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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村政治-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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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但是，我认为，中国的农民从来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只不过，这种表达方式，这种呐喊的声音，尚没有引起主流思想家们的注意。问题还不只如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反思的是，中国农民的苦难，为什么只能依靠学者的呼吁呢？我们为什么不关注一下他们自己的利益代表机制呢？不能将农民的命运仅仅交给几个学者。我们对中国农村充满着感情。但这只是一种感情，是一种基于道德和良心的感情。问题是，当我们回忆曾经发生在资本主义早期的羊吃人运动时，我们在指责资本主义的那种惨无人道的本性的同时，又不得不关注到另一种说法，即是没有当年资本家对农民的掠夺，没有当年工业化对乡村社会的冲击，还会有今天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农业社会吗？问题是，在中国现代化的战车启动时，我们穷尽了对农村的剥夺，但并没有将广大农民融人到现代化的潮流之中。
我们经常在理智和情感上发生冲突，我们经常在历史和现实中徘徊。这并不可怕，可怕和可悲的是，所有这一切，我们有时并没有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却有意回避。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走向民粹主义的泥坑。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责任和理性、同情和理解相统一的思考。
我经常问自己，我们的这些思考，我们讲述的这些故事，真的就是中国农村的现状？真的反映了中国农村未来的方向？我发现最近学术界差不多已有了这样一种偏好，就是对农村某一事件非常详尽的描述，然后将这种描述所产生的结论和灵感不断地放大，得出了许多所谓有“事实根据”的理论研究成果。然而，这些理论成果给我们只会是更多的困惑和不解。
于是，我想，还是应该继续走出书房，回到绍庄村去，回到那个让我日夜困惑的中国农村去，去度过旧世纪的最后几天，去同他们共迎新世纪的到来。不是为了寻找故事，而是为了寻求学术的灵魂和学者的良心。
我在寒冷的列车上记录了这些想法。
9。2
出师不利。26日下午4时，刚到衡山县尚来不及找到去绍庄村的公交车，就感到了周身的不舒服，发烧，在火车上受凉，感冒了。好友得知，即送进医院治疗，吃药静养数日。
当我能收拾行装，再一次踏上去绍庄村的泥路时，已是2001年1月2日了。尽管病后多有不便，我还是谢绝了好友派车陪送的好意，决定将这次绍庄村之行变成一种真正的乡村体验——我要像一个外出归来的农民一样，用最省钱的方式，坐着破烂不堪的老爷车，到那偏僻但美丽如画而贫困得近似破产的绍庄村去。经过几多曲折，差不多用了3个小时，我终于在下午2时到达白果镇，并步行了近40分钟才到达绍庄村。
差不多半年没见的乡亲们，见到我的到来，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他们围了过来，一句句“回来了”让我感到无比的亲切和温暖。的确，我回来了，回到了这个让我以心血和时光为代价来研究和思考的乡村。
在村秘书的家里与村支书、代理村长进行了简单的交淡。因听说今天是“两会”（农村基金会和储蓄会）承诺向村民支付存款的日子，即到农户新谊组杨某家走访。杨某（胡杨宗）地质专科学校毕业，1956年到新疆有色地质公司，1962年下放。为本村的一个文化人，现正在主持编修（胡杨宗）族谱。在两会存在期间，他是绍庄村两会的财务人员。在杨家得知，现在根本没有办法支付农民在“两会”中的钱，县里面说今天要兑付5％，那是不可能的，根本没有钱，亏空了几万元。正在交淡中，见到了县为清偿两会债负派到绍庄村蹲点的县妇联主任和一位要债的老年农妇。从他们的交淡中，了解了有关债负的转移情况，即将贷款户和债权人直接联系起来，让存款的农民找那些贷款人直接要钱。为了化解农民的矛盾，并同意将两会的债权来抵今年的部分上交提留款。
接着访问了李姓老人，详谈了绍庄村解放前后的具体情况。他听完我对绍庄村近一百年历史判断和评介后，认为基本情况是可以肯定的。绍庄村在解放前没有建立行政体制，是与岳北（沙坪）和建筑等村合为一保，而与建筑的有些地方合为一甲。解放后土改时开始建立行政体制，称为25区的第6行政组。但李老又说，有些具体的时间可能有些误差，只因时间太久了，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建议在有些时间上，说到年就算了，这样误差就会少一些。
到长期观察户杨某家，想了解其今年的收支情况。外出未归。找其父借《贯塘胡杨五修族谱》两卷（第一卷和第十九卷）以供夜读。
夜宿村秘书家。晚饭刚过，就有一大批的人到周家里来打牌赌钱，其中有一年轻男子声称，今天手气不好，差不多输掉了500元。见我在此占用了周家唯一的可以打牌的桌子，都感到不好意思，只得扫兴而归。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不由地想起了今天到白果的路上，遇衡山县马迹镇人民政府干部周先生，他所谈到的有关乡村社会风气和社会问题的言论。据周自我介绍，1993年7月，湖南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到衡东县任教师，1995年调衡山县改行到乡镇工作，1999年担任镇领导。他认为，现在，农村一进入农闲时节，甚至就是农忙的时候，除了一些人到外面打工之外，很多人就在一起打牌赌博。无论如何说，这种情况都不是生产力发展的表示，都是对社会发展没有多少好处的事情。但是，他并不主张去管，也管不了。其理由是，农民都去赌博了，这样他们就没有时间想其他的事情，而且还会感到有点理亏，有尾巴在政府手里，反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当然，长期这样下去肯定是不行的。现在农村实际上已成为了一个火药库，总有一天会爆发的。
夜读村干部的会议记录、工作笔记（下午叫村秘书收集），了解绍庄村2000年的工作情况。由于该村除了党支部有一本《组织生活记录本》外，村委会没有统一的会议记录本，要了解该村的工作情况，也就特别困难。除非将所有的村干部甚至一些小组长的工作笔记联系起来读，才能大体了解他们在这一年做了些什么。
整理完这些资料，已是元月3日早上2点30分。南岳后山的冬天的确很冷，当我从这些沉思中清醒过来时，阵阵寒意向我袭来。我想站起来，这时才发现，双脚差不多不能动了。等了好半天，我才能走到窗前。此时，窗外的绍庄村又黑又静，连狗叫声都没有，让人感到有几分恐惧。
9。3
1月3日早，与周秘书一同前往中湾组。其目的有二，一是参加中湾组李姓老人的葬礼，了解民情民俗。二是到绍庄村唯一的一个地下党周某家召开座谈会，核实论文考证的有关史实并了解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听取他们对农村有关问题的看法。
天下雨雪，泥路难行。一公里多的泥路，使我变成了泥人。
中湾组李姓老人（70多岁）在前几天逝世，3日是下葬的日子。其子请了村干部，村干部出面组织了开堂锣鼓队。这个开堂锣鼓队是村里的，现由老干杨组长管理，一般由6人组成。这是一种习惯。原规定要60岁以上，村里才派锣鼓队。后来逐渐改变了，只要是本村人，到村里面请，村干部就派锣鼓队去，并统一做人情，一般群众去世，是一盘炮再加30元钱，如果是党员加一个花圈由村支部主持开一个追悼会。村里的锣鼓队不收钱。组长还要打太桥（抬人上山），不能收钱。村里面村民，如果有来往，也要送人情，一般是20元，关系好一点是25…30元，叫地方人情。礼尚往来。但是亲属人情就不一样了，最少要50元以上。而农民家办一件白喜事，一般要花1万元左右，主要是要做3天到7天的道场，在这些天不仅要请道士或和尚念经，还要办流水席。全村的人情和亲朋的人情加在一起，大约可收到3000…5000元左右，主家还要花5000多元。这对于一个还处于贫困的地方，应算一笔很大的支出了。差不多相当于两年的收入。
据村秘书介绍，村里的红白喜事，一般都请村干部，无论关系好坏，只要请了村干部都要去。白喜事从来没有不请的事。红喜事主家也请村干部，但并不一定同时请3个人。一般由村干部主持婚礼，担任司仪。这对主家也是一个面子。看来，在乡村社区，村干部实际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代表着乡村社会的“正统”。一般的情况，人遇到了红白喜事这类特别的事件时，才会感到有这种“正统”的依赖是件很好的事。
李姓老人的葬礼很热闹。好像有两套锣鼓班子。出葬时走在前面的一套锣鼓队可能是从镇里面请的，所以比较专业，人也比较洋气（有的男人头发很长）。紧跟在棺材旁边的可能就是村里面的锣鼓队了。全村有许多人都来了。有些可能并不是由于关系好坏的问题，是来看热闹的。打太桥的是村各组的组长。据说在人民公社时期，无论那个生产队死了人，全大队的生产队队长都是抬棺材的人，长期下来，这已经成为了这个村的一种传统。但我看到，村干部就是一种象征性的人物了，周秘书就站在旁边看着，并不动手。我问及为何不去帮忙？他说，“我到这里来，就是给他们家一个面子，一般的情况我们主持完葬礼就不参加了，上山的事由各组组长去办。今天你要来参加，我是因为陪你才来的，也算破了一次例。”我笑着问是否是成文规定的。他说，这那能有什么成文规定呢？在农村许多问题是一个习惯。如果我没有当村干部，就可以做任何事情，大家都会认为你人热心，是个好人。而只要我是村干部，有些事就不能去做。除非是你的近亲。不然，另外一家就会要求你也这样做，你不做的话，人家就会见怪了。认为你看得起这家，看不起那一家。而且，你如果出面做了，其他的村干部也会说你，会指责你。组长们就不同了，他们做的事是必须做的，不做的
话，主家就会怪罪，村民们也会指责。这些都是些习惯，是一种规矩。
事实上，我已从绍庄村这许多事情中，体会到了中国现代乡村社会存在着一种习惯秩序。这种习惯秩序就像国家的习惯法一样，也是处理和固化乡村社会关系的重要原则。在绍庄的这些习惯秩序中，村民们很自然地将村一级干部与组长们区分了开来。这种区分的意义主要在于，村干部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是象征性的，是一种权威的象征。这种权威对于处于红白喜事这类事件中的村民来说，意义特别重要。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村民们在村子的地位和面子。而对于村民小组组长来说，尽管他们按行政体制上与其他组的村民已经没有权利和义务关系了，但是，由于这种习惯存在，他们不得不承担一些非常具体的习惯性义务。如果不承担的话，他就很难在这个社区里很好地生存。这种社区性习惯，在村民们看来，有时比国法还重要。
观察完葬礼，在中湾组周某家开座谈会。
参加人员有周某（1948年参加地下党、农民）、周某之子（原绍庄村村主任、非党员）以及他们的妻子。陪同人员周秘书。座谈过程中，往来村民8人，其中有多人插嘴发言。
周姓老人回忆了绍庄村及他本人的有关的历史。据他言，他是1949年9月解放前就在老7区武装部工作，为前线征粮。1950年4月到沙坪乡成立农民协会，担任经济委员。当时，绍庄还没有行立村一级组织，称为25区第6行政组。土改的时候由白沙乡和沙坪乡合并，这里的党组织属于白果区设立的总支，他就是受总支委托参加土改的。搞合作化时，第6组最早成立的是祝功组。随后中湾组、新谊组也分别成立了互助组。初级社是1953年，地主和反坏分子不要他们入社，这里统称为涓江大队。高级社是1954年，岳北、建筑、绍庄3个行政组合并起来成立了涓江高级社。高级社是个大的核算单位，在高级社下面又成立了许多小组，组下还分为耕作组，由各耕作组组织劳动，记好工分和收入，再到高级社统一分配，再以小组分配，实行的是按劳取酬，土地和耕牛等固定资产全归高级社了，不参加分配了。1958年搞人民公社的时候，这里开始叫绍庄大队，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介绍你到集体农庄”，大家都觉得好，上报到伟大人民公社后，就这么定了下来。当时共有6个生产队，即中湾、长春、太山、祝功、新屋、友谊，400多人。在1960年时，新屋和友谊合并为1个队。1981年开始搞互助组，中湾是一个互助组，长春分为2个，即一组和二组，太山分为二个，即一、二组，祝功没有分，新谊分为一、二、三组。1982年分田到户时，新谊的3个组又合并为一组。这时绍庄共有7个村民小组。
周某之子讲了自己治村的经验。他从1973年到1981年担任过中湾生产队的生产队长。分田到户时，中湾队有98人，有81亩田，当时分8分田一个人，多余的作公田。当时的生产队长有3个干部（队长、会计和保管员兼出纳），分田到户之后只有一个组长。1986年他又担任中湾组长。感到与原来的生产队长有很大区别，没有什么事情，只是开开会，贯彻一下上面的政策。1995年12月，换届选举当选为绍庄村主任。村主任的主要工作是，管理国土、行政、农业生产。修了水利，维修马路。1999年元月换届选举时，没有当选了。主要是没有被确定为候选人。当了这么多年村主任，感到最难做的是计划生育和国土工作。这个事情得罪人。
本想带领大家致富，最后没有成功。
他接着说：现在农民负担太重。我们家今年交纳上交提留320多元，水费100元，村提留42元，农业税128元，全部加起来540多元。今年种了7亩田，1万多斤谷。全家6人，父母，两个孩子，共收入3000元。周认为，现在农民种田是不行的了，只能有饭吃，不可能有什么发展了。你去搞副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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