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风云亲历记-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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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骨干分子都是30至40年代的人，其中一小撮是国民党特务分子、叛徒。而青年人不会演戏，演得很生硬，现在剧团的人比过去在亭子间时阔气多了，不愿深入工农兵。第二个方面关于是不是要修改中外话剧的问题。这得有修改基础，如豫剧《朝阳沟》是写中间人物的戏，作者没有什么问题，他愿意自己改，现在已经在改了。话剧《杜鹃山》原来是上海演的话剧，后来改成京戏。现在话剧作者又在修改。我听说有些话剧正在创作，我还提倡创作新的话剧。所以话剧的前途应该是好的，现在是个领导问题，都是叛徒特务，打倒了。我是提倡先写成话剧，然后改成京剧、舞剧。或者先写成小说，如老的京剧就是从《水浒》、《三国》、《西游记》取材的。在文化大革命前几年，我虽努力帮助他们改过许多话剧，比如《霓虹灯下的哨兵》、《雷锋》、《南方来信》、《南海长城》、《万水千山》，多啦，但这批人没有基本功，他们搞了一套舞台腔，不下基本功，人家一听就不行了，又不愿意改，所以要培养新生力量。苏联也是这样，他们的战士写信问：还是那么胖，那么老的歌剧演员吗？我们的创作人员，既无生活又无创作经验，又未掌握这个艺术的规律。青艺把《杜鹃山》那一代的革命者写成叫化子。技术也不行，将一棵树的影子打在天幕上。他们拿着几百元一个月，又不失业又不饿肚子。到五七干校还照样拿工资，不过要向贫下中农学习。经过改造可能出点人才。《南海长城》我也帮助改，从文学剧本到分镜头剧本都搞了，最后作者不干了，原来是个反革命。还有个戏叫《青年一代》，柯老主持的，我也花了点工夫，但还是先进的超不过落后的，有个电影可以看一看。为话剧我尽的力很多，换的人也很多，总之问题在领导。我们提倡创作新的，但不排斥修改一些有基础的剧目。《平原作战》就综合了《平原游击队》、《地道战》等特点，我帮着修改，亲自下地道。焦庄户的地道我也去过，现在已经改造过了，以前有些要爬着走，有人劝我别进去了，我还是坚决下去。现在的京剧都可以改成话剧嘛。另外，不是在特殊情况下，不去修改外国剧目。但30年代修改过两个，一个是日本的《婴儿杀害》，改得比他们原来的更革命。另一个是爱尔兰的《锁着你的箱子》，因为那时没有更好的剧本。这两个戏我都主演。我们演的《娜拉》、《钦差大臣》、《大雷雨》没有改。我演主角，表演时超过原来的剧作。其实资产阶级改得最多了。音乐也是这样，不是特殊情况不去改。特殊情况有两种：一是革命年代缺乏新的作品，民歌拿来旧瓶装新酒，甚至很下流的小曲也可以利用，这方面我搞得很多。我不是给你哼过吗？那也是可以改的。革命歌曲也这样，词好就留词，曲好就留曲。《黄河大合唱》曲好，它好的都保留。也有改得不好的，《歌唱祖国》把词改成社会主义的，他自己把词改坏了，曲子是模仿苏联的《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文学艺术是很细微的工作，不能掉以轻心。创作是个很难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以后我没有再过问这个问题……”　　　　
　　　　维特克：“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原因是二三十年代用话剧介绍政治内容是比较合适的手段，六七十年代有一定的限制，话剧也不容易，包含着角色的心理关系……”　　　　
　　　　江青：“苏联有‘无冲突论’。我讲话剧有两类：一是不反革命的，动机好的，可以改好。另一类动机不好，表达隐晦，这就难了。《战斗的青春》作者写来写去尽是叛徒，这次揪出来了。越剧我不敢看，女人演男人，但越剧剧种大。有一次我去看少壮剧团的戏，女人演男人，实在看不下去。越剧没法改了，这个剧咱没法要了。有一个现代题材的越剧，女扮男装，穿了军服，系根大皮带，在台上扭来扭去，实在看不下去。有个剧本追了三个版本，作者是谁追不出来，文化大革命中自己跳出来了。总之，有许多剧本作者是好的，但缺乏艺术手腕，这可以改。但有的作者是不好的，他自己也不愿意改。有的根本连作者、作品在群众中一转瞬就消失了，没有什么值得惋惜的。我们的国家大，不缺人才，慢慢会出很多。中央是加工厂，不出东西，钢琴协奏曲《黄河》算是中央出的，是我指导的，费了好大的劲儿哩。　　　　
　　　　


第九部分第109节：亲改记录　　树碑立传（4）

　　　　“关于在中国公开上演外国电影、话剧、芭蕾舞、交响乐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也曾有外国交响乐团来演出过。但更多的是内部观摩演出，尤其是电影……”　　　　
　　　　维特克：“我提出这个问题不是为了我自己的缘故，我能预计到你会怎样回答。　　　　
　　　　但这些问题是外国人很关心的，如交换问题，也就是文化交流。有些有艺术性的东西，还取决于艺术市场。我并不企图保护美国的制度。”　　　　
　　　　江青：“当然我们也要进行文化交流的，国际大范围交流，就发现矛盾，这个矛盾主要在我们，我们能拿出多少满足世界革命人民或同情革命人民的作品？它要是艺术的而不是说教的，这有个‘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的问题，我绝不满足自己的工作，总要找点差距。”　　　　
　　　　维特克：“关于交流问题，《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舞台剧或电影、艺术作品美，外国会欣赏，但他们从政治角度理解有困难。　　　　
　　　　“他们不懂政治和艺术的关系、政治价值、爱国主义精神。但像我这样，多年来一直研究中国，特别是我在中国呆了6个星期，我可以理解。一般美国人可以把这些作品当娱乐来欣赏，但政治内容不易理解。所以我想写现代中国文艺革命问题，以便使读者有基本理解，略微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　　　　
　　　　江青：“劳动人民和进步的知识分子有共同语言，只要有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人们是容易接受的。你知道美国总统尼克松夫妇来中国访问的时候，我就用《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招待他们，我还亲自陪他们观看，喏，就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演出的，他们都非常称赞哩。”　　　　
　　　　江青谈到这里显得非常的洋洋自得，但在她内心也有许多怨恨和烦恼。1972年初尼克松总统来华正式访问的时候，外交部在接待计划里没有安排她的活动，当然这是毛主席的意思。最后总算争到一次专场演出《红色娘子军》，江青作主人，听说她为了这次出场穿什么衣服还煞费苦心。平常她爱穿一身军装，显得神气，但陪资产阶级的总统和夫人就不那么合适。西装连衣裙，会使自己显得年轻漂亮些，但在人民大会堂那样公开场合，又可能会太显眼。最后穿了一套上等料子的深灰色西服，她自我感觉庄重大方。她先在贵宾休息室接待美国总统夫妇，谈话很有风趣。这位总统问她如何把电影改为芭蕾舞剧的。在演出过程中，那位夫人常常赞叹演出如何出色，江青心中十分高兴，觉得人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人，就是顶讲究礼貌的。但在那期间有另一件事使她十分恼火：她本来要外交部安排一次午宴，由她作主邀请总统夫妇共进午餐，但却没有安排。后来由她自己决定，叫厨师特别做了五样淮扬的小菜，用自己的名义送到总统夫妇的住房去。总统夫妇还给她写了感谢信。接待组还把这件事上了《简报》，使她显得被动了：她这个反资产阶级的旗手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头子献殷勤。　　　　
　　　　“文化大革命”那几年，国家处于完全封闭状态，所有中外文化交流几乎完全中断了，资、修当然不能进来，国内除了样板戏也没有什么可交流的。江青掌握着文化大权，要在国内外树立自己的高大形象，不得不有所开拓。于是在70年代初允许西方交响乐团到中国来演出。大概她想到，交响乐对中国大多数观众来说，不大容易听得懂，即使有毒，对广大无产阶级来说也受毒有限。于是首先有奥地利维也纳交响乐团来中国演出，不久伦敦交响乐团也来了，接着费城交响乐团也要到中国来，而且由美国最有影响之一的指挥奥曼迪率领。江青指定中央乐团一名指挥和文化部一名干部，专门选择并审查演出曲目，反复商议，最后才决定。只能演出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著名作曲家的古典名曲。法国著名音乐家德彪西的作品，也被认为是什么印象派而不能演出。　　　　
　　　　待到奥曼迪和费城交响乐团到达北京以后，江青突然对演出曲目提出异议，非要费城交响团演奏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田园）。奥曼迪很不高兴，拒绝演出。因为这不是原定的演出曲目，他没有带来自己的总谱。相持数日，最后那位中央乐团的指挥只得说明是江青的要求，乐团才勉强演出。奥曼迪和许多演奏家对这件事都表示不愉快，怏怏而去。江青对美国的情况本来就了解很少，但非要表示自己的权威。当江青知道了奥曼迪和费城交响乐团在世界乐坛的地位时，她颇感懊恼。所以这次谈到国际文化交流的问题时，她就无法来吹嘘自己的这件事，于是把话题扯到了体育上。　　　　
　　　　江青：“体育交流也是文化的范畴，美乒乓球队来中国访问是很重大的事，这你很清楚的。后来你们美国篮球队来华友谊比赛，我亲自去观看了，美国人呀，身材真是高大，那么一跳，手托球就进篮啦。当然，他们的技术也很好，唔，可称得上技术全面。他们吃得也很好吧。我们的队员呀，体质不行。其实呢，对运动员我们也特别爱护，也受优待的，但历史遗留下的，身材素质不能与你们美国人比，交流嘛，我们的球队还是可以学习的。”　　　　
　　　　维特克女士对体育毫无兴趣，只好随声附和：“江青夫人，你的兴趣真是广泛得很，还抽出宝贵的时间去看篮球比赛，我想美国球队员们会感到非常之荣幸。”江青：“唉呀，这是文化交流，我应该关心的，这么多年没有交流了，现在再把交流恢复起来，将来会有更多发展的。你能写出这本书，也会对交流起到很大作用的……　　　　
　　　　


第九部分第110节：亲改记录　　树碑立传（5）

　　　　“告诉你，我呀，不仅看了中美篮球队的比赛，而且在赛完球之后，我还接见了你们的球队，和他们在一起拍了照。我的个子只有他们肩膀那么高，哈哈，真有意思。　　　　
　　　　“我还告诉你一个秘密，许多人都不知道，美国游泳队来的时候，我没有公开接见他们。但我还是偷偷去看了他们的练习啦。你知道，我很喜欢游泳，我们也有很现代化的体育馆和游泳池。我是在游泳池旁边那间大房子里看的，你知道，那是很大的一面玻璃墙，整个游泳池的一面，可以看到运动员在水中的动作，真是美呀，你们的运动员游得真好，姿势很美，速度又快，世界游泳比赛，你们取得许多金牌是不是？”　　　　
　　　　江青自从“文化大革命”后，时常露面，又成了领导人，她就非常喜欢在为数不多的接待外宾中露面，要在接待计划中插入她的单独活动，诸如接待晚会之类。　　　　
　　　　对美国人更是特别感兴趣。那次美国游泳队来访，她也要出场接见，但接待单位因她的特殊身份没有安排，她大发脾气，只得在游泳池边去看。江青这个人常常骂涉外单位崇洋媚外、投降主义等等，帽子可多了。其实在骨子里，她才真是洋奴思想十足的。这次好容易抓到机会，把维特克捧得那么神神乎乎的，就是为了让她写本书来吹捧自己。　　　　
　　　　在第二天上午，江青为了还要说一些她认为重要的问题，最后一次接见维特克，这是惟一的一次安排在白天的接见，时间是上午10时。　　　　
　　　　江青：“你问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否能避免？不可能，我们不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者，不仅国内有资产阶级分子，而且国际上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毛主席1966年7月给我一封信，其中说到：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斗争。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他的话是英明的预见。去年9月林彪自己跳出来了。这封信上还有：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们断定他们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的革命人民都不会容忍的。　　　　
　　　　“至于在没有经过实际锻炼的情况下，新一代如何经受锻炼？毛主席在这封信上已有预见。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第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市（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的单位（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右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吸取到各自的教训。　　　　
　　　　“去年是我党诞生50周年。十次路线斗争，平均五年一次。王明路线最长，林彪只专政两天半。在庐山会议上，在培养革命的骨干方面来说，是很好的机会，不仅对青年，而且对老年人，只要认识错误，重新站到主席路线上来，人民都会保护。对青年人，今年上半年开了扩大的中央会议，批林整风。各大区的组我都到了，青年人必须学习，否则怎么批林？绝大多数的脑袋不是花岗石的，可以改变。我听了许多青年工人、农民、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是妇女干部的发言，都是好的。藏族、蒙古族都有优秀的女同志。中南组让青年、妇女先讲，讲得很好。上海王洪文很年轻，三十几岁。庐山会议上我们一个组，他跟着我冲锋，他当过农民，在抗美援朝时打过仗，后来又当过工人，所以培养年轻人不是什么大问题。　　　　
　　　　“你还问到，关于文物保护问题。我们是保护文物的，文化大革命中还不断有新的出土，例如湖南马王堆的汉墓，2000年了，还保全得好好的。但是文物不能太多，过去东单、西单、东四、西四都有牌楼，因为妨碍交通，容易出事故，所以拆了。党内陈伯达，党外梁思成都反对拆除。他们说，你们到景山看看，北京饭店破坏了北京。我去年才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