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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之谜-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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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和苏联外交部对我收复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给予了支持，英国共产党号召英国人成立了“勿侵略中国委员会”，要求政府撤退驻华海军，不要干涉中国革命。英国劳工会致电英外交部，反对对中国的任何军事行动，并准备在国会内外开展促使英国政府撤回驻华兵舰和军队的活动。形势迫使英国政府不得不放弃武力侵犯的企图，遂指令其驻华公使蓝普森与国民政府进行谈判。
英方代表被迫同意在承认租界现状的基础上协商解决。1月底，谈判基本达成协议，本可即行签字，但是，英帝国主义不顾武汉政府的多次抗议，不断从本国和印度等地派遣军队向上海集中。为此，陈友仁代表国民政府严正声明，若英国不停止运兵，我方即拒绝签字。最后迫使英国当局在1927年2月19日同武汉国民政府签订了汉（口）案、浔（九江）案协定。协定规定，前汉口英租界的英国市政机关于3月15日解散，而代之以新成立的中国市政局，属国民政府管辖。次日签订关于九江案协定，也作了类似规定。至此，历时66年的汉口、九江英租界的耻辱史得以结束。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外交斗争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使中国人民受到了极大鼓舞。
三、李立三领导下的有声有色的武汉工人运动
1927年1月，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联席会议否决了蒋介石企图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往南昌的主张，并且正式迁来武汉办公。蒋介石于是扣留了在南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并于1月上旬，到武汉来观察情势。
就在蒋介石从南昌来武汉的途中路过醴陵时，他特意派人把李立三的父亲请到他的专车上，长谈了一个多小时。此事经大小报纸极力渲染，大肆宣传说“蒋总司令接见李老太爷”云云，意欲以此拉拢李立三和蒋先云（蒋先云参加安源罢工后去黄埔军校学习，在蒋介石军中任职；李立三的父亲是蒋先云的岳丈）。但李立三却丝毫不买蒋介石的账。
1月15日，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在汉口召开有30万人参加的“欢迎蒋总司令群众大会”，李立三担任大会总指挥。他发表长篇演说，当着蒋介石的面，痛斥了反动派对工人运动的种种污蔑，表示了工人阶级坚决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李立三说：
余谨代表150万工人感谢中央委员蒋总司令及各位革命领袖给予工人以平等自由解放之机会。武汉的工人早已认识国民革命的意义。自“二七”至现在，无时不参加革命，而且时刻想到如何在党的领导指导之下，任其工作。此种情形，各界同胞，当已觉察，但在此数月间，各界对于工人，不免有不满怀疑责难之处，我不能不藉此机会，略加说明：（一）工潮问题之发生，各界诸多未能谅解，因此引起同志及党的领袖之考虑，殊为不幸。然而，我敢说，武汉的工人，是为中国革命利益而奋斗，他们决不违反这个原理，有过分的希望。但是有几点事实，亦是要请大家谅解的：第一点，工人要能安心革命，生活上之困难，不能不要求减少。第二点，工人要参加革命，对于每日20小时工作时间，不能不要求缩短。第三点，工人要能自由参加革命工作，不能不要求改良待遇。在久被压迫状况之下的湖北工人，有此三种最低限度的要求，平情论之，当不为过。所以在以往一月之间，不断的发生工潮，亦即为此。所幸各界同胞，尤其是党部和商界同胞，时予吾人以指导与援助，致未发生重大问题。刻下此项情形，已经平稳的过去了。现在谨诚恳的报告我们的党及党的领袖，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不必担···心。工人和各界的关系，已经比从前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二）现在湖北工人，确能在党的指导之下，担负国民革命的工作，向前奋斗……
为巩固革命中心，杜绝军阀与帝国主义者的窥伺，武汉工人一致要求我们的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和总司令立刻迁鄂，亲身指导我们，牺牲一切，与英帝国主义和残余军阀奋斗。
李立三和其他各界代表的讲话，实际上指责了蒋介石迁都南昌的阴谋，直接触及了蒋介石的痛处，使他十分狼狈。蒋介石在武汉活动了几天，一无所获，只得恨恨地离开武汉。
随着湖北省总工会的成立，武汉各工会像雨后春笋般地迅速恢复和建立起来。到1926年12月，全市工会组织发展到274个，会员达39万多人，工人俱乐部、工人补习学校、子弟班、妇女班、工运讲习所均有较大发展。各大型厂矿工会也都办起了工人学校和工人子弟学校。到1927年4月，工人学校发展到40所，入学工人达5000多人。武汉再次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14）
1926年11月省总工会成立了工人宣传队，到1927年1月迅速发展到下设150个支队，1300多名队员，全市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宣传网，工作效果很高。只要工会一声令下，宣传队立即出动宣传，几小时就能做到家喻户晓。特别是在“一·三惨案”、反击夏斗寅叛变斗争中，工人宣传队一马当先，揭露敌人，动员群众，起了很大作用。
1926年冬，省总工会又成立了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兼教练是李立三的妹夫蒋先云，初期有2000名队员，手持木棒。到1927年5月发展到5000多人，有枪2000多支。这支工人武装，在维持社会治安，镇压反革命分子，特别是在收回英租界和反击夏斗寅叛变的斗争中，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建立工人纠察队的同时，一些工厂的青少年建立了劳动童子团。省总工会因势利导，成立了劳动童子团总队，下辖武昌、汉阳、桥石、汉口四个区联队，人数约一万人，他们颈上围着红色布巾，手拿木棒，配合工人纠察队维持社会治安，起了很好的作用。
1月20日下午，李立三主持召集武汉各团体开会研究“二七”惨案纪念活动事项，并建立起筹备执委会。
“二七”纪念大会之预备会，于2月6日在汉口市党部举行，决定：7日在江岸致祭，分10点、下午1点、3点3次进行。武昌洪山致祭，定在12点。指挥团在大会前分别开指挥会议。中央及政府委员，先到江岸后到洪山参祭。会议决定，由李立三担任汉口的总指挥。
“二七”纪念大会江岸会场到会50多万人，开会时间延长至11时开始，由总指挥李立三司仪，各界代表演说，晚7时才散会。
2月16日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汉口举行，李立三代表全国总工会，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他在演讲中热情赞颂了以京汉铁路工人为代表的工人阶级，说：“铁路工会，由京汉路开始组织，渐次普遍全国，中国军阀，向来薄视工人，目中并无工人，帝国主义知道工人是革命的先锋队，唆使其走狗军阀吴佩孚，压迫工人，残杀工人，结果演成‘二七’惨案……”面对当前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他殷殷要求工人们“要认清应负的使命，奋斗到底，完成革命工作。”同时，他还分析说：“自革命势力发展到武汉，帝国主义用种种阴谋，企图消灭革命势力，打倒工人。奉鲁军阀，亦以武汉为真正革命中心地，亟欲捣毁武汉，消灭革命势力，现值最后决战之时，是革命民众的生死关头，必须全国一致团结，尤其是铁路工人负担的责任和使命比较更大，我们必须把许多烈士牺牲得来的胜利发扬光大，一致团结，一定可以得到最后的成功。”
图06：1927年，李立三在大革命时期的武汉留影/后排左起：许白昊、李立三、裸麦；中排左起：张昆弟、李一纯
为了适应北伐后国民革命的新形势，针对武汉已成为大革命中心的实际，更好地指导工人运动，1927年1月9日，中华全国总工会通知湖北省总工会：全总准备由广州迁到汉口。李立三领导的湖北省总工会立即回电表示欢迎，并积极准备全总的迁鄂工作。
2月4日，李立三主持省总工会执委会研究欢迎全国总工会大会筹备事宜，决定由他本人出面交涉致函华商总会，商借全总办公处所，并决定20日在济生三马路广场召开欢迎大会。在此期间，针对少数工人纪律涣散，有不良行为的问题，李立三还以全总迁鄂为契机，适时开展了整肃工会纪律的行动，为有效提高工人队伍的战斗力、保持其先进性，做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工作。
据当年的《汉口民国日报》2月9日载：“总工会严肃工会纪律”。全省总工会鉴于近有少数工人每有轨外行动，特发通告，以资纠正。通告指出，工人阶级要有严格的纪律，才能担负革命的责任。具体规定了21条，违反者分别轻重处罚，同时公布了21条全文。
2月19日，省总工会召开第四次执委会，通过议案60条，同时决议于24日召开欢迎全国总工会群众大会，各工会一律停工参加，并推举李立三为大会总指挥。
全国总工会迁鄂后的办公地点，最终设在汉口四成里旧华阳旅馆。2月20日，全总召开迁鄂后的首次扩大执委会。已到汉口的全总执行委员有：李立三、项英、王亚璋、邓绍山、朱少连、沈瑞生、许白昊、袁祜青、袁玉石、陆沈、刘少奇等11人，候补执委朱宝廷、孙×鹏、叶璋等3人。将到之有王景云、张佐臣……
鉴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尚在广州，遂由朱少连、项英、刘少奇、李立三4人组织全总临时常务委员会。并选举由李立三“代理委员长”，秘书长刘少奇，组织部长袁玉石，宣传部长邓中夏。
在武汉这段高歌猛进的革命岁月里，李立三以他卓越的组织才干，极富鼓动性的演讲才能，总是频频出现在各类集会上。
3月1日下午3时，湖北省总工会教育委员会在总工会三楼举行第四次会议，决定本星期日上午8时，在总工会三层召集武汉三镇教职员会议，请李立三、刘少奇、项英、许白昊、林育南作关于职工运动方面的报告。李立三报告的题目是：职工运动状况及中国政治状况。
3月4日上午，湖北省全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省党部大礼堂举行开幕式，下午在阅马厂开庆祝大会，各届到会者30多万人。李立三在大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
在6日的大会上，李立三又作了职工运动的报告。
在那些日子里，武汉成了全国工农运动的中心，会议不断，活动不断，高潮迭起。继全国邮务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为庆祝国民政府革命军北伐克复宁沪和军事委员会成立，武汉各界又组成筹备委员会，并定于4月5日举行庆祝大会。紧接着，又是国际职工代表团访问武汉，全国总工会苏（兆征）委员长和在广州领导农民运动的彭湃到达武汉等等。所有的这些活动，李立三不是担任总指挥，就是作为主宾致开幕词或发表长篇演说。他成为大革命时期在武汉最活跃的人物。
四、参加汉口中央局 与陈独秀的右倾作斗争
1927年2月底，上海中央局讨论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体会议决议时，以瞿秋白为一方同以陈独秀、彭述之为另一方发生了重大分歧，瞿秋白无情批判了他们对大资产阶级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机会主义策略。会后，瞿秋白离开上海到汉口。在瞿秋白的影响下，在汉口的中央委员，瞿秋白、项英、张国焘和李立三成立了汉口中央局，与陈独秀、彭述之机会主义领导开展斗争。
3月底，大资产阶级和蒋介石企图叛变的阴谋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上海的陈独秀、彭述之等对蒋介石充满幻想，试图以各种让步来安抚大资产阶级和蒋介石，从而错过了当时存在的组织革命力量、防备（蒋介石）叛变的机会。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15）
4月2日，伪装进步的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即和蒋介石秘密谈判，决定分裂武汉政府。
4月4日，陈独秀与汪精卫在上海联名发出了《告两党（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全体党员）同志书》，两党领袖谈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相互关系，极力为蒋介石进行辩护。
陈、汪宣言，意味着共产党领袖已经向国民党投降，它不仅在原则上是有害的，而且实际上严重妨碍着同反动派进行的斗争，它蒙蔽了工人，使工人看不到蒋介石集团对革命的危害。
中共中央领导内部面对危机，没有提出同蒋介石作斗争的具体方式和方法，仍旧主张继续北上，而不是东征讨伐蒋介石。
李立三、瞿秋白、项英、张国焘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都对中央、特别是对陈独秀的政策表示强烈不满。他们不赞成同蒋介石妥协的政策，反对以和平方法克服危机，认为必须尽快召开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来解决当前的问题。
这时，在武汉的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委员和湖北区委的成员组成联席会议，临时行使中央最高职权。在4月4日的会议上决定：
①成立一个常务委员会，当即选举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为常务委员；
②电催陈独秀速来武汉，并把中央迁往武汉；
③4月20日召开中央全会，4月25日召开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
④成立三个委员会，为五大准备文件，各委员会的主持人是：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瞿秋白、毛泽东；职工运动委员会李立三；组织委员会张国焘；
⑤以中央名义发电报，要各地来武汉开会。
在汉口中央临委的电催下，4月8日深夜，陈独秀与汪精卫一起，自上海乘英轮到达武汉。
9日清晨，李立三参加了由陈独秀召集的在汉中央委员谈话会。
当天下午一点半，李立三代表全国总工会参加了各团体在汉口特别市党部大礼堂召开的迎汪（精卫）筹备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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