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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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准备召开“九大”，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这是一次极不正常的违反党规党法的会议。因为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有70％以上都被打成“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反党分子”了。第八届97名中央委员中，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40人。开会时，临时从中央候补委员中补了10人为中央委员，勉强过了半数。而被扩大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员竟达74人，占会议成员总数133人的一半以上。　　　　
　　　　毛泽东主持会议时讲了话。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徐向前元帅告笔者说，会议一开始就充满政治恐怖的高压紧张气氛。对参加所谓“二月逆流”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徐向前和叶剑英分在一个组里，两人轮番受批判。会上有人公开指着徐向前说：“你态度不老实，我们要做你的喷气式。”逼着徐向前承认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徐向前只冷静地回答一句话：“总要事实求是嘛！”　　　　
　　　　姚文元说：“‘二月逆流’就是为刘、邓、陶等叛徒、特务二走资派翻案。”　　　　
　　　　被当作“二月逆流”黑干将的谭震林同志被取消了参加会议的权利。　　　　
　　　　会议还对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进行了批判。　　　　
　　　　谢富治诬蔑陈云在七千人大会上不讲话，“后来不到一个月做了个黑报告，反毛主席，反大跃进，反总路线。”“刘、邓、朱德、陈云都是搞修正主义的。”　　　　
　　　　吴法宪公然当着朱德的面诬蔑说：“你当了一辈子的总司令，实际打仗的都是毛主席。因而你是个黑司令，不是红司令。”　　　　
　　　　林彪在10月20日的会议上说：我们一片红，等于欧洲一片红。他在叙述历史上三次文化大革命之后说：这三次都没有毛主席领导下的这次文化大革命伟大。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最大最大的一次。　　　　
　　　　会议通过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把持下写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根据他们制造的伪证，做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　　　　
　　　　在这个全国最大的冤案里，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前的统计，仅仅因刘少奇案受株连被定为反革命判刑的案件，即达2．6万件，受灾祸的达2．8万多人。至于由冤案在不同范围内遭受批判斗争的人，更是难以计数了！　　　　
　　　　错误的“九大”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要打出一个党来”（2）

　　　　党的“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集团在党中央的地位。江青等人把他们的帮派体系的人大量塞进“九大”，其中个别甚至连党员都不是的也参加了“九大”。　　　　
　　　　对这次有1512名代表出席的大会，当时发表的新闻公报说：“下午五时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登上了主席台。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代表们极其热烈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为了解林彪在“九大”前后的情况，笔者在1980年9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对林彪的四位秘书连续进行了七天采访。几位同志是应“两案”特别法庭的通知，从四川、河北、辽宁、山东等地来京，为法庭提供证言的。他们在“文革”前后，都长期在林彪办公室工作，对林彪、叶群的政治活动和家庭生活，了如指掌。　　　　
　　　　秘书们告笔者，林彪“九大”报告，来源有三个版本。最早是林彪要秘书们为他“拉条子”，起草讲话稿。后来，改由陈伯达执笔起草报告，只写了三个章节，就被中央文革小组批评他鼓吹唯生产力论，否定了。　　　　
　　　　毛泽东决定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成立“九大”报告起草小组，他们写出报告初稿，尽管陈伯达有不同意见，最终还是经毛泽东修改审定批准了。　　　　
　　　　秘书们说，这篇长达九万字的《九大政治报告》，林彪拿到手后，他连一遍也没有看过，一字也没有改过，就上台念稿了。　　　　
　　　　毛主席宣布开幕。　　　　
　　　　林彪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他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指导，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实施和过程，大力鼓吹“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丰功伟绩”。他把社会主义阶段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错误指导思想，正式规定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大会通过了党章，砍掉了党员的权利。它不仅肯定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且极其夸张地评价了林彪，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的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同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是水火不相容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这也是“史无前例”的。　　　　
　　　　“九大”选出的27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里，原来任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的只有53人，不到九届总数的五分之一。原来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的多数都被“吐故”了。许多功勋卓著的老干部和领导人都被排斥了。　　　　
　　　　林彪一伙还暗中操纵投票，只让老帅们得票刚过半数而勉强当选。　　　　
　　　　九届一中全会上，林彪、江青一伙的主要成员进入了中央政治局。　　　　
　　　　林彪秘书告笔者，4月27日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三人小组开会，最后审定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　　　　
　　　　这天晚上，叶群担心她的名字被林彪划掉，特地向她儿子林立果请求帮助，阻止周总理来毛家湾向林彪当面征求意见。她说：“老虎，明天就要进行政治局委员的选举了，这是妈妈的关键时刻，如果妈妈当不上政治局委员，就前功尽弃了。你爸爸虽说是接班人，但他身体不好，最近还怀疑得了癌症，能活多久？妈妈年轻，将来你不靠妈妈靠谁呢？老虎，你如果能帮妈妈一把，使妈妈顺利度过难关，将来妈妈当上政治局委员，你要什么给你什么。”　　　　
　　　　叶群如愿以偿了。周总理没有来，林彪在周总理送来的名单上，划了一个大圆圈，批准江青、叶群在内的政治局委员名单。　　　　
　　　　林彪、江青一伙的许多亲信和追随者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从而使他们在中央领导机构中掌握了更大的权力。后来形成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的骨干分子，都是“九大”进入中央高层决策机构的。林彪、江青、叶群、陈伯达、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张春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谢富治等12名政治局委员后来都成了反革命罪犯，在21名政治局委员中占了一半多。　　　　
　　　　林彪成为“接班人”　　　　
　　　　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　　　　
　　　　林彪为什么能成为副统帅、接班人和唯一的副主席呢？　　　　
　　　　林彪在黄埔参军，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从1928年5月上井冈山起，一直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得到毛泽东的器重。红军长征中指挥红一方面军；抗日战争初期，指挥八路军115师取得在平型关歼灭日军的重大胜利。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林彪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尽管他也犯过错误，但他因有光荣的历史和战功，拥有相当的政治资本。　　　　
　　　　建国以后，林彪一直在养病，没有做多少工作。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彭德怀受到错误的批判，林彪开始主持军委工作，并担任国防部长。　　　　
　　　　随着林彪在军内、党内职务的提高，职权的扩大，他的个人野心日益膨胀。这个口是心非的两面派人物，在毛泽东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的情况下，他为了爬上去，就把自己装扮成对毛择东最崇敬、最虔诚的忠实信徒，伪装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一贯紧跟”的“亲密战友”、“最好学生”、“光辉典范”。　　　　
　　　　林彪狂热地号召“活学活用”、“立杆见影”，颂扬领袖的“天才”，“大树特树”绝对权威，大搞个人崇拜，鼓吹造神运动，神化毛泽东。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要打出一个党来”（3）

　　　　林彪极为夸张地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一万句。”号召对毛泽东要“无限忠诚，无限信任，无限崇拜，无限热爱”。他阿谀奉承毛泽东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他号召全党全军，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对“大跃进”以来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他号召大家发扬民主，“开出气会”。　　　　
　　　　林彪却与众不同。他私下对人说，“大跃进”是“凭幻想胡来”，但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却说：现在的困难“恰恰是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造成的”。“如都按照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就会小得多，弯路就会变得小一些。”实际上，林彪这是为毛泽东在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开脱责任。　　　　
　　　　林彪在军队工作中提出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其它”、“抓活思想”、“四好连队”，受到毛泽东的赞扬。毛泽东说：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比较过去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　　　　
　　　　善于讨好毛泽东的林彪，强调要“一本万利”。他说：“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怎么学呢？我向同志们建议，主要学习毛泽东向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我们学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容易学，学了马上就可以用，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事情。”　　　　
　　　　林彪还是中央七人常委和十大元帅中最年轻的一个，当时只有59岁。这是林彪当接班人的最有利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同志说：“当时常委中只好是他当接班人，这是很自然的。”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的周恩来说：“我这个人是不能挂帅的。”　　　　
　　　　在“文化大革命”特定的背景下，林彪被选为“接班人”，这是历史的错误。正如邓小平在后来的一次讲话里说的：“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毛泽东在“全国一片红”的时刻，提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结果同他的愿望相反，打出的不是坚强的党，打出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　　　　
　　　　这两个集团，狼狈为奸，既勾结，又斗争。　　　　
　　　　“文革”初期，林彪为了取得毛泽东的信任，竭力吹捧江青。双方之间的交往十分频繁。　　　　
　　　　在林彪看来，江青是个既得罪不得，又令人讨厌的人。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开初对江青一伙也是毕恭毕敬都把江青当“娘娘”看待。　　　　
　　　　江青随着职位的高升，越来越骄横，渐渐地不把林彪一伙放在眼里，矛盾日益加深。　　　　
　　　　党的九大后，江青指使张春桥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批判“文艺复兴运动”，矛头直指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江青甚至公开指责黄永胜等人：“蒋介石搞一个党国，你们现在是搞一个军国！”　　　　
　　　　“军国”的由来　　　　
　　　　林彪自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个人野心就开始膨胀起来，千方百计谋取更大的权力。他主持军委工作不久，就相继批斗了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罗荣桓等人。　　　　
　　　　林彪一上台，就在重要部门安插他那个山头的人。他在任命邱会作为总后勤部长、党委第一书记之后，1962年又以加强海军领导为名，派李作鹏任海军常务副司令。1965年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刚逝世，林彪先发制人，让吴法宪担任空军司令员。接着又在1965年的上海会议上，对总参谋长罗瑞卿发动了突然袭击，积极参与陷害罗瑞卿，1968年“杨余傅事件”后，又任命黄永胜担任总参谋长。　　　　
　　　　这几员“大将”在历史上都曾长期同林彪一起工作，是同林彪往来甚为密切的同事。“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总后勤部长邱会作、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在林彪庇护下，他们都很快一个个过了关。　　　　
　　　　为保邱会作，叶群拿着林彪、陈伯达的手令亲自出马，半夜三更，化装潜入总后大院，将邱会作从关押的地方救出来。邱会作对林彪感恩万分，称林彪、叶群是他“再生父母”，发誓“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海枯石烂不变心”，他在《零点得救》的日记中说：“二十五日零点四十分，是我新生的时刻”。“林总挺身而出派夫人接一个人，以我所知全军还是头一份，不能不使我感动得流下热泪。”　　　　
　　　　1969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选举后，在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建议原军委副主席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继续担任副主席。　　　　
　　　　这次会议决定，中央军委的执行机构为军委办事组。改组后的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分别任正副组长，办事组成员有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　　　　
　　　　林彪为了巩固扩大自己的山头，排斥几位老帅、副主席于中央军委之外，决定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军委的一切工作由军委办事组包办。军委办事组取代了中央军委常委。　　　　
　　　　林彪在同黄、吴、李、邱谈话说：“军队的权力就集中你；们身上。你们要很好团结起来。”　　　　
　　　　“四大金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