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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风云亲历记-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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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第50节：章大使的伙伴们（3）
大使馆作为国家在驻在国的窗口和前沿，需要经常了解并提供驻在国的情况，加以分析并提出看法，供国内参考。章文晋任职期间，非常重视研究美国的情况。
每天清晨上班以前，他都首先阅读大量报纸（美国的报纸又何其多！），以后他实在忙不过来时，对一些特别重要评论文章，只好请当时的二等秘书杨洁（后任驻美大使馆公使）先看。在吃早饭的时候，让杨秘书向他汇报当天的重要评论文章内容，并提出哪篇文章可看或必需看。杨洁夫妇是和我们同住在大使官邸的惟一一对外交官夫妇。那时杨洁还不满30岁，英文很好，工作勤奋、能干，头脑清晰。他们夫妇二人对大使很尊重，也给大使很多具体帮助。从年龄上看，他们像父子两代人，却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因为文晋很重视研究美国情况，那时又有几位专家如张再、侯志通、赵锡欣、林植英等人，所以哪怕工作极繁忙，每周也要抽出一两个半天来沟通思想、交流情况。文晋是很能听取不同意见的领导，当然有时也很固执。我记得有一次，一秘以上外交官开会讨论美国情况，在对中美关系发展前景进行讨论时，大家的意见稍有分歧，具体在分析里根总统的思想上，有不少人认为里根是坚决反共的，所以发展两国关系的前景不乐观。我当时的想法也倾向于不能做过于乐观的估计。
最后，文晋作了较全面的发言，使我觉得很有说服力，在我的日记中留下了简要的记录。文晋主要谈到：对里根的看法，首先要着眼于他是美国总统，不能以他个人的好恶作出决策；当时美国内外形势，迫使里根对中美关系不能不予以重视，因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逐渐占有重要的位置，在中、美、苏大三角中举足轻重，美国与苏联抗衡需要借助中国。其次，中国是大国，目前虽不易大幅度打开贸易市场，但前景好，潜力大。第三，与中国改善关系有利于稳定亚太地区局势，使美国在欧洲、中东等地与苏联争霸中没有后顾之忧。发展两国关系最主要的障碍是台湾问题。因此在外交活动中，要主线明确，斗争中要分清主次；对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要抓紧，要为发展两国关系排除障碍，避免恶化；处理具体问题时尽量争取通过磋商加以解决，不轻易把话说绝。目前两国关系处于不冷不热、不好不坏的状态，我们要改变这种状态就需多做工作，多宣传我们的方针政策，争取更多的人理解；无论官方或民间，也无论学术界或工商界，我们都要做工作。文晋还提议：“外交官，尤其是大使、参赞，只要有人邀请，都应该走出去，不仅交朋友，还可以发表讲演，接受采访和提问，这样才能收到更为广泛的效果。在这方面虽非我之所长，但也会带头去做。”后来我们根据这次发言，再加上大家的补充意见，写成了半年来对美形势的情况汇报，提供给外交部参考。
文晋那一番话不仅使大家悦服，而且鼓动起了大家的工作热情和信心，大家都行动起来。据后来我们不完全的统计，自1983年8月起，不到一年时间，我们使馆的高级外交官在美国65个大小城市曾作讲演106次。文晋的讲演有两次我记得比较清楚：一次是1983年9月1日，他应邀在加州联邦俱乐部作题为《亚洲和中美关系》的讲演。此次距他在纽约美中关系委员会发表初次讲演不到半年。这次他神态轻松，内心激动，拿着预备好的讲稿却没有念，是根据内容即席发挥的。他以发自内心的真诚来阐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认为两国发展友好关系不仅是亚洲、同时也是世界和平与稳定发展的极端重要的因素。文晋言词恳切、用语准确，赢得听众阵阵掌声，我听着也很受感动。另一次是1983年11月18日，文晋在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所发表讲演。他说，他高兴地看到了近几个月来中美关系的有所改善，他对发展前景抱乐观态度；同时又坚定指出，“台湾问题”是妨害两国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他抨击美国政府向台湾出售武器和通过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文晋立场严正而又用语得当，我看到在场的专家们也露出信服的神态而频频点头。这两次讲演是在中美关系可能有转变的关键时刻发表的，听众又多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上层人士。好像到了此时，我才惊喜地确认文晋真是一位成熟的、富有学识与才华的外交官。
第四部分第51节：我们在美国的穿着（1）
服装，反映着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物质文明、民族特色，也体现每个人的素养和性仔细讲来这应该是一种专门学问。记得沈从文先生曾写过一本《中国历代服饰研究》，洋洋数十万言，可见中国数千年来对于服饰还是挺有讲究的。在旧社会，贵族与平民、劳动者与非劳动者、贫与富的穿着打扮是有明显区别的。在建国初期至五六十年代，穿衣曾经是一个争议不休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两三年来，中国人民对衣着打扮逐渐讲究了，这说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也反映出国家和人民的新风貌。我甚至感到，现在走在城市的大街上，多数人的服装已经和某些发达国家相差不太大了，真是穿什么的都有。那么，中国驻在外国的工作人员、外交官及夫人、贸易代表等，他们在国外穿什么衣服呢？外国人在各种社交活动中又是怎么穿戴的呢？
有两次笑话我记得非常清楚。
1972年初，我率中国新闻代表团到欧洲访问，全团共有6人，只有我一人是女性，6个人一律穿着深颜色的毛式服装，头发都剪得短短的。我们大概是“文革”中第一批出访欧洲的较正式代表团，因此接待我们的国家都相当重视。我们到达瑞士机场时，瑞士政府新闻司司长来接我们，当然他有我们的名单，上面也注明了性别。当我们走下舷梯的时候，看见那位新闻司司长，手拿一束鲜花，按照礼仪，鲜花是送给妇女的，但我和另一位男士并排走下来，看到他一脸困惑，他在想到底哪位是女性呢？还是那位男士把我往前一推，我先向他打招呼问好，异性的声音总有点不同，这时他才喜笑颜开，赶快把鲜花送到我的手中。
那天晚宴又出了另一次笑话。饭前，我到洗手间整理衣衫，正要进门，却被那位看门的老太太给挡住了，硬是不让我进去，手指着门口的牌子（女厕所）直摇头。她不懂英语，我没法向她解释我是女性，实在没办法，我只打开衣领让她看个清楚，证明我确实是女性，这才让我进去了。
“文革”前后20年，中国人穿的衣服男女不分，外国记者为此做了不少文章，认为这是中国一大奇观。
1973年，外交部派章文晋和我到我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工作，我既是政务参赞又是大使夫人。我没有忘记在瑞士的情景，想到老穿一套毛式服装不太合适。倘若作为参赞去办交涉、谈问题，那倒也没有什么，可是作为大使夫人参加晚宴，还是那套衣服，未免不相称。于是我做了几件中国传统的镶边盘扣的短上衣，虽然仍穿裤子，但和男的不一样了，而且多少添了点色彩。本来在“文革”以前，外交部女性出国做夫人或兼外交官都是穿裙子或旗袍的，那时是学苏联体制，外交人员的薪金比国内高得多，可以做许多漂亮衣服。但到“文革”开始时，造反派搞了个“九九展览会”，把出国的一些女同志，都批斗成资产阶级臭老婆，使得女同志们闻风丧胆。派驻国外人员的工资改革后，当大使的和工勤人员津贴费都相差不大，这样才使得在国外工作的女性们，服饰变成不男不女的了。我到加拿大的第二年，就开始穿西装套裙，当然那也是非常古板过时的样式了。加拿大的社交场合与美国相似，也比较讲究，可我不敢出格。反正那时候在国外的工作不要求有多大开展，但求无过就是了。
随章文晋去美国赴任是做专职大使夫人，我还真没有当过专职夫人，但既然决定同去，也要做得好。要做好，恐怕也有点儿学问。一般说来，出国前的准备是相当全面的：要了解两国关系，要了解我们国内各方面的情况，要熟悉政策方针，这是主要的；还要了解一些驻在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对驻在国人民的风俗习惯、喜好和禁忌也必须知道。行前的置装（办齐四季所需的各种衣服）最伤脑筋了，我想了一条原则：不失体面又恰如其分。因为大使夫妇的言谈举止，包括穿衣打扮，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自己国家的水平和精神面貌。
有一天，我和文晋一起去看邓颖超大姐，告诉她我们将要去美国工作。其实，她早已知道了。提起穿衣服，邓大姐问我有没有皮大衣，我说去加拿大时已经做了一件。她像是早已准备好了，让赵秘书拿出一件皮大衣来，送到我手上，并说这是俄国紫羔皮的，很名贵，还是建国初期周恩来总理第一次去莫斯科时，斯大林送给总理的，回国后总理又送给她。现在她送给我，并深情地说，这是她惟一可送给我的也是最好的纪念品了。邓大姐让我改做一下，把毛皮翻在外边，这样显得华丽好看些。当时，我十分感动。接着她又对我说：“你过去长期在蒋管区工作，应该知道，入乡随俗是很重要的事，否则难以广交朋友、开展工作。现在改革开放了，不应该有不必要的顾虑。”回到家再仔细想想邓大姐的话，我思想上顿时开阔了。
第四部分第52节：我们在美国的穿着（2）
我做的外穿衣服，除了两套毛料西服套装，其他的包括长短旗袍、衬衣、长短外套、连衣裙，全部是国产真丝面料，因为中国丝绸是世界闻名的，穿得好还能起到宣传作用。各种衣服的样式，尽可能做到有民族特色，而不追求新潮，颜色与花式以庄重、淡雅为主。旗袍被认为是中国妇女的主要民族服装，但样式可以有所变化，做工也很有讲究，如镶边、嵌边、花边，等等，盘扣也各式各样；长短外套用织锦缎来做，加上盘扣就更有特色了；长裙并非外来服式，中国唐代妇女就穿长裙，以丝绒做长裙、真丝双绉做连衣裙，效果都很好。到美国以后，很快我就了解到，美国上层人士，尤其是妇女，穿衣服是比较讲究的。在那样的国家，虽不能说是只看衣装不看人，但先看衣装再看人却一点儿也不假。上层妇女很少穿同样的衣服，早、午、晚的衣服样式也不同。在美国去逛大商店，那也分等，高档商店里的衣服绝无同样的，也可以说美国人喜欢标新立异吧，中低档商店就不一样了。美国上层妇女的眼光特别尖锐，如果你穿上一件在美国买的衣服，她们一看就会知道是在哪种等级的商店买的，大概值多少钱。所以在美国的时候，我从来都穿中国带去的服装。
记得1984年里根总统竞选连任，有一个大公司曾专门为做出席里根总统当选庆祝晚宴的礼服，搞了一次服装展示会。出于好奇，我也去看了。我们在非常舒适的茶座里喝咖啡，大概是一位服装部总经理出面接待。他介绍说，这次展示会的特点是：所有定制的服装，一定在庆祝晚宴前两三天做好，送至府上；对于每位女士，虽然大家可能选择同一个模特身上穿的相同样式，但你得到衣服，绝不会与别的女士相同；每套晚礼服的价格为7500美元，倘若需要装饰钻石，价钱另议。
由此可见少数美国贵夫人生活的奢侈，但人们在平时郊游或共进午餐时，都穿得随便些。出席晚宴的衣着则视不同情况而定，一般晚宴或重要晚宴，妇女多数也是穿着长裙。爱穿那种真正新潮服装的，多是明星、歌星或年轻人，官员或使节夫人穿得还是比较庄重的。有人说，在西方国家，年岁越大的人穿得越花哨，我觉得也不完全是这样，只是妇女们穿衣服不大受年龄的限制。比如七八十岁的妇女，爱穿大红颜色的不少，或者穿得比较鲜艳，她们认为穿鲜艳明亮的服装，可以显得富有朝气。她们总不服老，也不愿听别人说她们老，这和我国很不相同。
我国50岁以上的妇女就只愿穿蓝、黑、灰颜色的服装，其实大可不必。在美国的时候，我也没有见过“中老年服装”这种提法，他们只有大、加肥或特型的服装商店，而无年龄的区别。这种观念我倒认为是很好的，年龄与服装不该有什么明确的界限，根据自己的体型、肤色选择得和谐得体就好。
当外交官夫人，对于丈夫的穿着也要多关心些，他们更需要体面。我国有些外交官包括个别大使，有时不修边幅，比如衬衣领不熨平，下摆没有塞进西装裤，使西装上衣都遮不住；尤其在夏天，有时穿着港衫及一件外套就去参加正式场合的活动等，这是相当没礼貌的。男士的穿着，西装外衣要合体，裤线要清楚，更应注意衬衣和领带，还有皮鞋要干净。在美国时，我每天为文晋熨衬衣，衣领和袖口必须平整，领带常换，和谐或对比度都好看。
文晋日常生活非常简朴，衣食都很简单，只有在美国当大使期间，他比较讲究。
西服的料子、颜色和做工，在国内都尽可能找最好的，衬衣有时一天换两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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