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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村政治-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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撸恢形蚜舴朔富蚣牟卦呶镎撸恢行渭？梢芍饲比胧保凰鹪趾蛞卟》⑸薄Ｊ率瞪希谑敌斜＜追ㄖ埃馍较馗莺鲜〉本衷�1929年修正颁布的《湖南省各县挨户团章程》65，建立了以肃清“共匪”盗匪保全地方永久安宁为主的挨户团，在县以下的各字和区。以每正户内现住该地之壮年男丁（18岁以上40岁以下）三人抽一五人抽二方法编组守望队，各守望队平时练习技击，每月由甲长调齐会操一次，每三个月各甲联合会操一次。当时岳北地区是防范的重点区，第二区在白果编组了守望队，岳村的许多居民都参加了这种组织。而推行新保甲制后，这种守望队就以甲为单位建立了起来，以加强对村民的管制。对此，胡庆均先生指出：“民国21年公布的保甲制却显然不重视清末以来注重自治的情势，而在继承以此为控制人民的工具的传统。由剿匪总司令部为编查保甲户口条例颁发到各省政府的文告里面，一再强调保甲制的设立在自卫而不在自治，并且认为全民政治‘非目前漠视政治未经训练之人民所能行使，尤非各匪区荡析流离之农村民众所乐兴闻。’这种自卫组织应‘多由委任，因有命令服从与统驭便利之关系。’”66
（4）规约和具结的内容。与清朝的乡约具有很强自治色彩不同的是，民制的规约是一种保甲组织如何按国家法令“防匪”的规则。这些保甲规约规定，规约内容由保长会议按下列各款范围内，依本保需要情形定之：关于保甲名称及区域事项；关于编定门牌及调查户口事项（修正）；关于“匪”思之警戒通报及防御事项；关于查禁非法行为及纠正不良习惯事项；关于灾害之警戒及救护事项；关于水利交通之工程及守护事项；关于保护农林及合作互助事项；关于增进住民智识能力事项；关于名胜古迹之保护事项；关于保甲经费之出纳保管及公告事项；关于保长、甲长、户长及壮丁怠于职责之处置事项；关于保甲出力人员之赏恤事项；关于保甲会议事项；关于其他维持地方安宁秩序及公益事项67。而事实上，衡山县保存的有关保甲规约，基本上只有“防匪”、“制匪”、“保家卫国”的内容。与之相联系的具结内容，更是“为出具切结事，分结得甲内各户，所填人口、职业等项，均属实在，并无为匪、通匪、窝匪等情，自出结后，互相监察，倘有上列不法行为，凡结内联保之人，应即行报告核办，如有扶同隐匿，不为揭报者，甘负连坐之责，所具切结是实”。可见，这种“连坐切结”已是一种强制性的行为了。
（5）经费。清制的保甲经费全由自治地区自己解决，其一般的途径主要是由公田和捐赠。而民制之保甲经费，按规定要列入县预算由县政府拔给。但在事实上，许多地方均采用摊派办法筹措史称，乡镇保甲经收所谓之米津捐，教员与乡镇保甲之食米费，积谷捐，优待义丁谷巡逻队费、自卫费、军服费、冬防费等种种名称多以抽米征谷为目的，而不肖之乡镇人员则藉此题目愈多愈便浮收滥派，在表面认为细征之款，不足介意，而积土成山，实际较之正粮正税加重数倍。特别是，每次保甲收款，多不给予收据，使无从质对，收后不录榜张贴，使无从稽核，甚至无底册可查。“重收浮派种种弊端，难以枚举，虽政府迭令饬给收据，奈难贯彻实行，闾阎被其追收之扰，恨之刺骨，畏之如虎，敢怒不敢言，每多乡镇人员任事未久，即与人民失和结怨，皆由征款放，在一般乡镇人员希图征款有利可图，乃专心研讨征渔利之方法，对于推行政令重要之职务废弃，是以年余以来，推行新制，无大效果，皆由于此，以致有贤者不为，为者不贤者之诮”68。
（6）处罚。民制对保甲长及各户的处罚各不相同。其规定，保长、甲长有怠职误公者，乡、镇、区长得按其情节，报由县政府，依下列各款之一处罚之：免职；记过；申诫。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由保长报经乡、镇、区长核准，处一日之课役：拒绝签名于保甲规约者；填报户口不实，或任意销毁门牌者；无故拒绝编人壮丁队者；怠忽保甲规约所定之职责者。但事实上，保甲长往往与乡镇区长联通一气。共同横行乡里，鱼肉人民。1935年冬天，举行的国民党“五大”承认了训政时期的地方自治“因循敷衍，奉行故事，徒有自治之名而无自治之实”，事实上变成了“土劣自治”69。
第二，传统的族权和绅权发生了变化，国家企图通过重建农会组织来整合乡村社会的权力。
由于经过农民运动，传统意义的族权和绅权尚处于恢复期，这些家族权威和地方权威不可能像政权体制那样以命令的形式在乡村社会中发挥作用，特别是传统意义的士绅大都离开了乡村社会，新产生的士绅也从过去乡村社会的保护型沦落为经纪型，为了达到各种权力的整合，国民政府企图通过规范和重建农会组织来确保各种权力的平衡。
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在国统区的农会组织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以1928年《农民协会组织条例》和1930年《农会法》为标志的重建阶段，以1938年《各级农会调整办法》为标志的整顿阶段。1928年7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并交国民政府公布施行了《农民协会组织条例》，但是，由于对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所造成的后果的担心，这一条例并没有得到落实，特别是像湖南这些农运的“重灾区”，没有开始农会的重建工作70。1930年1月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制定的《农民运动方案》中指出：“以前本党的同志，因为不太注意农民运动”，“可以说完全让共产党给包办了”。“……，现在我们于民众新创之际，又来作农民运动，不免先与农民以惊惧的印象，所以农民运动的方法，应特别注意。不在打倒某土劣就算完事，尤在训练农民帮同国家作种种的建设，这便是最近作农民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信条”71。为此，国民政府在1930年12月月制定颁布了《农会法》。这一法案较之1928年的《条例》有许多不同，这些改变实际上反映了国民政府对待农民组织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条例）用的是“农民协会”，而农会法则定命为“农会”。其次，在会员资格方面，（条例）规定，凡从事农业劳动之农民即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农村中之手工业者，及在农村中为体力的劳动者，不分性别，年龄在16岁以上者，可为农民协会会员。而以重利盘剥农民之土豪劣绅；作帝国主义者工具之买办；吸食鸦片及嗜赌者不得为农民协会会员。在组织体制上也采用了大革命时期的许多做法，《农会法》则规定，有农地者，耕作农地面积在10亩以上，或园地面积在3亩以上之佃农，中等以上学校毕业，习农业者，均需年满27岁者得为乡农会或市区农会之会员。但棍夺公权，尚未复权者；有反革命行为，经判决确定者；禁治产者不得为农会会员。可见，《农会法》已基本上将农会从农村劳动者为主体的组织改变为以农村有产阶级为主体的组织。再次，《条例》对农民协会的任务没有作出界定，而农合法则界定得非常明确，它规定，农会以发展农民经济，增进农民智识改善农民生活，而图农业之发达为宗旨。具体指导农民及协助政府或自治机关的事项是：土地水利之改良；种子肥料及农具之改良；森林之培植及保护；水旱虫灾之预防及救济；农业教育及农村教育之推进；公共图书室、阅览室之设置；公共娱乐之举办；生产、消费、信用、仓库等合作事业之提倡3治疗所、托儿所及养老救济事业之举办；粮食之储积及调济；荒土之开垦；其他关于农业之发达改良72。最后，在组织系统和组织程序等方面，《农会法》较之《条例》更为严格。如《条例》规定，组织区乡农会，须同一乡或区之农民45人以上连署，提出立案请求书，并附章程及职员履历，会员名册各2份，呈由当地党部认可，向当地官署请求立案。而《农会法》则要求，乡、市区农台之设立，应在该区域内，有会员资格者50人以上之发起，及全体1/3以上同意，才能报批。
《农会法》颁布实施后，各地开始在国民党控制下进行了农会的重建工作。据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和社会部分别调查，1935年，全国有省农会2个（浙江、贵州），甲种市农会4个（南京、上海、广州、北平），县市农会692个，区农会3508个，乡农会28330个，基本会员3361420人。到1938年，国统区共有省农会2个，市农会4个，县市农会715个，区农会3391个，乡农会28064个，共有会员34681000人73。与1935相比，县市区农会组织均有增加，乡农会组织却略有减少，而会员较1935年的基本会员却增加了10倍。湖南省在1935年共有县（市）农会55个，区农会393个，乡农会为2533个，会员总数为468639，占全国的13。94％74。在这个阶段五县都建立了农会组织。湘乡县1931年3月29日成立了由国民党控制的县农会，并由国民党县党部派员在各区、乡建立农民理事会。1931年春，国民党醴陵县党部奉命组建农会，经费由地方财政供给。衡山在1932年也重建了县农会。1931年4月，国民党湘潭党部主持召开全县农会会员代表大会，恢复县农会。到1936年，湘潭有区农会16个，乡农会174个，会员13410人75。
国民党进行农会组织的重建目的是“一方面提高其社会道德，增进其智识技能，促进其生产与生产额，以达到改善生计之目的；一方面健全其组织，对内则使其协助政府，实行本党之土地政策，并以全力肃清共产党，以求社会安宁，而促进地方自治；对外则提高其民族意识，启发其自卫能力，共救国家民族之危亡”76。为此1933年7月，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十八次常务会议通过了中央民众训练部制定的《农人运动指导纲领》，纲领规定，农会以党部辅导农人，自行组织为原则；农会组织实行民主集权制；以乡农会或市区农会为其基本团体。采取先行组织基本团体为原则，基本团体组织完成后，经过相当时期之指导与考核，认为健全时，始得依法逐级合组上级农会。农会的核心职责就是“指导农人，改良农村组织，积极参加地方自治工作，并切实举办清乡保甲等”77。但是，从五县的有关史实来看，这一时期各县的农会组织实际上已成为地主和有产阶级控制的工具，只不过是农村基层政权的补充形式，对乡村社会秩序的重建的影响相当有限。
第二章社会激变时期的乡村秩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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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
四、乡村建设实验和乡镇行政化
1936年，衡山县被国民政府确定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实验期4年，其目的是改善县政机构，推行地方建设。
乡村建设运动是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社会运动。它是以20世纪初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走向衰落为时代背景，以乡村教育为起点，以复兴乡村社会为宗旨，由知识精英推进的乡村社会改造运动。20世纪初，中国农村经济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封建统治掠夺、天灾人祸的打击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衰落。当时的许多知识精英面对着这种“农村经济破产”和“农村社会崩溃”的局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其中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必须重视乡村教育。五四运动以后，在民主思想和西方教育制度的影响下，中国教育界掀起了一股大办乡村教育的高潮，不少大专院校纷纷到农村设立分校或乡村小学，一些从事职业教育、平民教育的教育家和教育团体，也将办学重点从城市向乡村转移。一时农民办学蔚然成风，并在1926年前汇集成为乡村教育运动78。然而，大量的乡村教育实践表明，“在农村办教育，固然是很重要的，可是破产的农村，非同时谋整个建设不可”79。因此，许多乡村教育者已从建立学校传授文化知识等乡村教育活动的局限走了出来，最终发展成了“组织农民”、“训练农民”，使“农民整个生活逐渐改进”的乡村建设运动80。这场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就是知识精英按照对乡村社会的认识和理解提出了许多解决乡村社会问题、实现乡村社会复兴的方案，并在当政者的支持下，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因此，在30年代，各种各样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实验乡、实验镇、实验村，有如雨后春笋，应时而生。有以自卫为中心的，有以教育为中心的，有以自治为中心的，有以经济为中心的，形形色色，应有尽有。据当时国民党内政部的调查，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搞实验工作的单位达到1200余处81。其中，最为有名的有：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苏昆山县徐公桥进行的“富教政三位一体”的乡村改进试验；梁漱溟领导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县推行的以“自卫为中心”的乡村建设；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的定县推行的以“教育为中心”的地方建设。
衡山县的乡村建设实验是根据“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地方建设模式进行的。1656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推举该会重要人物彭一湖为衡山首任实验县长，以推行其“乡村建设”理论。彭到衡山后，即成立衡山县地方自治讲习所，召集衡山有志于乡村改革人员进行培训。促进会专员晏阳初、瞿菊农先后到衡山进行实验方案的设计并亲自主持了对实验人员的培训工作。从1937年到1939年共举办了三期培训班，培训了近二百多人。这些班讲授的课程主要有，户籍法要义，现行地方各项法令，地方财政学要义，自治纲要，现行地方自治法规，道路水利及土木行政，教育行政，劝业及公共营业，慈善行政。这些学员年龄在25至27岁，并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82。与此同时，促进会按照在定县进行地方建设经验和衡山的具体情况，设计了“裁局改科”的县政机构改革方案和“撤区并乡”的基层政权建设方案。具体来说，就是县政府设秘书1人，辅佐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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