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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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12月23日，应彭真的要求，毛泽东同他单独进行谈话。在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吴晗解放前后的表现以后，彭真说：如果抓住吴晗的几句错话，就肯定他反党反社会主义，那么戚本禹、关锋、姚文元都有问题。他们写的一些杂文，上了纲都可以定反党。　　　　
　　　　毛泽东认真听着彭真的谈话。深思一阵说：看来，有些问题是不能马上做个结论的。吴晗的问题，最快也得两个月后才能作政治结论。我回到北京，再找少奇、恩来、小平他们议一议。　　　　
　　　　彭真随即跟毛泽东来到上海。1965年12月26日，上海市委向彭真同志汇报工作。彭真当面批评张春桥说，你们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打招呼？你们的党性到哪里去了？《文汇报》刊登首都各报的编者按语，偏偏把《北京日报》放在最后？　　　　
　　　　在庆祝毛泽东72岁生日的宴会上，毛泽东把张春桥拉过来坐在自己的身边，说：让我们这位红秀才坐在我旁边。他是我们的理论家，批判《海瑞罢官》就是他和姚文元研究、组织的，我很赞赏他的文章风格。　　　　
　　　　张春桥洋洋得意。他针对彭真对他的批评，当着毛泽东面说：可是，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发表后，北京好长时间竟不转载。　　　　
　　　　彭真解释说：北京未转载，是想看看动态嘛。再说，对姚文元也要一分为二，他的文章也不是没有错误嘛。　　　　
　　　　张春桥挑衅地说：你们那篇以向阳生名义发表的文章也有问题……　　　　
　　　　彭真说：那是我让他们写的！主席说了要放，我们就要放他一阵子嘛，政治问题以后再说也不迟嘛。我可以保证刘仁、邓拓是左派！　　　　
　　　　1965年12月27日，《北京日报》以两万字的篇幅发表了吴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他在文章中给自己上纲上线，说：“我忘记了阶级斗争”、“用的是形式主义的方法，片面地、绝对地、主观地来描述海瑞和农民群众，这是思想问题，也是阶级立场问题，错误是严重的”，“效果是十分恶劣的”。　　　　
　　　　《人民日报》在同一天发表了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写作、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思潮》。出于防人之心，在方求文后加了《后记》：“在本文发表时，才看到吴晗同志的文章，文中的问题，我们尚未研究，留待以后讨论。”　　　　
　　　　1965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加了一个编者按语。这个按语没有一句话触及吴晗“自我批评”的实质，仍然认为把政治与学术问题应该加以区别。按语口气缓和：　　　　
　　　　“我们希望读者认真地看一看这篇文章，看看吴晗同志的自我批评在那些方面是不深入的，是否谈到了问题的本质，是否触及了要害。对于《海瑞罢官》这个剧本，究竟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应当作怎样的分析，我们希望进一步展开探讨。”　　　　
　　　　“诱敌深入”之后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点燃了导火线（8）

　　　　姚文元的文章，给吴晗下了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许多人看后，不同意这个观点。　　　　
　　　　著名学者胡愈之说：“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著名历史学家、北大副校长翦伯赞说：“吴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的。”　　　　
　　　　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说：“这是姚文元陷人于罪！”　　　　
　　　　在这期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多次布置开展《海瑞罢官》的讨论。他们在记录上写着：　　　　
　　　　“要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要使敌人感到你‘不堪一击’。这样，他就回击、出场。这样反复搞，他们非上马不可。”　　　　
　　　　“前一时期，‘海罢’火大些，敌人不敢出来。”　　　　
　　　　“采取‘围而不歼’的战术，环绕此开辟新战场。”　　　　
　　　　“总之，要调动敌人的兵力。”　　　　
　　　　他们怎么去调动“敌人兵力”呢？　　　　
　　　　首先，张春桥指示《文汇报》开辟专版，开展“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他说，“要放手贯彻‘放’的方针，要让反面意见‘放’个够。”通过连篇的所谓“讨论”，制造假相，引出各种不同意见，“引蛇出洞”，然后“再聚而歼之”，一网打尽。　　　　
　　　　开初，一些知名人士因为有过1957年大鸣大放的教训，不敢出来“争鸣”。后来，张春桥要《文汇报》总编辑找到曾写来信的上海敬业中学学生马捷，进行个别辅导。这个天真的学生，在专人的帮助下，写了一篇批判姚文元的文章。马捷的文章一刊出，果然引来了一些读者来稿。《文汇报》接二连三发表了一批反驳姚文元的文章。　　　　
　　　　但是，文学界、史学界的一些著名人士却仍然按兵不动。于是，他们决定以《文汇报》编辑部名义，发出请柬，在12月31日开座谈会，请上海史学界、文艺界的代表人物，座谈《海瑞罢官》问题。　　　　
　　　　会议主持者说，只是“内部谈谈，听听各位意见，不算账”，哪知会议刚一结束，马上公开发表会议发言记录，“把鱼钓住了！”　　　　
　　　　后来，凡是为吴晗鸣不平或不同意姚文元文章的人，都遭到残酷的斗争。　　　　
　　　　著名学者李平心因为反对姚文元的“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观点，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的吹鼓手”，遭到多次批斗，含冤逝世。　　　　
　　　　历史学家周予同因为说姚文元的文章是“乱箭射人”，几次被揪到山东曲阜批斗，受伤瘫痪。　　　　
　　　　最初那位被辅导写批评姚文元文章的中学生马捷，也被打成了反动学生。　　　　
　　　　《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一家四口人，有三人遭难。吴晗被打得口吐鲜血死去；妻子袁震被打成“反革命家属”，在劳改队全身瘫痪，受折磨而死；女儿吴小彦，头打破，牙打掉，关进精神病院，身心俱残，含冤离开人间；惟有儿子吴小彰，闯过重重难关，顽强地活了下来。　　　　
　　　　疯狂的虐杀，还曾波及曾在舞台上演过海瑞的著名艺术家、共产党员周信芳。他在遭受拷打，游街示众，两次被捕入狱之后，同他的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夫人，一起受折磨死去。他的儿子、儿媳、孙女也都受到株连。　　　　
　　　　需要提到的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7年的秘书田家英，也因《海瑞罢官》受到迫害。他因整理艾思奇、关锋执笔的毛泽东谈话纪要时，删去了毛泽东谈话中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的内容，而激怒了中央文革小组正副组长陈伯达、江青。他们派戚本禹、王力等人来到中央办公厅，在1966年5月22日大会上宣布田家英的罪状，逼迫田家英搬出中南海。　　　　
　　　　5月23日上午，年仅44岁的田家英，忍受不了诬陷和侮辱，悲愤地自尽了！　　　　
　　　　姚棍子的起飞　　　　
　　　　姚文元踏着许多人的尸体，飞黄腾达。　　　　
　　　　1966年6月12日，张春桥、姚文元一同来到上海锦江饭店，再次会见江青。在一间豪华的套间里，江青同张春桥、姚文元促膝谈心。他们从上海新编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的早晨》的演出，到批判《海瑞罢官》等等，都做了广泛的议论。　　　　
　　　　江青洋洋得意地说：我们现在是旗开得胜，一马领先，万马奔腾。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早先，他们不是不登姚文元的文章吗？北京的报刊一直顶了19天不予转载。主席一发怒，他们还不是乖乖地全都刊登了吗？　　　　
　　　　张春桥说：这全靠毛主席支持啊！敌人还没有投降，我们绝不能麻痹。　　　　
　　　　姚文元说：是的，我们要发扬鲁迅的打落水狗的精神！　　　　
　　　　江青说：我现在是学姜太公钓鱼，采用毛主席的“诱敌深入”战术，让各种牛鬼蛇神充分暴露一下。文元文章发表以后，各方面意见很多，现在要把地下的，引他们到面上来，抓住目标，围而不歼，然后，出其不意，给他们以歼灭性的打击！　　　　
　　　　张春桥得意洋洋地说：我们一定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一鼓作气，穷追敌寇，把敌人消灭得干干净净！　　　　
　　　　姚文元庄重地说：江青同志，这一次你在戏剧上学术上打开突破口，就会给修正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　　　　
　　　　江青关切地要姚文元注意身体，把身体搞好。还说，你的身体不是你个人的，是党和无产阶级的。你要永远做无产阶级的棍子，像孙悟空的金箍棒那样，消灭一切害人虫！　　　　
　　　　善于进行政治投机的姚文元，很快成了打人的棍子。　　　　
　　　　姚文元的父亲姚篷子，是浙江省诸暨县人，生于1906年。1927年姚篷子在上海由潘汉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时，姚篷子被推举为执委兼总务部长。1933年12月，姚篷子在天津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在南京狱中叛变，并在1934年5月14日《中央日报》上发表脱离共产党的宣言。自此以后，他就在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手下充当文化特务，担任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委员。后来，又开设作家书屋，担任经理。　　　　
　　　　姚文元1931年出生于上海。1948年10月，在上海沪新中学高中读书时，经同学崔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姚文元担任上海卢湾区宣传干事，住在上海香山路2号的团委宿舍。　　　　
　　　　这时，担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的张春桥，恰巧住在相距几十米的香山路9号。姚文元去拜访张春桥，一听说姚文元是姚篷子的儿子，这个原在30年代混迹于上海的张春桥，对他分外亲切，来往也日渐多起来。　　　　
　　　　姚文元的父亲姚篷子，同胡风的关系相当密切。由于作家书屋曾出过胡风的书，1955年“反胡风”运动开展后，姚篷子曾被逮捕审查。在这期间，姚文元为表示自己与胡风集团及其父姚篷子“划清界限”，在张春桥鼓励和支持下，连续写了13篇批判胡风的文章，把自己装扮成反胡风的英雄。　　　　
　　　　1957年夏天，开始“反击右派”。姚文元从张春桥那里一得到信息，马上赶写了《录以备考——读报有感》，在6月10日的《文汇报》上登载出来。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点燃了导火线（9）

　　　　毛泽东在北京看到这篇短文，非常赞赏，并指示《人民日报》加以转载。同毛泽东亲自写的、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同刊登在6月14日这天报纸上。　　　　
　　　　姚文元由此“起飞”了，红极于上海文坛。1958年7月，上海市委的理论刊物《解放》杂志创刊，张春桥推荐姚文元担任《解放》编辑部的文教组长。该刊停刊后，已升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宣传部长的张春桥，又把姚文元安排到《解放日报》担任编委兼文艺部主任。张春桥还特别关照报社领导，不要让姚文元陷于日常的编辑业务，而能有时间去写文章。　　　　
　　　　在这期间，姚文元相继出版《细流集》、《田流集》、《新松集》、《在革命的烈火中》等评论杂文集。他不仅在报社工作，而且加入上海作家协会，成为上海作家分会党组成员。　　　　
　　　　姚文元以文坛“新星”自居。他“手里舞着棍子，屁股上藏着斧子”，断章取义，罗列罪名，大兴文字狱，称霸于上海文艺界。著名作家巴金、丁玲、冯雪锋、艾青，都在他的砍杀之列。例如，他竟以50年代的标准，诬蔑30年代巴金小说《灭亡》的道路“是一条和社会主义革命方向相敌对的道路，和党的领导相敌对的道路”。　　　　
　　　　对此，巴金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尖锐地批评说，姚文元“是个专门看风向、摸‘行情’的批评‘家’”。他悲愤地说：“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去，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就会给震坏的。”　　　　
　　　　巴金的呼吁，并没能阻止姚棍子的起飞，他在上海市委书记、宣传部长张春桥的庇护下，打人的棍子挥舞得更加疯狂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姚文元仓库里的一条最大的棍子。　　　　
　　　　1980年10月15日，巴金在《探索集》里，沉痛地剖析了“姚文元道路”：　　　　
　　　　“张春桥、姚文元青云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楚。路并不曲折，他们走得很顺利，因为他们是踏着奴仆们的身体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个，我今天还在责备自己。我担心那条青云之路并不曾给堵死，我怀疑会不会再有姚文元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的祖国再也经不起那样大的折腾了。”　　　　
　　　　姚文元在“大折腾”中，青云直上。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经江青提议，姚文元成为“中央文革”成员之一。而在此以前，他已连升三级，从《解放日报》编委，跃升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飞回上海，发动了“一月革命”，张春桥、姚文元同时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正副主任。　　　　
　　　　1969年4月24日，姚文元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4月28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姚文元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成了主管意识形态舆论工作的“总管”，十年浩劫里处处留有他的罪迹。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打响了全面内战（1）

　　　　《二月提纲》　　　　
　　　　1966年2月3日，彭真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召集五人小组成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和文化部部长陆定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开会，讨论由批判《海瑞罢官》引起的问题。　　　　
　　　　笔者在北京医院访问过陆定一。他说，这个五人小组，是1964年夏天由毛主席提议成立的。当时，在毛主席那里开了一次会，有彭真、陆定一、康生和周扬、吴冷西参加。毛主席在批评中宣部和周扬同志之后，提出要彻底整顿文化部，并指定陆定一、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