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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村政治-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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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目减掉。
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上访的？
彭答：1998年农历9月15日，直接到长沙，到了湖南省减负办、信访办，劳动厅、财政厅、省监察厅。
问：你为什么想到处上访？
彭答：因为我看到社会现实和国家关于农民负担问题的政策差距太大，作为一个公民，认为应该为贫苦农民和党的政策讲几句公道话。
问：是你一个人？
彭答：不是的，到省里有三个人。
问：那么说，在上访前就有组织和动员了？
彭答：是的，首先是我根据有关政策规定向大家宣传政策和说明情况，在一次村民小组开会时，我读了江泽民的讲话，宣讲了湖南省委书记有关农民收费标准和项目的讲话。村民们听了之后，愤愤不平。有的群众说，你如果能向上级反映了我们这里的具体情况，将不合理的负担减下来，我们愿意出钱请你上访。这个事很快就传开了，有许多群众来找我。有的老党员和老干部也来找我。根据群众这些要求，我就找了13个有社会经验的、名声比较好的，历史清白的同时愿意为农民讲话的村民（基本上保证每个村都有1人），到盐田街上一个店铺里开会。开会时，我说，我们团结起来的目的就是要减轻农民负担反对贪官污吏。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不让人家说我们是非法组织，不成立具体组织，不设负责人，只设减负代表。最后决定，第一步行动就是整理有关农民负担的材料上访。会后，我们以盐田责任区13村农民的名义写成了“关于减轻农民不合理的负担的报告”，并挨家挨户地请村民在报告上签名盖章，大约有600多户村民签名盖章，占总户的1／3左右，如果政府干部不到处干扰，起码有90％以上的村民都会同意这个报告。同意这些报告的人有干部、有党员、还有为人民立过功的功臣。同时，大家出了340元钱给我们作为上访费用。
在上访时，省有关负责同志都在我们报告上批了字，拿了一些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给我们，要求市县按具体情况减轻农民负担，接待上访代表。我们拿着这些批文就回到了衡阳市，又找了政法、纪委、信访、劳动局和地税局（因为衡阳县收了我们的打工费和按人头收了牲猪费，所以就找劳动局和地税局），这些部门没有下批文，叫我们回去等消息。因为考虑到县里没有必要去，而且可能有危险，所以我们就直接回家了。
我们到省市上访，惊动了管区干部。他们知道我们的行动后，就采取各种方式威胁一些减负代表。这样，一些减负代表就表示退出，最后只有6人愿意继续干。上访回来后，我们这6人开会，分析了到省市上访的有关情况，决定展开全面宣传，要把党的政策让每家每户都知道。
18日，在赶集时，我们就到市场上架了高音喇叭宣读中央和省市减负的文件。在我读文件时，管区干部将电停了。我们就租了发电机，群众也出面保护我们。这样就把宣传工作的局面打开了。
19日，副镇长和人大主任找我谈，说我这样做是违法的，没有通过审批。我说，我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违了什么法。你们讲法为什么乱收费。我驳得他们哑口无言。他们答应和谈。考虑到影响，我们决定暂时不上街宣传。
23日，管区与我和其他代表和谈。那天镇里请了黑社会的人在管区附近，管区干部召集村干部在通向管区的各个路口。我定的地点是水管站，管区干部定在原乡政府，我们不愿意去，管区干部说县委干部也来，和你们一起谈，我就去了。事实上县里干部没
有来。管区干部将我们每人一间房分开谈。管区主任打了减负代表彭某。这时有人说“干部打人了”，我爱人听说后，认为是我挨打了，所以就找到乡政府去了，喊了两声，那些镇里面请来的人将我的爱人打得鲜血直流，昏倒在地。后来，在群众的要求下，乡干部将她送到医院。
由于我爱人受了伤，我就没有精力组织减负代表进行活动，大家就散了一段时间。后来，由于许多群众到医院来看我爱人，我很感动，决心还要为农民做事。我爱人住了16天医院出院后，各村组织减负代表又来请求我继续出面组织大家。我也决定把宣传工作做下去。我参加了两个村的群众自发组织的减负活动。后来，发生了打我和群众推翻了车子等事件，我们减负代表就没有什么活动了。
问：你认为你们这些减负活动有什么效果？
彭答：效果还是有。首先大家都知道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都认为政策是英明的，就是基层干部腐败造成的；其次，基层干部的行为比以前要好一些。
问：你在组织农民减负时有什么体会？
彭答：农民之所以能组织起来，是由于农民负担太重，另一方面我们的行为都是符合党和国家的政策的。但组织起来非常困难，主要是基层干部的镇压和没有经济条件，农民文化素质跟刁；上，农民还是听话的，都怕事，容易满足。
问：你认为现在村民自治组织能不能代表农民说话？
彭答：按政策应该是真正的村民民主选举，但现在并不是，而是凭关系当村干部，所以很难替老百姓说话和办实事。
彭最后表示，尽管基层干部对我们镇压，我们这些减负代表，有判刑的，有挨打的，但我还是要为农民做事和说话。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中央会帮我们说话的。在部队时，我是班长，现在我是农民，我出于公心、出于良心，为维护共产党的声誉才这样做。如果谁都不管社会上的不平事，国将不国，家将不家。
谈完话，我按惯例将谈话记录稿当面打印了一份给彭等人。他们将许多原始材料特别是彭某等人的申诉材料留给了我。在送他们走时，他们一再邀请我到他们村里走一走，去向更多的村民了解情况。范很神秘地对我说，现在湖南省减负组织已经实现了“联网”，只要你去调查，村民们的斗志就会更高。听此言，考虑到这个村目前的情况，我怕再生事端，所以就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而且，我一再表示，自己不能出面也无能力帮助他们解救被判刑的同伴。我只是一位研究者，找他们了解的目的，只是为了学术研究。他们听我这样说有点失望。
当他们的脚步声在黑夜中消逝时，我的心若有所失，总感到欠了这些充满希望而来的农民兄弟什么。但是，面对中国农民的苦难，我一介书生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良心和责任来完成这一研究课题。
尽管我已经体会到了这中间的无比艰难。
6。5
4月1日至10日到衡阳市祁东县。
这个县在1996年曾发生了震撼全国的农民冲击乡镇党政机关事件。在县人大负责人处得到了当时省委调查材料，并查阅了有关新闻报道，访问了部分当事人。对此事件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
事情经过大体如下：1996年7月5日，河洲镇副书记刘某、纪委书记申某等7名乡镇干部乘吉普车和摩托车从该镇公馆村搞计划生育工作返回镇政府时，顺路到陶金村支部书记陈某家，了解该村的建校集资款收交情况。陈说收不上，因退下来的村干部不交，其他群众也不交。刘某、申某随即找原任村支书谈话，谈话不到一分钟时，该村有4个地方鸣锣，一下子来了近700村民，将7个镇干部团团围住谩骂，并将吉普车玻璃砸烂，把摩托车推人池塘，围攻时间长达3个小时。第二天，县镇两级派出工作组进行调查处理。7月7日，村委会副主任陈某在马路边与另一村民谈话，被村民发现、误认为是村干部在站岗，又鸣锣，来了150人，冲击陈家，将陈家的部分门窗砸烂。为此，县里加派工作队，在该村召开村组干部、党员会议，分别做了主要肇事者的工作。7月18日县公安局决定对5名主要责任人进行治安处罚，由河洲镇派出所教导员雷某发传票传讯，雷某一下车，就遭到了300名群众的围攻，传票被撕毁。县又三次派工作队进村调查，并于8月11日，召开公、检、法、司四长会议，决定对砸车、呜锣、打人的5名为首人员进行治安拘留（其中1人是减负政策宣传组织者）。8月21日凌晨2点，在河洲镇计生办副主任富某的引导下，县公安局100多名公安干警在陶金村、太子塘村将被传讯的人强行带走。雷某在回镇的路上，被太子塘村村民抓走做人质。这时太子塘村又来了近100人，与陶金村村民汇合，近300人冲击镇政府，将镇政府大门两侧
悬挂的5块招牌全部砸烂，打伤了镇企业办主任张某。之后，又分别冲击了镇委书记、镇长、镇人大主任等3人的私人住宅。随着事态扩大，衡阳市和祁东县领导都不得不亲自处理。祁东县委书记到事发处协调，在700多农民强烈要求下，当即表态退回多收的农民教育集资款，成立减轻农民负担调查组和事件实况调查组。
这样，河洲事件得到了解决。可河洲农民通过与政府对抗减轻了负担的事迅速在祁东县各乡镇传播。
1996年9月5日该县步云桥镇油落井村村民曾某、艮洲村曾某、三官村陈某到各自的村串联，并定于本日晚在艮洲自筹资金放电影，宣讲湘发＇1996＇9号文件，组织群众抗缴集资款和到镇政府请愿，镇政府知情后，派出6名镇干部赶赴艮洲村做政治思想工作。当晚9时，落井村村民曾某在放电影时号召村民每户去1人集中到镇政府游行、示威、请愿。大约9时半，部分村民将镇跃进牌工具车掀翻在地，并追赶镇干部，后冲进三官村支书和村主任家，将部分门窗打坏。9月7日，落井村的曾某和三官村陈某、及原鸟堂村党支部书记曾某等人组织600多人，打着旗子、举着“全面落实省委＇1996＇9号文件，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万众一心抗重税”的标语、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在街上示威后到镇政府请愿，要求与镇书记、镇长对话。此时围观群众有3000多。就在镇书记与代表进行对话时，少数人冲进了镇财政所，砸坏了部分办公室的门窗玻璃。直到下午6时，上访群众才相继离去。9月11日上午，该县的砖塘镇以黄丫桥村为主的100多名群众到乡政府请愿、要求减负，其中有10多人将大门两侧悬挂的镇党委和镇政府牌子砸烂，并闯进镇党委书记、镇长和副书记的家里，要求镇领导讲清楚。9月12日该县蒋家桥镇200多群众游行上访。由于该镇党委书记拒不见群众，少数人动手将镇政府的牌子和部分办公室门窗玻璃打烂，并冲进镇党委书记家里将部分财产打烂并放火烧掉。9月14日该县城连墟乡700多名群众打着标语口号来到乡政府，要求乡政府退款，并与乡干部发生争执，将会议室的茶具和部门办公室的门窗打烂。同日，灵官镇也有数百名群众到镇上游行和冲击镇政府。
据有关部门统计，祁东县这次农民群体冲击乡镇党政的事件，直接参与群众近万名，共有48户、79名乡村干部的人身和住宅遭到围攻和冲击，公私财产损失达到34。4万元。面对农民不可阻拦之势，各级政府最后只得以退款来平息事态。在事发后的半个月内，全县共清退各种不合理负担款2520。7万元，人均退款达31。41元，其中清退教育和公路集资款2166万元，人均26。41元。之后，又从公检法司中抽人成立了6个专案组，关押了41名在这次事件中参与打砸抢烧的“违法犯罪分子”。
湖南省委工作组认为，导致这起事件的最直接原因主要有：
第一，农民负担过重。祁东县各乡镇大量存在增项收费、加码收费、随意收费、搭车收费、超前收费的情况。表面上看，该县1996年农民承担的统筹提留只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3。93％，人均为52。01元，可在此之外的收费项目多达15个，占上年人均收人的3。1％，两项合计为上年人均纯收入的7。05％。其中，各级干部为了出政绩，不根据实际情况，以教育“双基达标”和公路建设等名义进行大面积集资，搞三年的经费一年收，灵官镇仅修公路集资就人均达50元，引起群众强烈不满足。祁东23个乡镇1996年在县里审批的方案之上加码收费的费用达到345。77元，最多的民兵训练费，全县多收达43。9万元，用于弥补财政缺口。灵官镇自立项目达6个，向农民人均收费14元。而且收费行为十分混乱。大部分乡镇没有填发《农民负担监督卡》，也没有向农民开收据，农业特产税、牲猪防疫税、屠宰税不按政策据实征收，而是按人头或田亩平摊，特别是令人不解的是，有的乡镇人均纯收入不到1200元，却还向农民人均收取6。7元的个人收入调节税。再就是部门乱摊派。蒋家桥镇仅上面各个部门摊派订阅的报刊就达80多种，共计16万元。邮电部门对外打工人员寄回的汇款不及时兑付，有的农民为取一笔汇款要跑多次。步云桥镇农民曾某取一笔500元的汇款，邮局非要他订36元报刊，否则就不给取钱。河洲镇陶金村要求农民在7月3日至5日的三天内，按人均60元交清教育双基达标集资款，逾期不交的，就加罚15％，引起了群众的极大反感。
第二，部分基层干部工作不细，态度生硬，方法简单，是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少数乡镇干部在催粮、收款、搞计划生育的工作中，作风粗暴、动不动就抬东西，甚至打骂群众，伤了农民的心。农民对此十分反感，产生严重的对立情绪。如砖塘镇双江村村民刘某，1991年因10元教育附加费未交，乡于部将他铐进乡政府，并关进铁笼子，后设法跑了出来。在这次事件中，他说：“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同志们我来迟了，这几块牌子留给我砸”。于是，一连砸了六块牌子。城连墟乡香花村8组的匡某，因1993年她儿子超生罚款没有钱，乡干部将她的棺材抬走了。在这次事件中，她手持拐棍带头冲砸。
第三，部分乡镇落实减负政策不力，缺乏政治敏锐力，也是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有的乡镇主要负责人在获悉农民有请愿迹象后，不去做工作和采取退款等断然措施，而是找人急忙转移公私财产，自己也躲藏起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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