
张春桥刚同周恩来谈完话，随即邀姚文元、戚本禹、王力同他吃晚饭。在饭桌上，张春桥洋洋得意地说：“我已同总理谈了话，谈了怀仁堂会议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讲了要总理把文革小组当书记处看待的问题。”
张春桥接着又说：“总理同意了，总理说，除主席决定要总理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外，日常的党和国家的重大事情，总理提到文革小组讨论。”
这是一次“小小的政变”！从此以后，原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改成了国务院的碰头办公会。从此，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周恩来也不再在中南海怀仁堂办公，到钓鱼台和中央文革小组一块办公了。
在同一时间，王力把向毛泽东汇报怀仁堂会议的情况以及江青的谈话等，向周恩来做了报告。
急风暴雨的袭击
在党中央的会议上，七位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三位副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批评，提出不同意见，是完全正常的。他们敢于向陈伯达、康生一伙面对面地斗争，以正气压倒邪气，反映了亿万人民抗拒左倾错误的呼声，是一次坚持原则的抗争。但是，在个人迷信达到顶峰的年代，老帅们在怀仁堂碰头会上的发言，却犯了“禁忌”。
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晓，毛泽东通知参加碰头会的全体同志开会。到会的有叶群（代表林彪）、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会上，毛泽东对敢于对“文化大革命”提出强烈批评的政治局和军委领导同志，严厉地加以斥责。
毛泽东怒气冲冲，说：你们就是要搞宫廷政变，你们就是要刘、邓上台，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的决议，百分之九十七八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反对谁。十一中全会决议你们都举手通过了。为什么执行起来有抵触呢？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对文化大革命发难。
这次会议，林彪以身体不好为由请假，派叶群作为他的代表去参加。
毛泽东对在场的叶群说：你回去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不稳。我和林彪今天就走！
毛泽东凝视着这些在战争年代同他共过患难的战友，眼里闪烁着一股无法遏制的怒火，说：把北京留给他们，让他们来搞，就让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把陈伯达、江青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和林彪带着叶群，再上井冈山打游击！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毛泽东如此“震怒”，是因为几位元帅和副总理在怀仁堂的发言，涉及如何认识和对待“文化大革命”的这个根本问题。毛泽东可以允许纠正“文革”中的某些过火行为，但不允许任何人从整体上否定他所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也不允许老同志批评他最信任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小撮人。
最后，毛泽东宣布，让周恩来主持会议，处理中南海怀仁堂的问题。
毛泽东责令：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并分别同他们几个谈话。
2月19，由周恩来、李富春同陈毅谈话，传达毛泽东的批评。由李富春、李先念、谢富治同谭震林谈话；由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同徐向前谈话。
2月20日下午，江青与王力同车到京西宾馆。江青先到林彪那里，然后又来接王力。
王力向林彪的报告，同他向周恩来的报告内容一样。叶群在旁记录。林彪听了关于16日怀仁堂会议情况的报告，只讲了两句话：“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军。陈伯达只是一个书生。”
王力走后，江青又留在林彪那里。王力从他们的诡秘的行动里，开始预感到江青和林彪正筹划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从2月22日至3月18日，怀仁堂的会议室里，连续召开过七次中央“政治生活会”。
参加这次政治生活批评会的，有2月16日参加怀仁堂碰头会的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谢富治、余秋里、王力。新参加会议的有江青、叶群、关锋、戚本禹、谷牧、肖华、杨成武、汪东兴。
这次因为许多人新到会，为帮助他们了解怀仁堂碰头会的情况，周恩来叫王力负责整理2月16日怀仁堂会议的记录。《记录》清样由周恩来、康生审定修改，由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署名整理。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二月大搏斗（8）
政治生活批评会上，骂人最凶的是康生和谢富治。康生叫嚷说：“否定延安整风，就是反对毛主席。你们想叫王明回来，恢复王明的投降路线吗？能说文化大革命没有党的领导吗？毛主席的领导，就是党的领导，攻击没有党的领导，就是反对毛主席！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
谢富治说：“这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你们的目的，是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
陈伯达阴阳怪气地说：“反对文化大革命，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自上而下的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代表林彪参加会议的叶群揭发叶剑英在批判谭震林时曾说过：“自从有革命战争以来，没有一个战士，在他受伤临死弥留时，自己诅咒自己所参加的战争。”
叶剑英理直气壮的回答她：“我说过这样的话。”
叶群马上指责叶剑英：“这是你们把自己比作是受伤的，把群众比作敌人！”
叶群还在会上带头揭发叶帅、徐帅背着林彪处理“青海事件”、“四川事件”的问题。
半个多月的批斗
在怀仁堂的会议室里，他们连续对陈毅、徐向前、谭震林等老一代革命家，围攻批斗了半个多月。
康生敲着桌子，指着徐向前凶恶地叫嚷：
“徐向前呀，你说，‘你们还要不要解放军？不要我就不干了’。军队不是你的。你有什么了不起呀！你要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想要反党吗？”
康生说：“毛主席发怒了，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的义愤！你们提意见，就是反毛主席嘛！否定延安整风，就是否定解放战争的胜利，就是否定全国革命的胜利。”
谢富治尖着嗓子喊：“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反革命复辟，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走资派、叛徒、内奸、特务！……”
陈伯达说：“你们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就是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最终，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江青说：“你们保护什么老干部，是大叛徒、大特务、大走资派！你们就是要招降纳叛！”
林彪、江青一伙给老同志戴大帽子，诬陷他们“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保护一小撮走资派”，要“复辟资本主义”，是“二月逆流”，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事件”等。诬蔑陈毅同志是“联络员”。有些高级干部住301医院，他们就骂什么：“301有妖！”余秋里、谷牧同志积极支持老帅，他们就说：“二月逆流还有两个小伙计！”
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同志协助周总理处理日常工作，是主管国务院工作的业务组长，经常通宵不眠地工作。他说：“我再不抓，周总理的压力就更大啦。”
几个副总理到他那里讨论问题，康生当面诬蔑他是“俱乐部主任”。李富春回答这位“帽子工厂”的老板说：“好呀，那你就组织专案审查吧！人有嘴，话总是要讲嘛。”
在党的民主原则备受践踏的日子里，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按住心中的怒火，忍受着冤屈，也说了些“违心”的检讨话。
一天，戚本禹打电话给李先念同志，催要书面检查。秘书说：“又催来了！……”
李先念气愤地说：“你告诉他，我不写。你就说，我不写检查！”
见秘书有点犹豫。李先念大步走到电话机前，严肃地说：“你把我原话告诉他，就说，我不写检查，看他怎么办吧！”
戚本禹原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18级干部。反右派斗争中，积极阴谋参与制造中南海的“黑旗事件”，打击大批革命干部。他因为写了关于研究李秀成的文章，得到了陈伯达、江青之流的赏识。于是，青云直上，成了中央文革的成员，到处兴风作浪，疯狂迫害革命干部，积极组织策划对老帅的批斗。
3月18日，批斗会结束这天，陈毅回到家里，感慨地对身边的同志说：
“真是巧合！1926年3月18日这天，在党和李大钊同志领导下，我们组织4千多市民、工人、学生，冲击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反动政府，差点被打死，革命群众遭到屠杀。鲁迅痛斥‘三一八事件’这天，是‘最黑暗的一天，想不到41年后的今天，我因为反对这一类反动家伙，受到批判！”
反击所谓“复辟”
政治生活批评会期间，陈伯达又送一件关于天津小站发生的所谓“反革命复辟”的材料给毛泽东。2月28日，毛泽东阅后在这份材料上批：“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
陈伯达借机发挥，把毛泽东这句话发展为“从上到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反动口号。从此，在社会上大规模掀起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资本主义”活动。
3月6日，江青指使戚本禹和谭厚兰商量，决定“反击‘二月逆流’先从谭震林开刀”，集中力量攻击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
3月8日，谭厚兰带着一千多北师大学生，向北京农业展览馆冲来，制造了冲击“农业学大寨展览馆”的事件。在农展馆，他们不仅抢走大批文件，还当场揪走了代理农业部部长江一真。
3月9日，陈伯达在一次军级以上干部会上，叫嚣什么现在全国自上而下，各级都有反革命复辟现象，提出要迎头痛击“复辟资本主义逆流”！
3月10日上午，戚本禹、谢富治亲临农展馆，向占领农展馆的谭厚兰等慰问打气。他们一起高举双手，狂叫打倒谭震林、“反击二月逆流”的口号。
康生也赶到农业展览馆转了一圈，然后说：“展览不突出毛泽东思想！”
3月14日，在林彪、江青一伙操纵下，首都街头出现了十万学生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喊反击“二月逆流”，反对四位副总理和军委四个副主席，“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要“炮轰、火烧”所谓“二月逆流的黑干将”，成立揪谭震林、陈毅联络站，还要“揪出二月逆流的黑后台”，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掀起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高潮。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二月大搏斗（9）
3月20日，林彪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说“文化大革命这一斗争胜败，是决定中国走向何处去，决定中国命运，也决定影响整个人类命运。”他还说，在“这场阶级斗争中，我们是打了大胜仗，得了大胜利，中国人民的大胜利，人类的大胜利。”“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他煽动要“采取主动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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