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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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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实际上处于被指责的地位。在“1·25”大会上,迟群叫嚷说:“走后门问题,批林批孔不要联系吗?那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对毛主席思想的背叛。”
谢静宜也声嘶力竭地叫嚷:“批林批孔就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抓大事,就是要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与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肃清流毒,挖掉他的祖坟的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就是要敢于反潮流,抗逆流……这个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呵,是资产阶级思想,是封建士大夫阶级的特权思想,是孔老二的思想……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
大会上,82岁的国内外著名的科学家、历史学家、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三番五次的被侮辱点名,几次被迫颤颤抖抖地站起来。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三箭齐发(3)
会后,张春桥还到郭沫若家,当面要他承认抗日战争中所写的剧本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张春桥还要他写文章,“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郭沫若当即给予驳斥和拒绝。2月10日,江青也到郭沫若家,当面逼郭沫若作检查,并以批判意大利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为名,攻击周恩来。
大会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从翻译王海容、唐闻生的汇报里,得到江青一伙要向全国发大会录音带的消息,十分生气,严肃批评江青擅自召开这次大会。毛泽东说:“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借口某些干部子女当兵问题,点名批评叶剑英。别有用心地同性质根本不同的“孔孟之道”、“林彪路线”联系起来,妄图再打倒一批老干部。
1974年1月30日,叶剑英写信给毛泽东,表明自己对“批林批孔”、批走后门的看法。
2月15日,毛泽东在叶剑英的信上批示:
“剑英同志:
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指谢静宜)、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后来,毛泽东又把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称之为“三箭齐发”。
2月2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出通知说,中央认为:“当前,批林批孔刚刚展开,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江青一伙对抗毛泽东的批评,继续利用“批林批孔”,到处煽风点火。王洪文、张春桥在军队各大单位“批林批孔”汇报会上,指责军队领导机关“批林批孔”不深入,不得力。
王洪文说:“总参几位领导右得很”。“总参党委不抓大事”,“真的打起仗来……总参会有维持会长、副会长,一套班子都齐全”,对总参,“这次我们要下个决心,一定要揭开,揭不开就砸,砸不开就用炸弹炸”。
张春桥说:“总后已经瘫痪了,我看瘫痪得越彻底越好,打内战也可以,有些问题要靠打内战才能解决。”
2月10日,江青到四机部讲话,说一家美国公司送给我方彩色显像管生产线考察团的蜗牛礼品“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是崇洋媚外”。要四机部把“蜗牛”退回去,并提出“抗议”。后来经周恩来指示查明,美方送玻璃蜗牛并无恶意。中央政治局决定收回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挫败了江青妄图利用“蜗牛事件”,强加给中央领导人“洋奴”、“爬行”等罪名的政治阴谋。
在批林批孔的洪涛巨浪里,笔者认为值得特别记录下来的是老一辈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大义凛然,不屈从压力的事。
1974年受到江青点名批判的梁先生,是全国政协常委。批林批孔开始,他秉笔直书,针对当时风行的观点,写了长达三万字的长文《我们今天应该如何评价孔子》,鲜明地指出:“目前批孔运动中一般流行意见,我多半不能同意。”他说:“孔子在中国四五千年文化史上为承前启后关键性人物,孔子的功罪或价值如何,应视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表现出成功失败而定之……‘五四’运动中有打倒孔家店的呼声,而以‘赛恩斯’和‘德漠克拉西’(笔者注:科学与民主)标榜,大体上是对的。但不能抄袭别人的文章,仍须走自己路。”
他在政协批林批孔学习会上,坚持不批孔的看法。
他说:“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路线是公开的,可以见人的。不敢见人的,不是路线,从做人的角度说,光明是人,不光明是鬼。林彪就是一个鬼。刘少奇主张很多,都是公开的,彭德怀给毛主席的信也是公开的。”他又说:“多年来,我是一直与中国共产党求大同,存小异的。我的思想恐怕要比林彪复杂,不那么简单,但我是公开的、光明的,而林彪则是利欲熏心,专搞阴谋诡计的。”
政协学习会整整批了他半年,最后要他表态,他说:“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听了他的话,全场一片哑然。
放火烧荒
江青为搞乱军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别有用心地提出“放火烧荒”的口号。
1974年2月25日江青写信给张春桥。她写道:“总参是有一些死官僚?还是林彪余孽在作祟……总参问题太大了,要放火烧荒才好……”
张春桥接到信,当天批示:“两种都有。是要烧一烧。”
但是,怎样才能在解放军里把火放起来呢?
江青决定先在文艺单位下手。3月5日晚上10时半至六日凌晨四点半,她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八个文艺单位,扩散火种。江青趾高气扬地说:“今天我是斗胆,我不敢得罪军队,今天把你陈亚丁(总政文化部副部长)也请来了,就是要整一整军队……”
江青说:“军队执行的不是毛主席的文艺路线,他们不许普及样板戏,有坏作品批评不得,对我们的话根本不听……”
她把脸转向坐在身边的兼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春桥同志,看来要夺权。陈亚丁你去把权夺回来。我看军队工作还是让亚丁管起来,不然方向就偏了。”
她对陈亚丁和另外两个人说:“今天把你找来,把他们两位找来,准备他们骂娘。他们骂,我也可以骂,动员起群众同他们斗争。说这个那个是林(彪)的黑手,其实是他们自己!”
“你们要放火烧荒,你们有三个人,去放火嘛!”
江青还嘱托说:“亚丁的问题,请春桥同志到军委备个案。”
3月17日,陈亚丁秉承江青的意志,召集驻京文艺单位负责人开会,传达江青的所谓“指示”,鼓动他们回去放火,陈亚丁说:“江青同志指示叫我‘点火’,‘夺权’,‘管全军文化工作’……我不敢组织,不敢找部长们,因为阵线还不清,找错了门不好办,再说也不了解情况。我今天请同志们来就为一个目的:点火!”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三箭齐发(4)
陈亚丁再次强调说:“江青同志要我回到总政,就是要放火烧荒。今天叫你们来,就是叫你们回去放火!”
没过多久,总政点起火来了。
7月15日下午,江青急急忙忙把迟群、谢静宜召到钓鱼台办公室,兴高采烈地说:“总政批林批孔已经起来了,听说大字报贴满了大院。我派你们俩去看大字报,回来向我汇报。”
江青说:“总政是个阎王殿,问题很多,很复杂。你们要提高警惕,去了别叫人给打死了。为了保证你们的安全,我已告诉汪东兴,去总政这段时间内,给你们每人派一名警卫员。这样就好了,打死两个还能跑出两个,打死三个还能跑出一个报信的。”
迟群说:“他们门口卡的很严,地方的车子不好进去。”
江青立刻为他壮胆说:“怕什么?我告诉汪东兴同志给你们换上车牌子,都换上8341部队的牌子。第一次去时,我会通知他们,让人在门口接你们。”
迟群、谢静宜俩人悄悄到总政大院转了一圈,他俩感到问题太复杂,回来向江青报告说:“算了,别去了!”
对此,1980年8月14日,谢静宜交待说:“‘四人帮’为夺权,到处制造混乱,总政即是一例。”
江青为了放火烧荒,把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当作“试点”。1974年6月,江青提出要研究儒法军事斗争史,要六连马上拿出“经验”,并连续六次送去“女儿经”等材料要六连研究批判。
1975年初,江青派到六连的联络员组织几个战士,按照他们自己定的内容,给《解放军报》写了一封“批评信”。江青说她要把这封信“变成一把更加锋利的匕首”,揭开《解放军报》的阶级斗争的盖子。他们并且组织一个“试点”单位的少数人,专程到北京给《解放军报》贴大字报,说“军报内部路线不明,可能有坏人”,“在关键时刻和中央唱对台戏”。
1975年3月11日,江青竟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名义,强令《解放军报》停止编发自己的稿件,把《解放军报》变相停刊178天。
北京南郊紧靠京广线的窦店村,是北京军区某部八连的驻地。1974年1月底,江青下令把正在烧砖的十多个战士请到人民大会堂,要他们汇报部队基层批林批孔的情况。
八连一直忙生产,从来还没有接触过批林批孔问题。指导员只好根据自己平时看报和听到的情况汇报了一下。
江青听了不大满意,还说了几句鼓励的话。不料八连从此竟成了江青批林批孔的“点”。
这个“点”由“江办”直接指挥,连续派来教授、记者和报导组,在四个多月里竟在《解放军报》发了八连七个头版头条新闻。此外,还写了多篇的大批判文章和批判专版。这些全是常驻八连的写作班子,借用八连指战员名义炮制出笼的。
阴云笼罩着周恩来
江青集团为了巩固和扩大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得到的权势,借用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
据1980年5月31日王洪文交待,1974年元旦过后,江青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公然指责周恩来说:“毛主席提了几次批林批孔,总理不布置。”江青当场诬蔑总理说:“总理,你也有孔老二思想。”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日理万机。他既要对内排除江青一伙的干扰和破坏,又要花很大力量处理对外事务工作。
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审时度势,大力促进国际形势的新变化,1972年2月,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实现了中美关系缓和;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此外,并同许多国家建立起外交关系,推动了世界和平的发展。
对这些震撼世界的外交成就,江青虽也不得不承认周恩来的宏伟业绩,但她总是伺机挑唆,对周恩来进行迫害。
1973年11月10日下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第六次访问北京。他同毛泽东、周恩来就国际形势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里,谈到:“令人迷惑的现象是中国报界正在开展的‘批孔运动’,各种证据使我们倾向于认为运动是指向周恩来的。”在基辛格看来,“阴影笼罩着周恩来”,“这个人坐在火山口上”。
1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周恩来同基辛格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参加会谈的翻译王海容、唐闻生从机场送走基辛格以后,两人径直来到中南海游泳池。
这时,有人间毛泽东机要秘书张玉凤:昨天晚上周恩来来过没有?打过电话没有?当她得知周恩来事先没有向毛泽东报告会谈的具体内容时,她就边走边说,急匆匆地走进毛泽东的住处,向毛泽东汇报了周恩来和基辛格的会谈情况。
毛泽东听完汇报,对会谈中的一个问题有意见。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同美国会谈中有错误,是“温和派”。指示政治局应该批评总理。
江青四出活动,分别找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王海容、唐闻生等人,成立了所谓“帮助总理小组”。
江青恶毒地把这次“帮助”,称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这时,年高76岁的周恩来已身患癌症五年。他忍着病痛的折磨,仍日夜不息地坚持工作。为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为顾全大局,他在精神上肉体上经历着多么大的痛苦!
这时,“四人帮”控制的报刊,采取影射的写法,指桑骂槐,万炮齐发。
1974年第四期《红旗》杂志,在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孔丘其人》的文章中,假借描写孔子“71岁,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影射攻击周恩来。
《北京日报》刊登《从〈乡党〉看孔老二》一文,描写孔子“端起胳膊”,“他一听到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好车,动身就走。……孔老二这一套‘君君臣臣’的表演,真是丑态百出,令人作呕。”
对江青来说,是想通过“批周”,将周恩来一棍子打倒,实现她夺权当“女皇”的美梦。
但在毛泽东看来,“批周”这只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毛泽东赞同“批林批孔”,但不赞成公开“批周”。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三箭齐发(5)
毛泽东深知,周恩来这株大树不能倒。如果“批周”,周批倒了,谁来帮助他支撑国家的大局呢?
1973年12月9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会见以后,他同担任翻译的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和翻译唐闻生,谈起对周恩来的批评会议,说:“这次会开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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