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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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7年8月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党中央任命罗瑞卿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以72岁高龄，以久病伤残之身，勇于肩负起秘书长的重任。他坐轮椅，扶手杖，下基层，到连队，下坑道，出现在普通战士之中。他豪迈地说：　　　　
　　　　“72岁我要当27岁来过，一条腿我也要做好我应该做的工作。”　　　　
　　　　1978年7月18日，罗瑞卿到联邦德国治腿。同年8月3日，被心肌梗死突然夺去生命。　　　　
　　　　英勇的无产阶级战士为党为人民的事业奉献了一生！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点燃了导火线（1）

　　　　迷雾里的北京　　　　
　　　　1965年初冬，飞扬的黄沙，污染的烟尘，在首都上空蒙上了一层厚厚的迷雾。特别使人感到不安的是政治空气的压力，越来越沉重了。小道消息传出了隆隆的雷声。　　　　
　　　　尽管江青一伙人“严格保密”，吴晗还是听到了风声，说有人要批判他五年前的剧本《海瑞罢官》。他怀着惊恐不安的心情，走进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的办公室，向他诉说：我听到一些风声，说有人要批判我，正在积极准备着。　　　　
　　　　这么大的事，我怎么不知道？彭真严肃地说：吴晗同志，你是共产党员，你应该相信组织，不要听小道消息。你的工作，总理、小平和我，都是清楚的嘛。你要是有了问题，我这个市长就是总后台，一切责任我来负。放心吧，老吴，回去好好休息休息，不要杞人忧天嘛！　　　　
　　　　吴晗说：我听说这次搞我，是有来头的！　　　　
　　　　彭真激动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现在，有少数人就是喜欢踩着别人往上爬，想靠批名家出名，捞资本。你不要理他们，脚正不怕鞋歪嘛！　　　　
　　　　彭真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这位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战士，是山西省曲沃县人，是山西党组织的创建人。在白色恐怖的地下斗争里，他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协助刘少奇领导了北京的“12·9”学生运动。抗战爆发后，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为晋察冀边区的抗日战争和根据地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1941年到延安任中央党校教育长、副校长，参加与领导了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1945年党的七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9月被派往东北，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政治委员。北京解放后，他担任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达17年，为首都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彭真的肺腑之言，使吴晗十分感动。　　　　
　　　　彭真送走吴晗以后，处理了一天的工作，晚上，又把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前线》杂志总编辑邓拓请到家里，向他了解情况。　　　　
　　　　彭真问：吴晗今天上午找我，好像有什么重要心事，你清楚吗？　　　　
　　　　邓拓一派学者风度，宽厚和善的面容，总带着微笑。听到彭真一问，当即如实地说：吴晗同志听到风声，说有人要组织文章批判他五年前写的剧本《海瑞罢官》。　　　　
　　　　彭真“哦”了一声，问：是谁要批？　　　　
　　　　“江青！”邓拓回答。　　　　
　　　　“又是她！”彭真沉思着。　　　　
　　　　邓拓进一步补充说：“她在北京找了两三个同志要写文章，有的人没有答应。听说，她到上海活动找人写文章去了。”　　　　
　　　　“《海瑞罢官》有什么批判头？”彭真注视着邓拓：“吴晗又有什么了不得的问题？一个脚踏实地、忠诚刻苦的学者和同志，再说海瑞精神是毛主席提倡的刚直不阿的斗争勇气么，这又错在哪里？我说的对不对，邓拓同志？”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邓拓充满信心地说：“吴晗这个人我很了解，他在政治上很可靠，人也老实，批判他天理难容。　　　　
　　　　上头的“来头”　　　　
　　　　邓拓心里很清楚这种来自上头的“来头”。　　　　
　　　　1957年邓拓作为人民日报社社长、总编辑，在反右派斗争里，早尝过“来头”的苦头。　　　　
　　　　笔者熟悉邓拓。邓拓夫人丁一岚同志对笔者谈到了很多……　　　　
　　　　邓拓是个学者、诗人，是个政治上坚强、思维敏捷、逻辑严谨的人。可是，在那政治风云多变的年代里，却偏偏受到“来头”劈头盖脸的批评。什么“死人办报”、“按兵不动”、“无动于衷”、“占着茅坑不拉屎”、“要收板凳折旧费”等等。1958年后，邓拓辞去人民日报社长职务后，调到北京市委工作，担任主管宣传文教工作的市委书记。联想到个人的亲身经历，他从批判吴晗的“来头”里已经感到，一场新的政治大风暴，就要到来了。　　　　
　　　　难忘的1959年。　　　　
　　　　这年4月2日至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会上许多同志谈到“大跃进”中工农业指标过高。有的同志不同意高指标，也不敢讲真话，提意见。毛泽东批评这种风气说，“大跃进”中，有许多假话，是上边压下来的。应当提倡魏征精神和海瑞精神。他说，有个别同志怕鬼，不敢讲真话，有些高级干部怕失掉选票，没有这种勇气。他号召大家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学习海瑞精神，敢于批评嘉靖皇帝。他说，明朝皇帝对臣下严酷，廷杖致死，还是堵塞不了言路。他并且希望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海瑞。　　　　
　　　　海瑞是我国明代著名清官，他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敢讲真话，刚直不阿，不畏强暴，执法如山，被人称为“南包公”。他上书批评嘉靖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不关心政事，大兴土木，吃喝玩乐，荒淫无耻，说嘉靖是“家家皆净也”。他上书前就准备被杀头，买好了棺材，同妻子家人告别。后来海瑞被关进监狱，但知道嘉靖死了时，还大哭一场，把吃的饭菜都吐了。　　　　
　　　　毛泽东说：尽管海瑞对嘉靖皇帝攻击很厉害，但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他不仅把《明史》推荐给彭德怀看，而且号召大家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点燃了导火线（2）

　　　　八届七中全会闭幕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从上海回到北京。第二天，他请吴晗来到家里，向他讲了毛泽东介绍看《海瑞传》，提倡学习海瑞精神，现在缺少海瑞等。商请他给人民日报写一篇介绍海瑞的文章。　　　　
　　　　吴晗是浙江省义乌人，1909年出生，22岁考入清华大学史学系，28岁在云南大学任教授，31岁任国立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1943年7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会，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积极投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1946年到清华大学后，以学者、教授身份，积极参加民主运动，输送进步青年到解放区。1948年11月他和夫人袁震一同到了党中央所在的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会见了毛泽东。　　　　
　　　　北京解放后，吴晗当选为主管文教工作的副市长，195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位著名的学者、教授和社会活动家，热爱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长期同党和人民一起并肩战斗。胡乔木谈话后，吴晗很快写出《海瑞骂皇帝》，并用刘勉之的笔名，刊登于1959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这在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之前两个多月。　　　　
　　　　同年9月2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吴晗写的《论海瑞》。胡乔木修改这篇文章时，把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讲的提倡“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是真海瑞，不是假海瑞的话，同吴晗谈了。吴晗为了划清海瑞与彭德怀的界限，把文章又作了修改。　　　　
　　　　他写道：“我们今天需要的海瑞和封建时代的海瑞在社会内容上有原则的不同。”文章指出：“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但是他们同海瑞相反，不站在人民方面……太阳里面找黑子，十个指头里面找那个有点毛病的，不及其余”，这样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根本不是什么海瑞”。　　　　
　　　　1960年，吴晗在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再三催促下，写成大型历史剧《海瑞》。在修改第七稿时，吴晗的老朋友、云南植物研究所所长蔡希陶，在吴晗家里看了《海瑞》剧本，大笔一挥，在封面《海瑞》后边加了“罢官”二字。蔡希陶说：“你这剧本，不是写海瑞一生，而是写海瑞任江南巡抚之际，为民做主，敢怒敢言，直至罢官，不如叫《海瑞罢官》更好！”吴晗认为蔡希陶的意见很好，同意改名为《海瑞罢官》。　　　　
　　　　剧本于1961年初发表并演出，受到热烈欢迎。毛泽东在家里请主演海瑞的马连良吃饭时说：　　　　
　　　　“戏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罢官》的文字写得也不错，吴晗头一回写京戏，就写成功了！”　　　　
　　　　当晚，马连良打电话给吴晗，转告了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称赞。　　　　
　　　　由此可见，发表于1959年6月16日的《海瑞骂皇帝》，同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上书毛泽东的庐山会议，以及1962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吴晗不是算命先生，他怎么能在两个月以前就预见到彭德怀上书毛泽东呢？怎么会在事件发生之前就为彭德怀翻案呢？这不明明是造谣中伤吗？　　　　
　　　　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真正目标，不是吴晗，而是从旁侧击当时身在中央一线的领导同志。经毛泽东定稿的九大政治报告，也正是这样写的：　　　　
　　　　“毛主席又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捣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　　　　
　　　　历史事实正是这样。　　　　
　　　　　“哨兵”发现了“敌情”　　　　
　　　　这要从1958年说起。　　　　
　　　　1958年，毛泽东违背我国基本国情和经济规律，夸大主观意识和主观能力，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浮夸风”和“共产风”泛滥全国，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　　　　
　　　　1959年7月的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向毛泽东主席上书，对于高指标、瞎指挥等“左”的错误提出批评。毛泽东拒不接受意见，反而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会后，把“反右倾”运动推向全国，使许多敢于讲真话的、敢于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　　　　
　　　　1960年冬，党中央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主持下，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国民经济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　　　　
　　　　1962年1月党中央召开有七千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刘少奇在讲话中说，“问题不是彭德怀这封信写错了”，“不少是符合事实的”，“并不算犯错误”。　　　　
　　　　这样，毛泽东就认为刘少奇是在为彭德怀翻案，否定了1959年他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批判。这一年，刘少奇也认为农业要退够，主管农村工作的邓子恢则主张实行包产到户。　　　　
　　　　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对“反右倾”的甄别工作是“翻案风”，主张包产到户是“单干风”。他同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产生了分歧和不满。毛泽东甚至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存在着“独立王国”。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混淆敌我友界限，将革命同志和朋友错划为敌人。　　　　
　　　　毛泽东提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强调要抓意识形态里的阶级斗争。他甚至以历史小说《刘志丹》为例，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泽东指出：“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点燃了导火线（3）

　　　　毛泽东进一步发展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断言资产阶级企图复辟，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在这场所谓“反复辟”的斗争里，毛泽东的夫人江青，自称是个“哨兵”。她得意地夸口说：　　　　
　　　　“我不过是毛主席的一个哨兵，在思想战线经常巡巡逻，放放哨，有什么情况向主席报告一声，我就做这么一点工作。”　　　　
　　　　1962年7月6日，休养了五年的江青，在北京看了北京京剧团演出的《海瑞罢官》，她凭着自己的观感，认定《海瑞罢官》有问题，是株大毒草。她立刻向毛泽东汇报说，现在社会上埋怨缺粮缺菜，没有肉吃，吃饭瓜菜代。在这个时候舞台上搬出海瑞，臭骂皇帝，是什么目的？要批判。她武断霸道地说：“这个戏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应该停止公演。”　　　　
　　　　毛泽东没有表态，并且对她说，你还是多读点书吧！　　　　
　　　　江青不甘心，她找到了军师康生。康生善观政治风向，认为“眼下时机不成熟”。康生说：“全国都在饿肚子，瓜菜代粮，谁还有闲心来关心什么罢官不罢官的问题。”　　　　
　　　　到1964年，经过“大办农业”，经济情况有了好转，能吃上米饭了，康生认为时机已到。他找到毛泽东说：“我看这《海瑞罢官》，跟1959年的庐山会议有关，是替彭德怀鸣冤叫屈，替彭德怀翻案！”自此，引起毛泽东的关注。　　　　
　　　　江青决心自己找笔杆子，写批判海瑞的文章，给中宣部、文化部一点脸色看。　　　　
　　　　她找到了1954年敢于写《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的“小人物”之一李希凡，被婉言拒绝。对此，江青又气又恼：“小人物变成了大人物，就失去了朝气，失去了锐气！”　　　　
　　　　正当这个时候，她听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