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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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意见。”　　　　
　　　　十天以后，《文汇报情况》刊登了一篇上海工人座谈这篇文章的报导。说这篇文章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批到了群众头上，等等，一大堆罪名。　　　　
　　　　11月6日，文汇报的一篇评论说：“要反对刘少奇一类骗子所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过了几天，又有一篇文章说：“刘少奇一类骗子”一贯是右的，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　　　　
　　　　这时，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的“新精神”显然出于张、姚的授意。　　　　
　　　　11月28日，中联部和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中，根据周恩来的思想，提出外事工作中“主要是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在一些单位和地方还没有得到彻底批判和肃清”。周恩来30日批准同意了这个报告。　　　　
　　　　周恩来关于批判林彪主要是应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意见，以及他为清除“左”的影响在各条战线做出的努力，不仅是针对林彪的，而且也是针对江青一伙的。江青等人清楚知道，按周恩来的意见把批林批下去，批判的烈火不久就会烧到他们自己头上。因此，周恩来的意见刚提出，就遭到江青一伙的反抗。　　　　
　　　　12月1日，张春桥看到周恩来刚刚签署同意外事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马上写了批注意见，认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建议外事会议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张春桥提出，要把他的意见“送江青同志、总理再阅。”　　　　
　　　　第二天，江青马上做出积极响应，公开否定周恩来的正确意见。江青批阅道：“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她也提出“供总理参考”，向周恩来施加压力。　　　　
　　　　12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又一次对人民日报同志谈话。　　　　
　　　　姚文元说：“主席说，林彪在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在教育问题上是右的，林彪的理论与实践都是右的。”　　　　
　　　　张春桥说：“大乱是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乱是主席号召红卫兵造反。……当时乱有些损失，如铁路，没什么了不起。……停止党的组织生活，这是主席决定的，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革命刚刚过来，怎能忘掉？没有大乱，哪有大治？人民日报的同志要到工农群众中去，听听工农意见。到上海去听听，上海工人硬是敢提意见。”　　　　
　　　　张春桥说：“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最后投靠苏修是极右。”　　　　
　　　　毛泽东：要批右　　　　
　　　　王若水听了这些，怎么也不相信毛泽东会在当时那样的时刻，把反右作为重点。于是，他在1972年12月5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据他回忆，信中说，现在人民日报宣传上混乱，主要是批林方针问题，总理在8月1日说，批“左”还没有批透，但张春桥、姚文元在8月8日却说批“左”不要过头。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到底批“左”是没有批透呢，还是过了头？我认为周总理讲得是对的，周总理虽然指的是几个单位的运动，但我认为也适用报纸宣传。　　　　
　　　　王若水信中反映的意见，同张春桥、姚文元的意见，针锋相对，尖锐对立。　　　　
　　　　毛泽东看了王若水的信以后，12月17日，对张春桥、姚文元说：　　　　
　　　　“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　　　　
　　　　“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风暴中的劲松（5）

　　　　“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头。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毛泽东没有从林彪事件中吸取教训，没有完全清醒过来。他仍然迷醉于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他担心经过批判“左”倾思潮，会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因之，当周恩来等一批领导干部同江青集团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发生尖锐对立的时候，毛泽东又错误地支持肯定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意见，从根本上否定了周恩来批极“左”思潮的正确意见，以致做出只许批极右，不许批极“左”的错误决断，迫使周恩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停顿下来。　　　　
　　　　1972年12月19日8时半，人民日报社的王若水、鲁瑛、吴冷西和军宣队负责人，应召到了人民大会堂的江西厅。　　　　
　　　　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从隔壁房间走出来了。看样子是他们刚刚商量完毕。握手时，周恩来从容而又亲切，江、张、姚却面带愠色。　　　　
　　　　周恩来作为主持人，第一个讲话。他面朝王若水说：“收到你的信，主席批给我们办，还有陈浚的、理论部的，都联系到你所提的问题，就是‘左’和右的问题。”　　　　
　　　　周恩来接下去讲：王若水听到8月1日我的讲话。我讲极左思潮要批透，是指外交政策，还有工作上的一些问题，不是讲林彪的整个路线，林彪叛党叛国，那是极右了。中央报刊上曾经指出过极左思潮，《红旗》11期也提过，但是我们没有定性为。左”。至于表现形式，也有形“左”实右。说林彪是“左”，在原则上是错误的。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的同志。当然群众有极左思潮，他来利用，到后期就右得很。党报和党刊应该一致。……中央有一定的责任，如有些地方说批林是批林彪的极“左”思潮，这就批错了，批到群众头上了……　　　　
　　　　周恩来讲了至少一个钟头。他还说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的同志，这是主动承担了责任。　　　　
　　　　江青放炮　　　　
　　　　周恩来讲完之后，接着江青讲话。她一开口，就放炮了。她说：“你组织的这篇文章的矛头是对着群众。……这不是对着林彪，对着群众！……我有一个感觉，这封信不管动机如何，客观上对中央起着挑拨作用，我看了以后很不高兴。拿着总理在某一场合某一个问题上的话来利用。林彪的路线，右到叛国了。至于他在某一个时间、某些事情上，利用极‘左’思潮，实质上也是极右。你这封信，好像春桥、文元和总理闹别扭，我认为过分了……”　　　　
　　　　江青讲完，张春桥接着讲，语调很严厉：“怎么能设想工农兵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呢？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意见大了，觉得受了侮辱。我为了维护党中央机关报的威信，一句话都不敢说。一方面说，无政府主义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一方面怎能说群众搞无政府主义？我说非要反面教员教育不成。叫敌人抓住了！怎么能说千千万万工农群众是无政府主义？怎么能说他们是林彪的反革命的工具？这是极右思想！”　　　　
　　　　姚文元把身子埋在沙发里，一只脚跷得高高的，显出一副胜利者得意神情，并不时在别人讲话的空隙中插上自己的一段话。　　　　
　　　　张春桥说：“说批精神万能论值得研究。我是当作一个问题提出来的。还有唯意志论，是苏联骂我们的，我们为什么用这个词？空头政治也值得研究，‘571’工程是反革命政治嘛！怎么概括，值得研究。我在政治局也提过。王若水同志的信，引了我的一些话，好像我反对批‘左’。其实那些话也不完全是我的意思。”　　　　
　　　　姚文元接着说：“主席说的，旧的心理学分知、情、意，其实是一个东西。我觉得主席庐山会议上讲的唯心论先验论，最能抓住问题的本质。苏修骂我们唯意志论，为何要用敌人的语言？主席还说，坐在这里讲话，难道我们只有思想，没有意志感情？”　　　　
　　　　王若水回忆说：“我以为我是批张、姚和文汇报，实际上是批到谁的头上去了呢？我感到闯了大祸了，自己倒霉是小事，还连累了总理。张、姚早就知道了毛泽东的意图，而周恩来看来事先不知道。这就是张、姚把事‘隋弄得如此神秘的缘故。”　　　　
　　　　这次会议，从19日晚8点半开始，到凌晨二时结束，足足开了五个半钟头。　　　　
　　　　会上，张春桥还说，要解决人民日报内反张春桥、姚文元及代理人鲁瑛的所谓“一股邪气，一股力量”问题。　　　　
　　　　这次会议“端正”了人民日报的斗争大方向：不批林，“批一股邪气”。　　　　
　　　　接着，一场暴风雨刮向人民日报社了。编辑部一大批同志陆续受到批判和斗争。这场“批邪”的运动，其时间之长，声势之大，超过报社历史上任何一次批判运动。　　　　
　　　　江青反革命集团通过人民日报内部“批邪”，建立了忠于他们的领导班子，牢牢掌握了宣传大权，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人民日报内部开展的批“右倾回潮”，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保驾邓小平出山　　　　
　　　　被邓小平称为“兄长”的周恩来，两人自1920年11月去法国勤工俭学以来，一直保持着深厚的战友之情。“文革”风暴中，周恩来多方面支持、保护邓小平。　　　　
　　　　1969年10月下旬，当邓小平下放江西监督劳动之前，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委会叮咛说：要多帮助，要有人照顾他们。　　　　
　　　　10月26日，邓小平夫妇和母亲三人，被安排住进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原福州军区南昌陆军步兵学校的一栋两层小楼里，度过三年多被监督劳动的谪居生活。　　　　
　　　　1973年2月22日，邓小平回到北京。身患重病的周恩来立即将这消息报告给毛泽东。在毛泽东批复“同意”后，周恩来立即批告汪东兴，将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的文件及其附件送给邓小平本人阅看。　　　　
　　　　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汪东兴特地向邓小平通报他遵照周恩来嘱托送交有关文件的情况。　　　　
　　　　不久，邓颖超受周恩来委托，前来看望邓小平夫妇。这是相别七年之后的第一次见面。邓大姐向邓小平夫妇通报了周恩相别七年之后的第一次见面。邓大姐向邓小平夫妇通报了周恩来患癌症的情况。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风暴中的劲松（6）

　　　　3月28日晚，周恩来、李先念和江青一块约见邓小平。这是邓小平恢复职务后第一次正式的工作谈话。　　　　
　　　　3月29日，毛泽东在住处的书房里召开政治局会议。会前，周恩来约邓小平先到毛泽东那里。这是1966年9月之后，相隔七年多，邓小平再次见到毛泽东。这次会后，邓小平正式恢复了在国务院担任的副总理的工作。　　　　
　　　　十个月过去了。1973年12月18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的讲话。政治局会议赞成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这表明，毛泽东希望邓小平在周恩来不能工作时，能接替周恩来的工作。　　　　
　　　　周恩来对邓小平寄予厚望。1975年1月，四届人大之后，邓小平由毛泽东确定，担任党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集党政军要职于一身，领导全国开始了全面整顿……　　　　
　　　　“我少活十年”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常连续工作十七八甚至二十多个小时不能休息，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他曾感慨地对医生说：“文化大革命，要让我少活十年。”　　　　
　　　　1998年2月25日，在拥挤的人群中，笔者参观中国历史博物馆周恩来诞辰100周年展览。特别令人感动的是陈列柜里记录周恩来工作活动的几页台历。从台历记载里，读者可以深切理解周恩来为什么会说“少活十年”。　　　　
　　　　现把台历记载事项照录如下：　　　　
　　　　1967年1月4日：　　　　
　　　　上午十一时，周荣鑫来谈话　　　　
　　　　中午十二时，接见文艺、体育、新闻、学生代表（工人体育场）　　　　
　　　　下午一时三刻接见从武汉来学生　　　　
　　　　下午二时半约中央文革小组、军队文革小组、中央少数民族同志研究会成立　　　　
　　　　下午四时半接见高等院校同学代表（东会议室）　　　　
　　　　1967年1月5日：　　　　
　　　　下午三时参加全国在京工人造反派誓师大会　　　　
　　　　下午四时半，陈总（陈毅）来谈　　　　
　　　　下午五时约汪东兴、童小鹏来谈问题（笔者注：据童小鹏回忆，当时周恩来交办的一件重要事情，是让住中南海内国务院宿舍楼的部长、副部长钱之光、钱正英、王铮、黄树则、陈正人等，利用在里面“写检讨”，有一个休息的机会）。　　　　
　　　　下午五时半秘书局见机要员　　　　
　　　　下午六时汪、童继续来谈　　　　
　　　　下午八时文革小组开会　　　　
　　　　晚十一时见体育学院11名同学　　　　
　　　　1967年1月7日：　　　　
　　　　下午二时约谭震林、许家屯、许川庆谈话　　　　
　　　　下午三时三刻约南京学生谈　　　　
　　　　下午五时约李先念、谭震林同志谈问题　　　　
　　　　下午七时应主席处开会　　　　
　　　　下午九时半接见七机部两派代表　　　　
　　　　晚十二时接见矿业学院两派学生　　　　
　　　　晨一时接见冲中南海各部的学生、工人　　　　
　　　　晨四时继续接见七机部9·15、9·16两派　　　　
　　　　晨六时接见南京大学同学和许家屯同志　　　　
　　　　1967年1月8日：　　　　
　　　　下午三时约刘西尧、李先念、刘建勋、王进喜　　　　
　　　　下午四时出席石油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工人体育馆）　　　　
　　　　晨六时见外交部机要局造反联络站干部　　　　
　　　　晨三时四十分接见外事系统代表（造反派）　　　　
　　　　晨八时哈尔滨红色造反团　　　　
　　　　1967年1月9日：　　　　
　　　　下午四时半，见贺总（贺龙）　　　　
　　　　下午五时半，先念同志来谈问题　　　　
　　　　下午六时半，见各地政治干部（人大会堂）　　　　
　　　　晚十一时见体院6个同学　　　　
　　　　晨一时同先念同志谈话，同昆明打电话　　　　
　　　　晨三时见铁道部联络站和北京部分代表　　　　
　　　　晨六时半见全体服务员35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