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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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总理的安全。”　　　　
　　　　邱会作正思索这句话，周恩来突然看了一下表，对他说：“等一会福建厅有会，你知道了吗？”　　　　
　　　　邱会作说：“知道了，我现在就去。”　　　　
　　　　周恩来说着上车先走了。　　　　
　　　　邱会作忐忑不安地走进人民大会堂北门，中央警卫团的同志走过来，把他拉到旁边一间小屋里，搜查上身，对他说：“今天要检查一下。”　　　　
　　　　警卫团的同志领他走进福建厅。他发现福建厅的座位布局变了：西边并排放着四个沙发，对面沙发里坐着周恩来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得中。北边沙发里坐着叶剑英、李德生、纪登奎等。一边的角落站着一些中央警卫团的同志。　　　　
　　　　周恩来说：“出事十天了，你们几个一言不发，一字不写，不知为了什么？”　　　　
　　　　周恩来接着说：“今天早晨三点钟，主席最后下决心，你们几个暂时离开工作，给你们找了几个住的地方，你们去写材料。军委办事组的工作，由叶帅暂时负责。”　　　　
　　　　周恩来还以质问的口气点了黄永胜：“你同叶群的关系是什么关系？”　　　　
　　　　黄永胜低着头，一个字也不说。　　　　
　　　　周恩来讲了一个多小时。待黄永胜押走以后，周总理谈到空军的问题，对吴法宪说：“这几年，空军叫你搞成什么样子了？”　　　　
　　　　吴法宪押走以后，总理又谈到海军，对李作鹏说：“你们这个海军，从上到下搞站队，搞得乱糟糟的……”　　　　
　　　　邱会作最后一个离开福建厅。　　　　
　　　　9月29日，中央发出通知：责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待。军委日常工作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三箭齐发（1）

　　　　“批林批孔”的发起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决定》，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指示》，并决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为提前召开十大进行准备。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召开的十大，再次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左”倾路线。但是广大人民和干部已经对文化大革命厌倦了，怀疑了。毛泽东鉴于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情绪，由此产生了可能要出“复辟倒退”的忧虑。因此，毛泽东提出要把批林同批孔结合起来。　　　　
　　　　7月4日，毛泽东在召见王洪文、张春桥时，专门有一段话谈到批孔问题。他说：　　　　
　　　　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　　　　
　　　　毛泽东这次谈话，是“批林批孔”的动员令。他“借题发挥”，以历史题材作现实文章，把“批林整风”批判林彪同批判历史上的孔子和反对变革的儒家、推崇主张变革的法家联系起来。通过“批林批孔”，再进行一次“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继续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防止出现“复辟倒退”，甚至否定“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批评了外交部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他说：　　　　
　　　　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经常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是看表面，不看实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并且说：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此种顽症，历来都有，现在仍有，不是一个人有，各地都有。　　　　
　　　　毛泽东此处说的“大欺骗、大主宰”，是指外交部曾在一个内部材料中提到苏美合作，欺骗世人，妄图主宰世界。　　　　
　　　　毛泽东听完翻译唐闻生读完简报以后？认为简报对一些国际形势的分析有错误，同他谈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不一致，因此很不满意。　　　　
　　　　“外交无小事”，外交方面的所有重大事情都是请示毛泽东决定的。毛泽东在这里，实际上是委婉地批评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　　　　
　　　　毛泽东为抓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1973年8月5日，他同江青谈话时再次批判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说《十批判书》是尊孔的。他念了一首他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有成就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治，犯了法砍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9月23日，毛泽东接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又谈起秦始皇。他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代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江青听到毛泽东的讲话，受到极大鼓舞，更加借题发挥，大做文章。　　　　
　　　　江青一伙利用他们控制的报刊和大批判写作组，发了大量批判孔子，批判儒家的文章。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笔名“梁效”的大批判组，上海市委写作组笔名“罗思鼎”，中央党校笔名“唐晓文”等，都以“批宰相”为名，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小报看大报，大报看梁效（清华、北大两校的谐音）”。几个大批判写作组，在一个时期内，成了“四人帮”制造舆论的中心，变为他们呼风唤雨的传声筒。　　　　
　　　　江青看了“罗思鼎”炮制、经姚文元修改发表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争论的社会基础》一文后，连声叫好：“这篇文章的好处，是批吕不韦，吕是个宰相。”恶毒影射攻击周恩来。　　　　
　　　　江青在接见北大、清华的大批判组时说：“为什么要批孔？就是因为林彪是最大的儒家。儒家和法家的斗争从历史到现在，都是贯穿复辟反复辟的斗争。……必须把批林批孔放在儒法斗争中来才能深入。”　　　　
　　　　江青指桑骂槐，明目张胆地把锋芒指向周恩来。她说：“现在的文章有个毛病，不提现在的儒，现在有很大的儒，蒋介石就是。党内就有，党内外都有，林彪就是最大的儒，现在一定有儒……”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没有正确地分析总结林彪事件的教训，反而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再次宣称：“还要多次进行像无产阶级大革命这样的大革命，才能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夺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　　　　
　　　　“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路线，江青一伙的力量在政治局内有了增强。上海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以当过兵，种过地，做过工为由，是“新生力量”的代表，像坐电梯一样，被提升到党中央副主席的高位。同江青一伙密切合作的野心家康生，也被提升为副主席。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进入中央政治局，结成了“四人帮”。追随江青的骨干分子更多地被选进了党的中央委员会，江青一伙在中央领导机关中取得了更大的权力。　　　　
　　　　江青的炮队　　　　
　　　　“9·13事件”后，在清查毛家湾的林彪住处时，查到林彪引用孔子、孟子的几条言论材料。　　　　
　　　　例如，1969年10月9日，林彪写给叶群的一张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　　　　
　　　　林彪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写了四条“克己复礼”的条幅。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三箭齐发（2）

　　　　“克己复礼”是孔子复辟奴隶制度的思想核心。林彪多次书写“克己复礼”，暴露了他篡党夺权、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　　　　
　　　　1974年1月，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将林彪书写的有关题词、笔记，汇编为《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　　　　
　　　　江青、王洪文看了这个材料，1月12日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看了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和孔孟之道材料，觉得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这种简明扼要的材料。”　　　　
　　　　他俩还建议，把这份材料转发全国各省市。毛泽东随即批示：“同意转发。”　　　　
　　　　毛泽东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主观意图是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防止“右倾翻案”，防止出“修正主义”。在毛泽东看来，“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是灵魂深处的革命”。这场深刻的历史变革，受到不少人的抵制和不理解。这同历史上的法家坚持变革和儒家反对变革，有很多相似之处。通过批孔和肯定法家的进步作用，对广大干部群众再进行一次“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有助于转变不少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消极态度，可以使更多的人接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政策和实践，达到“防修、反修”的目的。　　　　
　　　　江青得悉毛泽东批准转发全国之后，立即于1月13日深夜，以个人名义给空军司令员写信，要求开展“批林批孔”。她通知谢静宜的丈夫空军干部苏延勋，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原8341部队宣传科长迟群和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清华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原中央办公厅机要员谢静宜三人，来到钓鱼台11号楼江青住地。　　　　
　　　　江青对三个人说：“毛主席在1973年与我曾谈过批孔的问题，我向政治局传达后，周总理没有主持讨论。”“我要替毛主席抓大事，抓典型，协助主席抓好批林批孔工作，共产党不批孔，岂不是怪事？批孔，军队进行的最差劲，不检讨我是不答应的。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什么不能批孔呀？”　　　　
　　　　江青越说声音越高：“我这个人爱放炮。是个炮手，又造炮，又造炮弹，又有炮队，你们就是我的炮队。现在我把你们当炮弹放出去，去放炮！我给你们找地方去开座谈会，去放炮！”　　　　
　　　　在此以前，她看了解放军报《内部参考》上刊登的关于南京军区某部防化连在批孔问题上的反映。于是，她立即把这份材料当作炮弹，越过中央军委、南京军区，亲自给连队写信，派迟群、谢静宜到防化连送信。她并且把写给空军司令员的信以及材料，叫苏延勋亲自送去。　　　　
　　　　第二天，迟群、谢静宜和苏延勋分别到了南京防化连和空军某师。据谢静宜交待，大年三十这天，“我们乘飞机到了防化连。连队立刻集合起来，先由迟群念了江青给防化连的信，讲了部分批林批孔材料。传达了江青的原话。防化连同志立即表决心，喊口号，感谢江青对他们的关怀。”　　　　
　　　　1月18日，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为中共中央1974年的第一号文件，转发全国。“材料”前言说：“林彪的黑笔记、手书题词和住宅里的其他材料以及他的公开言论”，表明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从此，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了。　　　　
　　　　1月22日，是春节除夕。回到北京的迟群、谢静宜和苏延勋，马上到钓鱼台向江青汇报。江青欢喜若狂，见面第一句就说：“我的炮队回来了，林彪有舰队，我有炮队。你们真是马到成功！”　　　　
　　　　江青请三人吃饭。在餐桌上，江青边吃边说，举起酒杯：“西沙打胜仗，我们也是在打仗，打的是一场政治思想仗。来，为我们的胜利干杯！”　　　　
　　　　在另一会议上，江青还无耻地自我吹嘘说：“批林批孔，我是站在第一线冲锋陷阵，指挥战斗的！”　　　　
　　　　江青“指挥战斗”的炮队中，除了张春桥、姚文元两位将相外，还有几个火力很强的“炮群”。这就是以“大批判组”命名的几个写作组。仅1976年10月，梁效大批判组撰写公开发表的就有18篇，其中许多是江青、姚文元直接点名授意的“重点”文章，为“四人帮”夺权服务。　　　　
　　　　两个大会　　　　
　　　　为了把“批林批孔”的烈火燃遍全国，进一步在军队中鼓吹开展“批林批孔”，在军队中无正式职务的江青，竟然居高临下，于1月24日，向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写信。信上说：　　　　
　　　　“相当长的时间了，从许多材料看来，全国范围内的批林整风运动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批孔则更是深入不下去，而林彪的思想体系和孔老二的关系，更是不清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搞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和《名词简释》是可以帮助全体同志解决这个问题的。因此我特请谢静宜、迟群二位同志向全军指战员宣读中央的通知。他们已下过连队蹲点，取得经验，可能对全军有所帮助。”　　　　
　　　　张春桥阅后，马上将信批转给叶剑英，“建议军委议一议如何抓好批林批孔，并商量一下江青同志的信如何落实”。　　　　
　　　　1月24日至25日，正值春节假日，江青等人未经批准，在北京连续召开两个万人大会，一是工人体育馆的在京部队单位大会；一是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国家机关、中直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召开这两个大会，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事先都不知道，中央政治局更没有讨论过。周恩来听说要开会，通知国务院各单位去参加。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实际上处于被指责的地位。在“1·25”大会上，迟群叫嚷说：“走后门问题，批林批孔不要联系吗？那完全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