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村政治-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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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关心了，各发各的财，很难有什么事让大家齐心的。这说明，群众还是在内心上关心村里的发展的。可是，这次选举并不是完全按照（村组法）规定进行的。特别是在村主任选举上，实行了等额选举。先由村里的党员和村民小组长、老干等推选了一位村委会主任的人选，没有实行差额选举。如果搞差额选举的话，或者实行海选，就完全有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
　　问：听说村里的宗族势力影响了村委会选举？
　　周答：绍庄村是一个小村。这个村最大的特点是姓氏比较集中，由三大姓组成，其中，李氏是大姓有400余人，杨氏有60余人，周氏80余人。这些年来，绍庄村给人的感觉是宗族现象很严重，工作做得不很好。实际上，说到宗族现象，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比如有许多年，绍庄村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和村委会秘书这三位主干都分别由李姓、杨姓和周姓担任。但这并不一定就是什么宗族问题。因为，虽然大家同姓，可并不一定能为你说话，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然而，如果不是由三姓的人分别担任三主干，有人就会说，某某姓吃亏了，被欺负了。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比如上次村委会选举，由于李姓担任了书记，所以大家就选杨姓的任村主任，周姓的任秘书。后来李书记以身体原因数次要求辞职。李辞职后，镇里任命杨姓的村主任任支书，同时指定一位李姓替补为主任。镇里面这样处理，在村民们看来，还是可以的，比较公平。在农村，有宗族现象，可即使在同宗内部也还是会有矛盾。绍庄村的宗族现象实际上只是由于姓氏不同而形成的一种习惯。
　　问：绍庄有没有什么宗教组织。
　　周答：近几年白果街成立了一个基督教会，绍庄村有10多个老人参加了这个教会。主要原因是由于老人有了病痛到那里能够得到一些安慰。而且这些人参加了教会之后，学了一些爱国家、爱集体的道理，在村里也起一些作用。
　　接着，我又询问了他家里的生产和生活情况。
　　周说：在绍庄村这样一个没有集体经济的村，村干部并没有什么经济实惠。这些年镇里面规定，村三主干由镇里面发工资，其中村支书每月工资95元，村长90元，秘书85元，工作搞得好，每个月每人有30元奖金，另外完成了上交提留按3％发给奖金。1999年我们村因只完成任务的65％，所以没有奖金，而且村于部的工资也由镇里作为上交提留的任务款扣了下来。但村干部还是想办法将收到上交提留款先作工资发了，只是奖金部分不敢留下来。作为村秘书，一年有1000多元的工资和补贴。因为这点钱根本不够生活，所以平时自己的主要职业还是种田。现在种了近10亩田，农闲时，老婆就到外面打工。一家人的生活还算过得去，比分田以前的日子好过多了。
　　问：作为一个农民，你当年如何认识分田到户的？
　　周答：绍庄是在1980年实行分组作业，1981年基本上就实行了“包产单干”，这在当时的衡山县算是走得比较快的。分田时，我只有19岁，没有结婚。我当时认为，分不分田无所谓，分也成不分也成，因为，按我们家当时的情况，集体劳动不沾人家的光，也不吃亏。尽管如此，我父亲当时还是倾向于不分，他说大家在一起要安
　　全一些，有个什么事情有集体帮助。但我却倾向于分，主要感到新鲜。我当时到处讲，分田可以啊，以后想干就干，不想干就在家睡觉，不用天天出工了。现在看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促进了农村的生产发展，也的确给了农民的自由，使农民的生活有较大的改善。像我们家这种认识的，在当时很普遍。
　　谈话中，看了周拿出的近年来他写的报告及工作笔记，从中发现了许多错别字和语法问题，但在有关农村现状和政策的表述方面却此较准确。像他们这些村干部，并没有经受专门的训练，其工作能力主要靠在乎时的工作中摸索和积累。
　　从与周的谈话中，有如下问题值得注意：其一，绍庄的集体经济状况与村民的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其二，农村的政治资源分布的状况。“党员”这一身份好像也成为农村的政治资源之一。其三，对乡村利益需要重新界定，在乡村社会，有些习惯本身就是利益。但这些利益通过什么方式表达出来的呢？这些表达方式是否对乡村政治发展产生影响？其四，农村地方权威的产生一般都与社区公共利益相联系。这种社区的公共利益主要包括水利建设，电力设施，道路修筑和维修，集体土地的利用。因为这些事情都与大多数村民利益相关联。其五，乡村社会是利益主导宗族？还是主导着利益？
　　2。5
　　接着，访村民杨某。
　　杨某，长春…组组长。主要职业种田，平时也行医，相当于当地的赤脚医生。自称其医术是祖传的，方圆数里的村民有病都来他家医治。
　　杨家的住房是新建的，外墙是由瓷砖装饰，显得很漂亮。杨家正堂屋也供奉了一个祖宗神台。而且摆了许多椅子。有点像公共活动场所。杨见我注意到了这些，忙说：我这里是村里的“人民大会堂”，大家没有事，都喜欢到我这里来聊天。
　　问：都聊些什么呢？
　　杨答：还不是村子里这些事情。最近聊得最多的就是农民负担问题。
　　问：都有些什么观点呢？
　　杨见我问及此问题，激动万分。从衣箱里翻出各种交费单据，近似哭言曰：现在的农民太苦，日子太难了。刚搞承包责任制时，我们种田有钱赚，生活也改善了。现在不行了。近几年，虽然丰收，可由于粮食不值钱，而各种化肥、农药和种子价格高质量伪劣，种田的成本太高，太不合算。种田不赚钱不说，而各种费税又多得让农民承受不了。国家税还好说，你种的田是国家的，就得交租，种皇田交皇粮，天经地义，而且国家的农业税并不重，只不过特产税有时不合理。乡镇统筹太重了，非常不合理。国家天天喊减轻农民负担，又有何用？那些镇干部不从我们手里收到钱，就没有饭吃，就没有酒喝、没有鸡鸭鱼肉和小车子。农民负担重，不能完全怪村干部，他们也是农民，交税费也跑不掉，主要责任就应该是县官和镇干部。他们为了升官，为了有政绩，就拼命在农民收入问题上做文章，说什么衡山县人均收入已到了1980元，快小康了。他们吹牛皮不要紧，可苦了我们这些种田的，要按这个收入来交税费。不交不行，镇干部逼村干部。国家说不准来蛮的，不准动武，村干部就天天到你家里来，你不理不行。你家里有人想参军，得先交税费才准报名。想结婚，想生儿子，得先看税费交了没有，不然就开不到结婚证，领不到生育指标。有些村里干部看到乡邻乡亲的，下不了手，那就得下台。我这个村民小组长有时也不得不干些有违良心的事。
　　问：农民负担真的像你说的这么重？
　　杨听我此言，显得有点不高兴说：农民负担重不重，要看种田的收入和支出情况，这些都不能乱说的，我们可以算账。
　　于是在其妻帮助下，搬过桌子，拿出纸笔和有关交税费的单据同我算了起来。
　　从他列的表来看，现在白果这个地方，耕作一亩田的成本大约需要425元，具体的项目有：种子35元、地膜2。5元、犁田请帮工70元、插田请帮工40元，收割请帮工80元、碳肥需要100斤22元、尿素20斤16元、钾肥20斤16元、农药20元、除草剂2。5元、国家农业税20元、乡统筹77元，水费20元，特产税4。5元。而一亩水稻田如果种双季稻、没有灾害可亩产粮食1100斤，按国家规的保护价，约收人为550元。也就是说，种一亩田只能获得125元，折成粮食是250斤左右。一个人一年要种2亩田，才能维持基生活。
　　杨家1999年收支情况是：共耕作水田8亩（其中有由他人转包的耕地3亩），当年亩产达1400斤，共收稻谷达11200斤，全部按国家保护价100公斤100元人民币计，收人为5100元。与农业生产直接相联系的支出主要有两部分，即生产性支出和有关税费，共计5020。6元。其中，生产性支出是种子250元，化肥1400元，农药400元，请人耕种（犁田和插田及收割）1920元，共计为3970元；有关税费是农业税248。8元，特产税是36元，水费是170。4元，乡统筹595。4元，共计1050。6元。也就是说，他们全家种田一年的收人只有80元钱。
　　我对高额的请人耕种费感到不解，便问，为什么请人耕种费用达到了1920元，不请人耕种不就增加自己的收入了？
　　周解释说：请人耕种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现在不是每家每户都有耕牛和劳动力。当然，有些村民也不请人耕种，自己多忙一些，收入就多一点。
　　在杨算账的时候，来了许多村民。我问他们，杨算的账准不准确。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情况要比这还严重，有时粮食根本没有办法卖到保护价，如果年成略差一点，种田是要亏的。
　　问：农民负担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杨答：主要是乡镇乱收费。在所有的农民负担之中，乡统筹是最多。现在农民每种一亩田，乡镇统筹就要77元，而农民的收入才只有120多元，是农民收入的一半多。而且，还经常有些什么莫名奇妙的摊派和罚款。我们也搞不清镇政府拿这些钱干什么去了。
　　问：村提留是多少？
　　杨答：村提留是按人头算的，我们村这几年每人交10元钱。这些钱大家一般还是没有意见。因为，村里面没有集体经济，修村里的公路和村干部的补贴都靠这个钱。
　　问：农民负担这么重，村民是否有办法抵制？
　　杨答：也有些地方的农民组织起来进行抵制的。但一般的情况下，只要有口饭吃，农民就不想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现在有关农民负担的规定有很多，也不知道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搞得不好，就成了违法犯罪分子。于是，农民抵制这些税费的唯…办法是采取拖的办法。可如果你家要办什么手续，还得老老实实交完全部税费。
　　说到这里，他让我看衡山县人民政府印制的《国家集体任务完成登记卡》。此卡上面写道：“国务院｛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规定：乡村统筹提留款包括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乡村道路建设费、优抚款、管理费、公积金、公益金等八个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按当地人均纯收入的1。5…2％计征（1997年底全国人均纯收入为2045元，衡山县人均纯收人为2450元）。主要用于本乡范围内的民办教育事业，包括教师工资的不足补助部分，及学校公用经费的不足。要把农民合理的负担纳入村规民约，对不按时完成上交任务的要进行批评教育，并责成其如数上交。中共湖南省委（1998）6号文件：要大力支持基层干部抓统筹提留工作，对拒不完成合理负担的，必要时可按照诉讼程序，依法解决”。我特别注意到此卡的说明称：“本卡完成任务必须逐年登记清楚，并且要求村主干人签字和村支部或村委会盖章。要求村、镇办理一切手续时必须带此卡，否则不予办理”。
　　可以说，这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乡镇政府采取的一种典型的超经济强制。为了搞清楚这一问题，我问道：现在农民有哪些手续需要到镇里面去办呢？
　　杨和在场的村民列举了好一会，主要有：结婚手续；计划生育手续；小孩上学报名和录取，以及考上中专大学转户口和粮食关系；办身份证；办建房手续；参军；向银行或信用社贷款；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等等。
　　问：既然种田不赚钱，那为何这几年每家每户都建了新房？
　　杨说：主要是搞些副业。年轻的到广东去打工，年老一点的在家养些猪或鸡。我这几年主要靠行医，每年还可赚3000多元。不然，这日子真的没有办法过。
　　问：是不是可以说，现在的日子还是要比大集体时好一些？
　　杨答：现在日子要比过去好，这是事实。但也要看到城市那些个体户的日子。这样一比，种田的农民就相当于讨饭的了。
　　问：当年你是如何看待分田到户的？
　　答：分田时，我只有20岁，没有结婚，是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力，但家境贫困。我当时的态度是，包产到户好啊。我们全家每年在生产队累死累活的，全给人家干了，五条汉子，穷得一贫如洗。所以在1979年听到外面有人搞单干了，我们就盼望着也能这样。
　　1980年，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党中央准许分田包产，我们队里的有一些人就联合起来，坚决要求队里按党中央的指示干。开始时有的大队干部不同意，我们就与他们吵，要求分田，不然就不出工，干活也不出力。我们生产队只有召开社员大会，说征求群众意见。没有想到一开会，全队9096的人都主张分田单干，就是那些平时要队里照顾的人也举手同意了。这样，就将田分了。现在看来，分田之后农民是过了几年好日子。现在不行了，田已没有人要了，分到的田反而成为了负担。因为种呢，不赚钱；不种呢，又不行，怕将来政策变了，自己没有了基本生活。因此，我们村就有许多人将自己承包的田无偿地转给他人耕种，有的还用补贴的办法求人家耕种。
　　从旁人中得知，杨家大儿子已体检合格，近日要应征人伍。于是，我便与他讨论起让儿子参军划不划算的问题。
　　他说：儿子参军在经济上肯定是不合算的。如果只服完义务兵期就复员回来，几年间的经济损失大约为5000多元。可有些事，是不能算经济账的。让儿子参军，是保护祖国的义务，这些大道理不讲，对他本人的成长和我们家在村里的地位也是有好处的。因为，如果搞得好的话，可以转志愿兵或考军校，将来就会成为国家干部；一般的情况下也可以入党再复员。我虽然当了这么多年村民小组长还是入不了党。我儿子如果在部队入了党，我们杨家就有党员了，以后村里的事情我们也就有更多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