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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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他面对拷打、伤痛和疾病，以无比坚强的毅力，忍受着无休止的磨难，决心顽强地活下去，为受冤的同志申冤。他在多次给中央写的材料中都明确写道：“我不是叛徒，我们几十个同志都不是叛徒。党中央和毛主席肯定了我们对党的忠诚。”经历了10年监禁，直至1975年2月9日，他才得到了自由。　　　　
　　　　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经受的批斗次数，可能创造了“文革”中的最高纪录。仅从1966年11月中旬，到1968年1月的14个月中，他就被批斗1000多次，平均每天批斗三次以上。每次批斗会，少则几十人，多则几十万人。在游斗他的大卡车上，他双手被反剪在背后，用粗麻绳五花大绑，捆在卡车上，脖子上挂一块黑牌子，头上戴着纸糊的帽子，终年不息地轮番批斗在西北各省的大中城市。他的夫人受到株连，遭受拷打，被迫害致死。　　　　
　　　　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长达21年之久的安子文，1925年6月加入共青团，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从1925年到1936年，他一直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出生入死，出色地完成许多重要任务。这12年当中，他曾四次被捕，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他在长期的秘密工作和监狱斗争中，锻炼成为有胆有识的成熟的革命家。　　　　
　　　　1936年秋出狱以后，安子文同志参加了北平市委的领导工作。为巩固和发展“一二·九”运动成果做出了贡献。抗战爆发以后，安子文参加了晋冀豫、太岳抗日根据地的开创工作。　　　　
　　　　“文革”开始后，1968年1月2日，安子文同志再次被捕入狱，长期监禁达十年之久。他在残酷迫害之下，忠贞不屈。康生派人拿着“给你立头功”、“给你当中央委员”的诱饵，妄图逼迫安子文写假证明。安子文不畏权势，刚正不阿，宁肯自己坐牢、受拷打，始终不做欺骗党的事，表现了对党对同志的高度负责精神。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地狱里的火焰（4）

　　　　在草岚子监狱同敌人英勇斗争的福建省委书记侯振亚，被轮番批斗。造反派强迫他站在桌子上，连续三昼夜不准下来，也不给水喝。游斗时，有时把铁丝拴在他的脖子上，前面的人使劲拉拽，后面的人脚踢拳打。在七年的监狱生活里，受尽折磨凌辱。—次得病，体温高达42度，得不到治疗。他病危时，想见儿子一面，竟也遭到拒绝。他在临终前的遗言中写道：“我要去见马克思了，你不要想我了。想我的时候，唱唱《五月的鲜花》吧！”　　　　
　　　　“五月的鲜花，　　　　
　　　　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　　　　
　　　　他们顽强的抗战不息！”　　　　
　　　　深冤大白　　　　
　　　　在草岚子监狱里，被诬为“叛徒”的受害人，为坚持真理和恢复历史的真面目，一直顽强地斗争着，申诉着。　　　　
　　　　1977年11月11日，当年曾向狱中党支部传送中央指示的当事人孔祥祯，再一次向中央写信说：　　　　
　　　　“为给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监狱送信一事，我受了八年监禁，两年下放，身已瘫痪，现犹未痊愈。幸由叶副主席批准我今年回京，现在北京医院治疗。在九死一生之际，常有一事，使我耿耿于怀，日夜难忘，即对北平军人反省院一些干部出狱的事实……”　　　　
　　　　“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事关几十个干部政治生命的大事，若不及早报告中央，一旦个人命尽，真会使我死不瞑目，遗憾九泉了。”　　　　
　　　　孔祥祯在信中再次申述1936年北方局如何提出，党中央如何批准，柯庆施如何布置给徐冰，徐冰又如何通过他两次给狱中党支部写信以及后来如何出狱，都作了详尽的叙述。　　　　
　　　　1978年，党中央号召拨乱反正，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专门组织调查组，对“61人案”进行了历时四个多月的调查。铁证如山的事实，彻底否定了康生、“四人帮”制造这一冤案的阴谋。　　　　
　　　　1978年10月12日，在给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讲话中说，薄一波等61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12月13日，邓小平在会上提出：“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纠正。”　　　　
　　　　1978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批准了中央组织部《关于“61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使长达12年的重大冤案、错案，彻底得到了平反昭雪！　　　　
　　　　阴云遮不住阳光。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住血写的历史事实。“61人冤案”的平反昭雪，再一次证明，凡是阴谋必将破产！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要为真理而斗争（1）

　　　　在笼罩大地的腥风血雨里，有许多勇于捍卫真理和正义的战士，挺身而出，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方式，同横行的林彪、“四人帮”一伙英勇地搏斗着。他们之中，有将军也有士兵，有青年也有老人。　　　　
　　　　历史的丰碑上，永远铭刻着他们的名字。　　　　
　　　　第一张反林彪的大字报　　　　
　　　　很难相信，写第一张反对林彪的大字报的，竟是一个身体十分瘦弱的女子。　　　　
　　　　住在北京大佛寺5号院的舒赛，是湖北江陵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革命，曾在中南军政委员会和建设工程部工作。她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乱打乱杀现象，十分愤慨。　　　　
　　　　1966年8月26日，她在日记中写道：　　　　
　　　　“又看到一条消息，崇文区有八个红卫兵和一个少先队员被害，真使我悲愤震怒！为什么要在红色的首都搞这种自发的运动？为什么以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路线、方法来进行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有系统的理论基础，在胜利的17年，竟然出现这种怪现象：有经验的走开，没经验的勇闯。真正岂有此理！……借电话打给北京日报社，因为九个孩子的不幸遭遇，使我难过得再也忍不住痛泪横抛地述说了我的意见。”　　　　
　　　　在社会上开始揪斗刘少奇的时候，她对当地的民警说：“刘少奇同志是有功勘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一本光辉的著作，对党贡献很大。我认为这样对待刘少奇同志是不对的。”　　　　
　　　　她对林彪抛出的许多政治口号，对林彪的讲话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批判之后，在日记中写道：　　　　
　　　　“真正的头号‘黑帮分子’林彪，是个阴恶险毒的政治阴谋分子……他骗取信任，利用党给予的权力，树立个人势力。”“他拼命制造政治术语、专用词汇、文字和语言上的混乱，不过是为了制造政治、思想以至组织上的混乱，妄图趁乱中混水摸鱼，各个击破的整倒、暗害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骨干，再进一步打倒毛主席，实现其篡党、篡政和篡军的阴谋。”　　　　
　　　　历史的发展，证实舒赛的分析是正确的，是有真知远见的。舒赛在日记中热情地向人们呼吁：　　　　
　　　　“一切革命者，尤其是接班人红卫兵们，必须冷静地认清林彪的嘴脸，勇敢地、坚决地站出来揭发、清算林彪的罪行；不要迷信其军功、地位，不要被什么‘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之类显然有毛病的别有用心的宣传所蒙蔽。历来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大有人在，如今为何独独突出林彪一人？！巍巍林彪乎，即令是出类拔萃的大将军，比起多少共产党人鲜血凝成的伟大革命事业来说，岂不是沧海之一粟？”　　　　
　　　　九月中旬，她开始写大字报，十月初将大字报的初稿送往中组部。接待人员告诉她：“现在是个人管自己，自己对革命负责。”　　　　
　　　　十月中旬，她在王府井一带贴出五张大字报。由于不醒目，很快被别人的大字报覆盖。后来，她就改用红纸，蘸金粉书写了《誓死揪出在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的大字报。她在12月2、3两日，骑上自行车，顶着刺骨寒风，将18份大字报分别贴在北京城的繁华地点。在去西郊大学区张贴之前，她考虑到可能会遇到狂热的红卫兵而遭不测，她在家中留下遗言：“我可能不回来。如果我死了，就把我的尸骨和母亲的骨灰葬在一起。”　　　　
　　　　这是全国第一张反对林彪的大字报，公安部门四出追查。光明磊落的舒赛，于12月3日下午就贴大字报事，向大佛寺派出所作了声明，并且说道：“如果我再坐牢的话，你们就知道为什么。”　　　　
　　　　当权的林彪集团，认定她后面一定有“黑手”，立即派人对她跟踪了四天四夜，一无所获，乃于12月7日傍晚将她拘捕。她在拘留证上写道：“拒绝签字！因为林彪本人说过大民主，为什么我贴了一张红报就拘留我？”她被带走时，高呼：“打倒林彪！”　　　　
　　　　这天，从零时开始，对舒赛进行日夜轮番审讯。她针锋相对，应答如流。她对自己的言行，供认不讳，拒绝认罪。每次审讯完毕，她都拒绝在记录本上按手印，因此，她被视为“态度极端恶劣”，受到种种虐待。舒赛不断进行抗议。　　　　
　　　　12月26日晚，她质问审讯人员：“你们如果还有人类的天性，应当相信我说的是真理。我需要的东西应当拿来，即使你们把我迫害死，也不应当从生活上为难我。”“王若飞在国民党的牢狱中写了《狱中日记》，你们如果是按共产党的政策办，就应当让我写日记，不让写，不过暴露你们害怕真理而已。”　　　　
　　　　在狱中她经常遭到辱骂、体罚以至拷打。舒赛再次抗议：“你们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是一个马列主义者，你们这样做不感到惭愧？”她向审讯人员郑重宣告：“林彪大权在手，我今天这样反对他，林彪和林彪分子会杀害我。我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死而无愧，死而无悔！”　　　　
　　　　1969年10月，她和数百名政治犯一起，被押往临汾山西省第三监狱。她受到种种折磨。1971年5月，舒赛的生命濒临衰竭。她愤然剪下一绺长发和指甲，收藏在一堆破烂的个人物品中，准备作为遗物留给亲属，作为自己受迫害的物证。1971年5月24日凌晨，舒赛含恨而死。　　　　
　　　　舒赛去世不到四个月，林彪9月13日在温都尔汗粉身碎骨了。而舒赛的冤案，直到1987年才彻底得到了昭雪。　　　　
　　　　真理的卫士　　　　
　　　　1980年4月9日黎明，笔者在沈阳友谊宾馆六号楼，阅读了张志新的30多万字的全部档案。烈士的英雄气概，深深地感动了我。　　　　
　　　　我连日访问了张志新案的一些知情人。我还抄录了70多页密密麻麻稿纸的档案、记录等。　　　　
　　　　一天，由张志新的丈夫陪伴，查看了张志新生前的宿舍。我们又乘车奔到沈阳郊外，来到杀害张志新烈士的地方……　　　　
　　　　在一片丘陵地里，我们登上长满荒草的小山包。几株稀疏的马尾松，在寒风中凄凉的号叫。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要为真理而斗争（2）

　　　　1975年4月4日上午10时12分，英雄被“四人帮”的刽子手割断了喉管，无声地倒在这里，鲜血浸染赤红沙砾的土地……　　　　
　　　　张志新，1930年12月5日出生在天津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50年她考入河北师范学院教育系。随后，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被选送军事院校学习，后来又转入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学习。1955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调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工作。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沈阳城。她作为共产党员，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可是，日子一久，眼前许多冷酷血腥的事实，把她的激情打消了。　　　　
　　　　省委机关同社会上分裂成几派的群众组织，从早到晚，在大字报和高音喇叭里对骂，相互指责对方“保皇”、“反革命”。大街上，小巷里，甚至一个家庭，都在进行着不同观点的辩论、争吵。辩论由“动嘴”上升到“动手”，开始了从石块、棍棒发展到步枪、机枪、土坦克的武斗。　　　　
　　　　6月1日这天，某大学发生了上万人参加的全市性武斗，多少无辜的青年在血泊中倒下。南湖的树林里出现了许多无名的新坟。　　　　
　　　　武斗的枪声，在城内时起时伏。张志新同爱人带着两个女儿到天津姨妈家躲一个时期。谁知到了天津，天津照样也在进行大规模的武斗。她又从天津到了北京，去看望哥哥妹妹，北京到处也在武斗。　　　　
　　　　她走上北京街头，看到大大小小的“当权派”，党中央和国务院部委的领导同志都在被揪斗游街，连一些六七十岁的老人、将军、学者，也都戴上高帽，被押上卡车，脖子上挂着大牌子，背朝天、臂翘上、头朝下、弯着腰，被人按着头，坐“喷气式”……　　　　
　　　　难道武斗就是革命？谁是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张志新满怀对党对国家的忧虑，半月后从北京回到沈阳。　　　　
　　　　张志新回到省委宣传部。熟悉她的人都说，她从北京回来变了，变得沉默了。她总是一个人长时间地思索着、苦恼着。她对眼前的许多事情，看不惯，想不通，不理解，更不想去“紧跟”！　　　　
　　　　一天，省委机关礼堂又一次召开批斗大会。在一阵阵的口号声中，省委书记周桓被挂上“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牌子，戴上纸糊的高帽子，几个彪形大汉，将这位经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干部，按着头，搞喷气式，痛得这位共产主义的老战士汗水直流。看到这种悲惨的情景，张志新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悲伤地在会场上啜泣了。　　　　
　　　　张志新找同志们谈心，诉说着自己想不通的疑问。她还没有来得及在群众中公开讲出自己的观点，就同原东北局、辽宁省委、省人委的几万名干部，下放到干校了。　　　　
　　　　干校在进行繁重体力劳动的同时，日夜紧张进行着“清队”，老干部遭到“人人过关”的审查。原省委宣传部不足40人的连队，有一多半被立案审查，还抓出了一个所谓小“三家村”。和张志新睡同一铺炕的五个人中，有四个被清理审查、专政。几天之后，睡在炕头的一位副部长，经不起日夜的政治压力，精神崩溃，吊死在荒凉的野地里了。　　　　
　　　　张志新眼泪滚滚流淌着。想得很多，很多……　　　　
　　　　她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