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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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恶的“表演”　　　　
　　　　7月23日凌晨三点，武汉军区接到以中央名义发来的电报通知，要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武汉市人民武装部政委巴方廷等15人到北京去“开会”。　　　　
　　　　这架专机，于7月24日凌晨三点钟到达北京，陈再道等随即到了京西宾馆，住在第九层楼上。　　　　
　　　　消息很快传出去了。北京文艺口的几百名造反派，喊着要“找陈再道辩论”，冲进了京西宾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看到情况紧急，根据周恩来保护陈再道的指示，立即派人把他们藏进电梯，在八层和九层之间停了下来。　　　　
　　　　周恩来担心陈再道等人被造反派抓走，要傅崇碧把造反派弄走。　　　　
　　　　傅崇碧说，造反派不听我的，看谢富治有没有办法。　　　　
　　　　周恩来随即找到谢富治，要他动员造反派撤出京西宾馆。周恩来十分严厉地说：“我管不了，如果他们出了问题，你们去向主席交待！”　　　　
　　　　谢富治一出面，造反派很快撤走了。　　　　
　　　　但是，“三军造反派”的队伍却按照江青、叶群的布置，迅速包围了京西宾馆。叶群指示造反派说：“插红旗，占位子，静坐示威游行，连续搞几天。”还要他们到处张贴“揪出黑后台徐向前”的大标语。　　　　
　　　　京西宾馆四周人山人海。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连夜部署，组织各总部、各军兵种造反派数万人，分乘几百辆卡车，日夜轮流围攻京西宾馆，支援揪斗陈再道。　　　　
　　　　叶群、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还亲自带领各军兵种负责人，乘坐几十辆小车，围绕京西宾馆游行，表示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群众，要和大家“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7月26日下午，中央召开扩大碰头会。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丑恶的旗手（11）

　　　　参加碰头会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各总部、军兵种的负责人和各大军区、省军区在京的负责人。　　　　
　　　　武汉军区前来参加会议的人，分成三排，面朝会场，斜向主席台。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五个人被指定在第一排“就座”，但只准像接受审讯一样站着。　　　　
　　　　会议开始，谢富治首先发言。他煽动说：“7·20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　　　　
　　　　接着，吴法宪按照叶群吩咐，气势汹汹地咆哮说：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是刘少奇、邓小平的打手、干将和帮凶，是刘邓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　　　　
　　　　吴法宪还信口开河地说，陈再道同贺龙、陶铸、刘志坚都有密切的关系。他是现代的张国焘，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蒋介石办不到的事情，陈再道办到了。陈再道盘据的武汉军区，是个奸贼窝……　　　　
　　　　周恩来听见吴法宪越说越不像话，一连三次打断吴法宪的发言。但是，吴法宪仍然滔滔不绝，竟然当场恶毒攻击徐向前元帅。他说，徐向前早在二月份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徐向前对武汉问题要负责任，应当追究这个责任。　　　　
　　　　徐向前参加了这个会议。他听到这里，气愤地站起来，说：“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　　　　
　　　　说罢，他写张条子递给周恩来，忿然离开了会场。　　　　
　　　　陈再道当场申辩说：“如果说我在武汉搞兵变，总不能不开个会吧？说我搞兵变，可以找人对证嘛！”　　　　
　　　　吴法宪不等陈再道把话讲完，领着刘丰和几个打手冲到会场，当场野蛮地扒掉五位老军人的领章帽徽，接着就拳打脚踢，搞喷气式，将陈再道打倒在地……　　　　
　　　　会议中间休息时，吴法宪又组织一伙服务人员对陈再道进行武斗。　　　　
　　　　周恩来批评吴法宪搞武斗不对，江青却表扬吴法宪说：“吴法宪是造反派，有造反精神！”　　　　
　　　　这次，对陈再道的批斗会，连续持续到夜晚。陈再道一直低头弯腰六七个钟头。他实在支持不下去，请求康生允许他们几个坐下来。　　　　
　　　　“我是放牛娃出身，快60岁的人了，念我革命40年……”　　　　
　　　　哪知，没等陈再道把话说完，康生就拉长老脸，凶神恶煞地训斥说：“人可以变，你陈再道不要摆老资格，不要以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30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　　　　
　　　　这时，吴法宪突然从主席台旁边窜出来，扑上去，劈面打了陈再道两个耳光……　　　　
　　　　李作鹏、邱会作等也都接连在会上发言，竭尽恶毒攻击之能事。其他军区的负责人也都发言表态，说明自己对武汉事件的态度。　　　　
　　　　武汉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是个体魄魁梧的彪形大汉。到北京后，多次被吊打拷问，昏过去，又醒过来。当审问员问他，陈再道给你下达什么命令？交待过什么搞“兵变”的任务时，这个久经考验的战士，忍着酷刑，总是回答一句话：“我死也不能乱说，……陈司令没有交待别的任务，就是要我们好好保卫毛主席！”　　　　
　　　　一幕浩劫　　　　
　　　　从7月26日起，《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每天各自发表社论，相互转载，共达十几篇之多，煽动“揪军内一小撮”的新高潮，在全国揪陈再道式的人物。　　　　
　　　　清华“井冈山”造反派，为了“揪军内一小撮，”成立了“对外作战部”、“军事动态组”，以及各地造反派驻清华的“联络总站”，准备大干一场。几天后，笔者曾获准到“对外作战部”访问。设在清华大学三层楼的“作战部”，充满神秘气氛，但只有几个人进出。看来还没有进入“临战”状态。　　　　
　　　　7月27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研究决定，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发表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　　　　
　　　　这封由陈伯达起草的信，写道：“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信中强调指出：“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　　　　
　　　　信中还诬蔑说：“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　　　　
　　　　同一天，林彪亲自主持会议，宣布改组军区领导班子，撤销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的职务，由曾思玉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武汉空军的刘丰任武汉军区第一政委。　　　　
　　　　同一天，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在“中央解决山西问题小型座谈会”上谈到武汉问题时，猖狂地诬蔑说：“武汉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呢？这是以陈再道为首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分子，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搞的一个反革命叛乱。”　　　　
　　　　《红旗》杂志在第12期社论中说：“武汉三镇的胜利凯歌鼓舞着全国人民，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开始了。让我们伸开双手，迎接阶级斗争的新的大风暴吧！”　　　　
　　　　“新高潮”、“大风暴”就是新灾难、大浩劫！　　　　
　　　　请看：武汉军区的独立师，被打成了“叛军”。林彪亲自下令，取消了这个部队的番号、代号，并且撤离武汉进行改编。　　　　
　　　　在东湖宾馆担任多年警卫任务的部队，被全副武装押送到农场劳动改造。　　　　
　　　　“百万雄师”群众组织被打成“百匪”、“反革命组织”，不少解放军的家属和百万雄师组织的家属被打成了“叛军家属”、“匪徒家属”。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揪斗、游斗，有的被长期关押，大批无辜者被打伤、打死。　　　　
　　　　据湖北省统计，全省在“7·20事件”以后，被打伤、打残、打死的军人、群众多达18．4万余人，仅武汉市就被打死600多人，打伤、打残6．6万多人。如果加上两派武斗中伤亡的人数，伤亡人数就更骇人听闻了。　　　　
　　　　1978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给“7·20事件”平反、昭雪。　　　　
　　　　同年11月28日，湖北省在武汉市召开“7·20事件”平反昭雪大会，全省参加和收听的多达一千多万人。会上，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宣读了中央文件。他说：“7·20事件”是湖北省人民，反对林彪、“四人帮”的革命行动，根本不是什么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所谓“反革命”叛逆事件。这是林彪、“四人帮”为篡夺党的领导权，而制订的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一个反革命阴谋！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巨人的最后岁月（1）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他说：“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在他看来，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的风浪是永不停息的。它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　　　　
　　　　7月2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刊登这一新闻时发表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号召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风大浪，摧残了无数英灵，分裂了党，分裂了群众，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　　　　
　　　　不屈的“囚徒”　　　　
　　　　在“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的冲击旋涡里，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许多党内外杰出人士，都遭到迫害而牺牲。多少元戎名将，多少文豪人杰，在激流中沉浮，在牢狱里化成青烟……　　　　
　　　　1980年11月17日下午，笔者在北京师范大学宿舍区里，访问了彭德怀元帅的夫人、北师大党委副书记浦安修和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她俩忍住悲痛，详细讲述了彭大将军之生死。这里记下是她俩的回忆和笔者的访问。　　　　
　　　　1966年12月28日午夜过后，一辆深灰色的囚车，从北京站向五棵松附近的一所军营疾驶而去。　　　　
　　　　车停了，从车上下来一个穿青呢大衣、内穿黑土布棉袄的老人。战士们把他架进小屋，他的第一句话是：“我要睡觉，我好几夜没睡了。”　　　　
　　　　他脱了大衣，拉开被子，倒头便睡。　　　　
　　　　他是谁？　　　　
　　　　大衣口袋里掉下一本红皮《毛主席语录》。战士翻开一看，书皮内写着“彭德怀”三个字。　　　　
　　　　两天前，这位身经百战，曾任红三军团总指挥、八路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的三军统帅，在四川成都永兴巷七号住宅，突然被来自北京负有特殊使命的红卫兵包围了。接着他被押上火车，揪回北京。　　　　
　　　　彭德怀1959年庐山会议被罢官后，在北京西郊清王朝皇族的挂甲屯吴家花园住了六年。　　　　
　　　　1965年9月23日，在任命他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的时候，毛泽东请彭德怀来到中南海住地，长谈了五个多小时，并共进午餐。　　　　
　　　　毛泽东一见彭德怀便说：早在等着，还没有睡。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　　　　
　　　　谈到派彭总去三线时，毛泽东说：现在要建设大小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一些兵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就在9月11日上午，中央曾派彭真等人同彭德怀谈话，向他传达中央决定：“派你去大三线任副总指挥。”彭德怀毫无精神准备，沉默了片刻后说：“我是共产党员，服从分配，但我犯了错误，说话没人听，说错了人家怀疑，说对了人家也怀疑。”他还表示自己对工业生产没有经验，仍希望去农村作调查。　　　　
　　　　9月24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请求允许他回到农村去。毛泽东看信后，决定于9月25日亲自同彭德怀谈话，并请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参加。　　　　
　　　　在谈到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受批判后讲的三条保证（即不会做反革命、不会自杀、愿自食其力）时，毛泽东说：你说的三条保证，后面两条我还记得。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接着，毛泽东向在场的中央领导同志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让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淡。　　　　
　　　　彭德怀被毛泽东说服了。“我听你的，主席，去西南。”　　　　
　　　　11月30日，在彭德怀到达成都的当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上海《文汇报》刊登的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一看就知道矛头是对着自己的，他气得一拳擂在桌子上：　　　　
　　　　“他娘的，批吧，我才不怕呢！我早知道我的事没完，无非再一次搞臭嘛，我等着，实际上哪一个人真会被批臭，只要自己不腐烂就好，只要毛主席不下令撤我，我就干到底，谁也压不垮我！”　　　　
　　　　彭德怀顶住压力，全身心投入新的工作。1966年上半年，他走了20多个县市、15个工矿企业，走遍金沙江两岸的川、滇、黔交界的广大地区……　　　　
　　　　正在这个时候阴谋家的黑手又伸向彭老总了。　　　　
　　　　1966年4月12日，关锋、戚本禹根据江青、康生的授意，写了一份材料，对中央任命彭德怀到三线任副总指挥“思想上有保留，我们反对这样的处理”。　　　　
　　　　6月16日，他们又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信，诬告“彭德怀到三线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常的活动”，表示“希望中央考虑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职务”。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