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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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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直接触怒了林彪。他对人说，杨成武从上海回来后骄傲了，目中无人了，看不起他，有事也不向他汇报了。
抓“王、关、戚”
林彪、江青为制造“杨、余、傅案件”，还诬陷“杨、余、傅”是“王、关、戚”的黑后台。
所谓“王、关、戚”，即王力、关锋、戚本禹。“文革”初期，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中央文革成员。他们在“文革”初期的政治舞台上，部扮演了重要角色，是极“左”路线的代表人物。
1967年武汉“7·20事件”时，当地的“百万雄师”一派群众组织，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搞支一派、压一派的阴谋活动，被诬为“反革命事件”。
7月25日，林彪、江青等在北京举行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报刊上公开提出了“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
这时，“空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红尖兵”的文章，提出要彻底打倒“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全国掀起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
8月7日，在武汉受伤的王力，躺在北京钓鱼台的病床上，听取外交部“红色外交战士”姚登山和六七个造反派代表关于外交部运动的汇报，作了许多插话。造反派把这些插话，整理成讲话稿广为传播。王力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红卫兵做了许多伟大的事。自从上海‘一月风暴’以来，多少造反派夺了被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的权力。现在，唯独你们外事口，不断有人煽阴风，点鬼火，说红卫兵管不了外交。我就不相信，为什么红卫兵不能办外交！红卫兵处理的事情，比国际上的关系复杂得多！”
“有人说，外交部的权不能夺！我要问一声为什么？外交部的权可以夺，陈毅的权可以夺！……不管是谁，只要他和革命造反派唱对台戏，我们就是要把他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
在王力的煽动下，外交部长陈毅多次遭到造反派的围攻。外交学院钓造反派乘几辆大卡车，冲进外交部小礼堂，叫嚷：“不揪出陈毅决不收兵！”
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被造反派关进了地下室。第二天，他俩又被押上北京街头，到王府井闹市区卖造反派编印的“批陈战报”，强迫他俩边叫边卖，故意给中国人民脸上抹黑丢丑！
8月28日晚上，造反派围攻火烧英国驻华办事处，严重破坏我国对外政策和声誉，在国际上造成极坏的影响。
与此同时，戚本禹指使造反派围困中南海，揪斗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和他们的夫人……
八月底，周恩来叫杨成武带上王力“八·七”讲话的记录稿，到上海去向毛泽东汇报。
两天之后，毛泽东对杨成武说：“你回去告诉总理，‘王、关、戚’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你单独当面向总理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杨成武记录了毛泽东的话。毛泽东嘱咐杨成武说：“你现在就去准备，叫总理马上办。”
杨成武临上飞机前，又去向毛泽东请示，问他还有无别的指示。
毛泽东说：“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
杨成武将记录给毛泽东念了一遍。毛泽东说：“就这样。”
杨成武乘空军的专机飞回北京。他一下飞机便直奔中南海的周总理办公室。
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碰头会议，宣布了毛泽东的命令，当场对王力、关锋进行隔离审查。
过了几个月之后，翌年一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
“王、关、戚”是林彪、江青一伙的走卒，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打手和骨干，是他们制造动乱的谋士和前线指挥员，他们的不少言论，反映了高层领导人的意图。毛泽东果断地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是为了扭转严重的混乱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疯狂的造反派，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作用。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钓鱼台的风波（4）
“大树特树绝对权威”
据杨成武告诉笔者，毛泽东视察期间，还谈到“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问题。
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刊登署名杨成武的一篇文章，是总参谋部政治部，根据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的军委办事组布置的写作任务而进行的。
总参谋部党委为讨论起草这篇论领袖权威的文章，三次开会修改，定稿打印送给正在外地的总参党委书记杨成武。最初的署名是：总参谋部无产阶级革命派。
杨成武觉得，写领袖权威的文章，应该送给毛泽东看一看，他随手在文章题目的旁边，写了两行字：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定的一篇文章，请闲暇时一阅。
毛泽东没有时间看。他用粗笔作了批示：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
文章送到北京交陈伯达、姚文元修改。陈伯达把修改的文章送到林彪这里，林彪看了，指示说，还是以杨成武的名义发表。
文章发表的第三天，毛泽东把康生、杨成武叫到人民大会堂谈工作，谈到“大树特树”的文章：“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不是你的事！”
毛泽东停停又说：这不是哪个人的事，是关系到全党学习的问题。全党都要学习马列主义。
康生、杨成武把毛泽东的指示向中央碰头会做了传达。会上，杨成武做了自我批评。说：文章虽说不是我写的，我没有看出文章的内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我对这样的重大理论问题了解太少，我应该作自我批评……
12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碰头会上，再次批评陈伯达：
“越读书越蠢，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指陈伯达、姚文元）叫人搞的。我只是看了标题，没看内容。你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有些语言没有从科学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杀人的绝对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嘛！就标题来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陈伯达被毛泽东批得面红耳赤。他头都不敢抬，一直伏在桌面上。
散会时，陈伯达面对杨成武连连拱手，说：“杨代总长，对不起你！”
这期间，湖南韶山铁路通车，举行通车大典。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给中央写了一个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和韶山铁路通车的请示报告，其中多处使用“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提法。
报告送给毛泽东。12月17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
“（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党中央向全国转发了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批示，对教育群众破除个人迷信起了一定作用。而林彪一伙却利用这个批示，把它作为制造杨、余、傅事件的一个借口。
许世友的插曲
视察期间，毛泽东在上海还接见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当时，许世友在南京多次受到了张春桥一伙发动的冲击，“打倒许世友”的标语口号张贴南京内外，许世友被迫转移到安徽金寨的部队农场。他听说毛主席到了上海，立即让妻子亲往上海，送去他写给主席的信。
毛泽东看了信，问杨成武：许世友在哪里？
杨成武说：在大别山里！
大别山是鄂、豫、皖苏区的革命根据地。徐向前、李先念、许世友等许多红四方面军的老同志，长期在大别山区坚持斗争，同当地群众结下了血肉联系。当“文革”烈火燃遍南京的时候，1927年参加湖北黄麻暴动的许世友，又返回他战斗过的山区，隐居躲避起来，等待时局的变化。
毛泽东对杨成武说：许世友是大军区的标兵。打倒许世友，其他大军区的，例如沈阳的陈锡联、济南的杨得志、福州的韩先楚不都要打倒吗？许世友不能打倒！要保他，快把他找来吧。
杨成武回答：我就去！
毛泽东摆摆手：你不要去，派张春桥去！
毛泽东又问：你知道张春桥去是什么意思？
杨成武没有立刻领会用意。毛泽东一语道破：因为张春桥是反许世友的呀！
张春桥乘专机到了合肥，从金寨接回许世友。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钓鱼台的风波（5）
许世友一下飞机就去见毛泽东。这位粗眉愣眼，性格豪爽，在战火中百炼成钢的老将军，一见毛泽东，跪在地下，哇地哭了起来，热泪流过满是皱纹的面孔。他久久地握住毛泽东的手，说不出一句话。
毛泽东安慰许世友：他们冲击你，你有什么问题呀？！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也要把你打倒吗？不能把你打倒呀！
毛泽东把许世友扶起来，让他坐进沙发，鼓励他说：
不要难过。你要振作精神，把部队好好掌握好。你要靠近部队，不要单独行动，回来干。
许世友破涕为笑，大声回答：“主席，你放心，我有几个军。敌人来它几十万，我也能够打垮它！”
许世友高兴地走了出来。他站在客厅里，当着张春桥、姚文元的面，对杨成武说：“成武，我要打个豹子送给你：打只兔子给张春桥、姚文元！你们知道吗？我是百发百中的猎手呀！”
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笔者访问了许世友，同他旧话重提。问及是否真有这件事时，他哈哈笑着说：
“怎么没有呀？有这件事！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张春桥一伙就煽动群众打倒我，炮轰我，把过去给地主豪绅戴的高帽子，往我头上戴，我能答应吗？林彪还支持江腾蛟夺我南京军区的领导权。我们为革命打了一辈子仗。年青时候，我当军长，背把大刀，能一把抓住马尾巴，跳到马背上，向敌人冲锋，不怕流血牺牲。我们能忍心看着人民江山葬送到他们手里吗？那时候，我腰里插着两把手枪，我真想跟这帮反革命拼了呵！”
将军中了“埋伏”
空军政委余立金也是1967年3月22日深夜，被吴法宪逮捕的。
余立金住在空军大院的首长居住区里，一排石头围成的小院里，立着一座二层楼房。往年春暖花开季节，花坛里盛开各种花木，可是，自从“文革”以来，满院却是一派凋落景象。
这天晚上，余立金睡得很晚，刚刚入梦，就被秘书喊醒了。他揉着眼睛问：“有什么急事？”
秘书说：刚才吴司令员的秘书来电话，说吴司令刚从林副主席那里开会回来，有件急事和你商量。
余立金一边穿衣服，一边问：“是不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发表？”
秘书说：不像，他是说有急事商量。毛主席若是有最新指示传达就是了，不会商量的。
余立金走下楼梯，秘书要他带上警卫员，他说：“这么近，就在隔壁，不用叫了，还是让警卫员睡觉吧！”
在寒冷的暗夜里，余立金从后门进了吴法宪的小院。突然，有四条大汉从黑暗里窜了出来。
“是余政委吗？”
“是！”余立金惊骇地回答。
四个大汉，应声扑了过来。扭住余立金的胳膊，“咔”的一声戴上了手铐。
余立金被扭进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家的客厅，见他正坐在沙发上。余立金顿着脚骂道：“你们这是搞宫廷政变！凭什么铐我？”
“铐你？铐你是好的！”吴法宪从沙发里跳了起来，张牙舞爪地说：“你是个大叛徒、大特务！不铐你铐谁？”
“我是空军政委！你们要干什么？”余立金高声吼着：“我要向党中央控告你们！向毛主席控告你们！”
“嘿嘿！你还是空军的政委？”吴法宪狞笑着说：“告诉你，你被撤职了！从现在起，你要老实交待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余立金被扭进汽车，关进一间门窗全部钉着木板的牢房。板缝里漏进一丝阳光。牢门的小洞里，不时传来看守人员的斥骂声。他作为1955年曾被授予中将军衔的红军战士，胸中燃烧着怒火，感到无限屈辱。他百思不解，不知道自己怎么掉进了可怕的旋涡！
吴法宪多次派人来，要余立金交待他的历史，交待他在皖南事变时“被捕叛变”，参加“军统、中统组织”的罪行。
余立金一次一次的回答：“我历史清楚，为党为人民战斗了一生！”
从此，余立金在长达六年四个月的监狱生活里，经受了残酷的迫害。
历史的真相是：余立金在皖南事变中的表现，经党组织调查鉴定，结论是，“组织部队，勇敢作战，最后突围。”
余立金的夫人陆力行同志原在上海地下党工作，作为新四军的女战士，她经历了战火的考验。余立金被诬陷后，她也受到株连，坐了六年又四个月牢。她向笔者介绍说：
“历史的真相，终有弄清的一天。余立金受林彪、‘四人帮’迫害，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要夺空军的权，在他们看来，余立金不是他们的人，所以就千方百计打倒他。”
余立金过去是贺龙指挥的红二方面军的干部。他任空军政委期间，曾听毛泽东讲过：“贺龙是二方面军的旗帜，对贺龙要保护。”他对隔离审查贺龙想不通。
余立金也不同意“光辉榜样”的提法。他认为“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中后二条完全是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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