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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百家到一家 -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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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化前为兵营，成化元年（1465），长沙太守钱澍赎回修葺，仍复祀贾谊，李东阳《汉长沙王太傅贾公祠记》详其事。万历八年（1580），兵备道李天植于祠内增祀屈原，又有屈贾祠之名。清康熙、乾隆两度重修，嘉庆间，巡抚左辅再修贾祠。光绪元年（1875），粮道夏献云、巡抚王文韶择地另建屈祠，此处仍为贾祠，同时大兴土木，在贾祠后增建清湘别墅、怀忠书屋、古雅楼、大观楼等，又叠石造池构成一典雅园林建筑群。惜1938年毁于长沙大火，已荡然无存。
今贾谊祠为长沙大火后复建，仅陋室一间，建筑面积56平方米，坐东向西，砖木结构，青砖墙，小青瓦硬山顶，室内东向砖墙设龛，额题“太傅殿”，龛内供木雕描金贾谊坐像一尊，1971年像被盗，至今下落不明。贾谊祠前，太傅里小街的一侧有两眼水井，其口敛腹阔，状如壶，传为贾谊所掘，因杜甫有“长怀井依然”之绝句，后人又称此井为“长怀井”。另外，原秋风亭内置一独脚石床，亦传为贾谊所用，但此物早失。贾谊祠有“长沙最古的古迹”之誉，常年到此寻幽访古者不少。1988年7月，配合基建工程，长沙市文物考古部门发现贾谊祠遗迹和有关碑文数通，为确定贾谊故宅提供了科学依据，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关注，修复贾谊祠、建设贾谊馆的规划正在组织实施中。
第二节 外儒内法（3）
董仲舒
——公羊大师，汉代孔子
人物介绍：
董仲舒（前179—前104年），广川（今河北景县西南）人，汉代政治家，思想家。
学派：
汉代儒学代表人物。
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影响长达2000年。他又以研究孔子《春秋公羊传》而扬名，被誉为“公羊大师”，“汉代孔子”。
生平：
董仲舒出生于公元前179年，董仲舒的老家——广川，东南两面，邻近齐鲁，北靠燕代，西界三晋。自古齐鲁多儒生，燕国出方士，三晋产法家，仲舒自幼便在多种文化熏陶中成长，这对他后来形成多内涵的思想体系产生了影响。
董仲舒自幼就异常勤奋，数十年为一日，专心于学习。传说他读起书来常常废寝忘食，其父董太公看着十分心疼。为了让他能够停下来歇歇，他决定在后宅修筑一个花园，让董仲舒能有机会去花园散散心歇歇脑子。
第一年，董太公一边派人去南方学习考察花园的建筑，一边准备砖瓦木料。头一年动工，园里阳光明媚，绿草如茵，鸟语花香，蜂飞蝶舞。姐姐多次邀请董仲舒去园里玩，但他手捧竹简，只是摇摇头，然后继续看竹简，学习孔子的《春秋》，背先生布置的诗经。
第二年，小花园建起了假山。邻居、亲戚的孩子纷纷爬到假山上玩。小伙伴叫他，他动也不动低着头，在竹简上研究诗文，头也顾不上抬一抬。
第三年，后花园建成了。亲戚朋友都携儿带女前来参观，都夸董家花园建得精致。父母叫董仲舒去玩，他只是点点头，仍低头学习。中秋晚上，董仲舒全家在花园中边吃月饼边赏月，可就是不见董仲舒踪影。原来他趁家人赏月之机，又找先生研讨诗文去了。
这就是“三年不窥园”典故的由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董仲舒学通五经，义兼百家，且善于议论，善为文章，此外，他还博闻多识，知道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他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优雅的言谈举止，言中规，行中伦，智能全面，品学皆优，四方学者都尊他为师。许多人听说了他的学问都慕名来到他的家乡广川，拜他为师，在他门下学习。这一切使董仲舒获得了“汉代孔子”的美誉。
董仲舒于是“下帷讲诵”，传道授业，今河北景县尚有“董仲舒下帷处”遗迹。弟子太多，无法一一亲传面授，便叫门下高足代劳。史书上说，董仲舒讲学，在讲堂里挂上一幅帷帘，他在里面讲，弟子在帘外听，只有资质优异，学问不错的弟子才能够登堂入室，得到他的亲自传授。其余弟子按照入学的先后和学习的深浅程度，在门下转相传授。因此有的学生慕名而来，师从一场，连见上董仲舒一面的愿望也没实现。可见他声誉之高，气派之盛！
有“博学君子”、“汉代孔子”之美誉的董仲舒在西汉景帝时担任博士官，在朝廷从事文化教育工作。武帝时诏举贤良文学之士以备咨询问对，董仲舒的三篇对策写得十分精彩，列群儒之首，充分展示了他卓越的政治才华和高深的学术造诣，颇得汉武帝的赞赏，董仲舒提出的三篇对策都被武帝采纳，成为汉代治国安邦的三大文教政策，颁行全国。
汉武帝虽赏识董仲舒之才，却并未重用董仲舒其人，三大文教政策出台之后，汉武帝只委派他做了江都王刘非和胶东王刘端的国相，董仲舒在政治上也与孔孟一样不得志。汉朝自吴楚七国之乱后，诸侯王一直是被打击、被削弱的对象，又实行“左官法”，歧视在侯国为官的人。诸侯国相，虽是中央署置，但也不及朝官备受亲近。董仲舒以一代鸿儒、景帝朝的博士，论才力，论资历，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用。
但是董仲舒还是不远千里地去了。江都王国在今天的扬州，南临大江，北近淮河，傍带干沟（古运河），东望于海，颇得水陆鱼盐之利，水陆交通极为方便。其地原为吴王刘濞所有，刘濞曾因之以兴叛乱。易王刘非是景帝之子，武帝的同父异母兄弟。景帝时初封汝南王，吴楚七国乱时，佐军有功，改封江都王。其人有才气，好勇力，广治宫室，素来骄奢。迁居东南大邦后，又广招四方豪杰，常有非分之想。作为一个中央派来的诸侯相，董仲舒既要维护中央王朝的利益，又不能开罪于自己的主子，实是左右为难，进退维谷。
但他正心正己，威重自生，又“以礼义匡正，王敬重焉”。当时易王意高气盛，对董仲舒说：越王勾践依靠文种、泄庸、范蠡之谋，灭掉了不可一世的吴王夫差，三子称得上“吴之三仁”。并说：“（齐）桓公决疑于管仲，吾将决疑于君。”齐桓、越王皆春秋二霸，易王的意思是想重用董仲舒来谋取东南霸业。董仲舒却委婉地规劝易王提倡仁义，反对诈力，暗示其霸不可称、中央不可违。
董仲舒时刻以“兼善天下”为己任，在江都兴礼乐，致教化，调阴阳，所作所为，一切都以利民安邦为本，经他治理的江都，是武帝初年屈指可数的几个以教化治世而又颇有成就的二千石之一。由于年代久远，董仲舒在江都的事迹已不可详考，现在记载较多的是祈雨止雨的事。
后来匈奴进犯，易王刘非主动请战抗击匈奴，而当时汉武帝实行的是居国食税，不复治民的政策，以免诸侯王形成实力后与中央抗衡。刘非请战想要据兵耀武，让汉武帝很恼火。汉武帝不仅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反而连累董仲舒丢官降职，被贬为中大夫。
董仲舒回朝后结合在诸侯国做官的经历以及自己的所见所闻，感到诸侯国桀骜不驯，是破坏“大一统”的最大潜在威胁。于是他起草了一份揭露诸侯王骄奢跋扈，预言朝廷如果不治理，将会有灾异的文书，准备上呈给汉武帝。
但他当时只是写了草稿，还没来得及修改，以告发人隐私著称的酷吏主父偃就来拜访他了。主父偃看到这份草稿，就偷偷带走了，后来经他一番歪曲注解，认为是讥讽汉武帝，并上奏给汉武帝。武帝把这份书稿交给儒生们讨论，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道是自己老师的手稿，认为这书稿会迷惑百姓，汉武帝听后下令将董仲舒逮捕法办，“罪至不道”，按律当死。幸好汉武帝爱惜他的才华，逮捕他不久后又下诏赦免他的罪行，让他仍然担任中大夫的职位。
第二节 外儒内法（4）
董仲舒虚惊一场，总算有惊无险，但是死的恐惧让他再也不敢随便地预言什么灾异的事情了。然而几年之后，胶西于王、赵敬肃王、常山宪王都多次触犯刑法，滥行淫威，甚至杀人全家，毒死朝廷派去的二千石长官；淮南王、衡山王竟然谋反，胶东王和江都王都知道这事，还私下打造兵器，准备起兵响应。事发之后，汉武帝想起当初董仲舒的忠言，于是选派他的弟子吕步舒持尚方宝剑处理淮南王案件。那件事情发生在董仲舒预言灾异后的第七年，可见他当时预告的准确性。
董仲舒的主要研究是《春秋公羊传》，而当时的丞相公孙弘正好也是学习《公羊传》的，与他是学友。史说汉武帝曾令董仲舒与瑕丘江公辩论《公羊》、《谷梁》两种学说哪一种更好。董仲舒善于论文，文笔又很好，而江公口才不行。加上当时公孙弘为丞相，在整理辩论稿时，袒护董仲舒，使公羊学大获全胜。汉武帝于是更器重公羊学家，还诏告天下让太子学习《公羊》。从此公羊学在汉代获得了独尊的地位。
由于公孙弘的缘故，董仲舒又做了西胶王刘端的丞相。刘端，也是武帝的同父异母兄弟。其为人行为怪僻，阴狠险毒。如做他的相国，要是奉朝令行事，他就暗中寻找过失加以陷害，甚至毒死对方；要是与他同流合污，又难逃朝廷的惩罚。因而没人敢去做他的相国，董仲舒去了之后害怕日久惹祸，便在公元前121年托病弃官回家。
据说他回家后不过问家里的事情，只是潜心著书立说，授徒讲学。朝廷有大事皇帝还下诏向他垂询，甚至有的刑事案件也派使者和延尉张汤前往董宅询问他的意见。董仲舒引经据典，一一作答，皆有条理，共断决大案要案232件，后人编为《春秋董仲舒决狱》一书，成为汉晋之间司法断案参考的经典文献。
公元前104年，董仲舒因为年老，寿终于家。他死后葬于京师长安西郊，有一次汉武帝路过其墓地，为了表达对这位具有卓越才华且忠心耿耿的老臣的敬意，特地下马步行，自此以后文士路过此地“莫不下马”，董仲舒的墓地由此又称“下马陵”。
董仲舒一生从教数十年，通过授徒讲学为汉王朝培养了大批人才。在其弟子中，既有叱咤于汉代政治舞台的卿相大夫，如官至梁相的“兰陵褚大”、官至长史的“温吕步舒”，也有见于文坛的学者教育家，如被称为“守学不失师法”的赢公。赢公一边从政一边讲学，曾授徒东海孟卿和鲁眭孟，使二者成为当世名儒，而孟卿再传董学于戴德、戴圣叔侄二人，成就《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直接影响作用于西汉及其以后的官学、私学和科举。鲁眭孟授徒颜安乐和严彭祖，使二者成为知名学者，所以说董仲舒无愧于“汉代孔子”的盛名。
董仲舒的思想：
董仲舒的思想博大精深，体系庞大，内涵丰富，对后世影响极大。他的主要思想可以概括为这些方面：
“天”的学说。在董仲舒哲学体系中，“天”是最高的哲学概念，主要指神灵之天，是有意志、知觉，能主宰人世命运的人格神。董仲舒把道德属性赋予天，使其神秘化、伦理化。同时，董仲舒吸收阴阳五行思想，建立了一个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宇宙图式。董仲舒还给天体加上了道德的属性，自然现象成为神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甚至日月星辰、雨露风霜也成了天的情感和意识的体现。
天人感应说。董仲舒天人感应说有两个要点：一是神学的灾异谴告说，被认为是天对君。二是“天人同类”、“天人相副”说。上述两点往往交错或一道出现。天人感应说牵强附会，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有碍人们正确地认识自然和社会。他宣扬这一学说，也包含着限制君权、维护封建地主阶级长远利益的目的。
人性论。在天人感应的基础上，董仲舒提出了他的人性理论。他认为人是宇宙的缩影，是天的副本。人的性情禀受于天。他还指出，人与禽兽不同，具有先天的善质，但这种善质是潜在的，要经过教育才能转化为人道之善。董仲舒将性划分为“三品”，认为“圣人之性”是善性，“斗筲之性”是下愚者，都不可以名性。只有“中民之性”才可以名性。他认为被统治者的大多数属于“中民之性”，需要统治者加强道德教育。
董仲舒的伦理学说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进行了理论概括和神学改造，他认为道德是“天意”、“天志”的表现。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出发，并明确指出人性包括“性”与“情”两个方面。他认为，性表现于外则为仁，可以产生善；情表现于外则为贪，可以产生恶。因此，必须以性控制情，“损其欲以辍其情以应天”。董仲舒继承了先秦时期孔子、孟子的义利观，提出“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的主张，强调义重于利。在志与功的关系上，他强调志，主张“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认为动机（志）不善就可以惩罚，不必等到酿成事实。
董仲舒的历史观和社会政治思想认为，历史是按照赤黑白三统不断循环的。每一新王受命，必须根据赤黑白三统，改正朔，易服色，这叫新王必改制，但是封建社会的根本原则，是不能改变的。“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这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以后成为封建社会纲常名教万古不灭的僵死教条，起了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董仲舒生活的时代，土地兼并日趋严重，针对这些情况，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废除盐铁官营等措施。主张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节约民力，保证农时，使土地和劳动力有比较稳定的结合，以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巩固大一统的封建国家。这些建议和主张在当时有进步意义。董仲舒把儒学神学化，为当时封建制度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根据。因而被尊为群儒之首，成为汉代和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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