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85-王芳回忆录(选载)-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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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一样，对没有良心，投靠日本人当汉奸特务的人充满仇恨。他回家拿了一把粪叉，悄悄来到郭善堂身后，而郭善堂以为他在寨墙上拣粪，并不在意。此时，王老倔胸中燃起怒火，决定要亲手惩治这个日本特务和汉奸，他用尽全身力气，把粪叉猛地向郭善堂头部砸了过去。见郭善堂头上血流如注，倒在地上不能动弹，以为他死了。王老倔卸下了郭善堂腰间的手枪，连夜逃出东都，找到驻李家庄的八路军独立营报告，“我打死了一个大特务，他被我送去见阎王了”。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军区敌工部。当时我十分震惊，以为这次郭善堂可能真的牺牲了。事后他告诉我，苏醒过来后，觉得自己满头满脸都是血，头上两个洞还在不断向外冒血。他知道自己伤势很重，而且处境十分危险，更糟糕的是腰间的手枪也不见了。此时他已别无选择，拼着全身力气，一步一步爬到我五哥家门前。　　　　
　　　　我五哥看到郭善堂这个样子，还不知道什么原因，赶紧把他背到土地庙，又立即到区公所叫来几个人，七手八脚把他抬到区公所。我哥用朱砂拌白酒给郭善堂喝了下去，又擦洗了头上的伤口，血就止住不流了。　　　　
　　　　此时天已渐亮，区长打电话给张庄煤矿宪兵队长大出。大出如临大敌，立即赶到区公所，不分青红皂白，给区长一顿耳光，并下令要区长尽快找到凶手，否则撤职查办。大出断定这是八路军派人干的。他慰问了郭善堂，又把他送到张庄煤矿医院接受治疗。日本人要抓的刺杀郭善堂的凶手当然没有抓到，此时王老倔已经参加八路军了。　　　　
　　　　借“刀”锄奸和营救战友　　　　
　　　　郭善堂东都遇刺后，日本人对他“私通八路”的怀疑彻底消除了。那个向宪兵队告发郭善堂的汉奸，被戴上诬告罪送到东北矿山劳工队去了。　　　　
　　　　接着我们利用日本人对郭善堂的信任，里应外合，几次解救了不幸被捕落入日军虎口的革命同志。也多次设计，处置了投降敌人、出卖同志的汉奸和叛徒。　　　　
　　　　比如，原中共泰安县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刘根明，一天突然悄悄离开根据地，来到泰安城里向日本宪兵队队长宾川自首投降了。刘根明原是小学教员，参加革命后也作过一些贡献，但随着地位的提高，热衷于物质的追求和生活的享受。他和妇联的一个女同志关系暧昧，以至于私通，影响很坏。组织上发觉后严肃地批评了他，他便心怀不满，不辞而别，带着那女人，投降了敌人。刘根明叛变后，向敌人暴露了大量党的机密，使泰安县委的工作受到严重破坏。鲁中行署公安局副局长因此被捕牺牲。刘根明叛变投敌，日本人如获至宝，郭善堂在山本面前说，要当心共产党搞假投降，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不要轻易上当。没有证据，山本不会完全相信郭善堂说的是否实情。　　　　
　　　　一天，在泰安城东15华里的省庄集市上，一阵枪声过后，市面上一片混乱。一个人在慌乱的人群中奔跑，后面有两个人紧追不舍，大喊：“抓住他，别让他跑了。”这两个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人就是郭善堂和他的一个弟兄。说是“刚抓到一个八路，从他身上搜出一封信，正要带着他回城，他突然钻进人群逃跑了”。他们看看那信上写的内容：　　　　
　　　　根明兄：　　　　
　　　　一别月余，近况如何？你能迅速取得信任，殊可庆贺。几次情况报告，均已收悉，勿念。诸事来人面达，不另。祝　　　　
　　　　好！　　　　
　　　　王芳　　　　
　　　　某月某日　　　　
　　　　郭善堂让他的弟兄把信送给宪兵队。宾川开始有些不相信。刘根明也矢口否认，但经不起宪兵队的刑罚，很快就承认是王芳派他打入内部的，并发誓要悔过自新，忠诚于大日本皇军。　　　　
　　　　宾川要他继续和王芳保持联系，向王芳报告假情况，王芳有什么指示，立即向他报告。　　　　
　　　　刘根明在日本人这里吃了苦头，后悔自己叛变投敌。想起在革命队伍里，虽然生活艰苦，但组织对自己很信任，同志们对他很亲热。如今在日本人手里，过着如此屈辱的日子，思来想去，真是后悔莫及，就向我写了一封亲笔信。意思是误入歧途，做了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悔之已晚。请求组织原谅，一定将功赎罪，随时听候指示。　　　　
　　　　殊不知，刘根明一举一动，明里暗里，早在日本人监视之下。这封写给我的信，随即落入宪兵队手里。宾川念其叛变投降初时有功，没有枪毙他，而是在他额头烙上红印，送到东北矿山劳工队去了。　　　　
　　　　又如，时任冀鲁豫军区敌工部部长的武思平，是鲁中军区先遣大队长武中奇的弟弟。一次到济南联系工作，不幸被泺源公馆的特务捕获。敌人动用了所有刑罚，他始终咬紧牙关，只说自己是军区后勤部采购员，是来济南采购物资的，绝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敌人见用硬的不行，又用软的。　　　　
　　　　郭善堂也参加了对武思平的劝说工作，并与他暗中沟通，为了麻痹敌人，里应外合，逃出虎口，武思平假装回心转意，愿意为日本人做事，到济南集贸市场指认八路军采购员。几次下来，日本人虽然没有收获，但跟随的特务渐渐放松了警惕。一天，武思平照常外出指认八路军采购员，乘敌人不备，迅速逃离。待特务反应过来，在拥挤的人群中到处找人不见踪影时，立即向泺源公馆武山报告，通知铁路沿线军警配合行动，但却没有结果。武思平早就在我们的接应下，顺利回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部队。　　　　
　　　　郭善堂在日本投降后回到部队。他回队时急于先去看望多年未见的父母亲，当时村上正在召开群众大会，人们得知汉奸、特务林洪洲回来了，愤怒地高喊“打倒叛徒林洪洲”、“打倒大特务林洪洲”，群众的拳头劈头盖脑向他打来。　　　　
　　　　林洪洲大声说，乡亲们别误会，现在我说你们也不相信，要枪毙、杀头让政府来判。　　　　
　　　　于是，林洪洲被五花大绑送到区政府。区政府的领导不相信他说的是真情，又把他送到县政府。直到与我通了电话，证明林洪洲不是敌人，而是革命同志，才消除误会，受到热情接待。　　　　
　　　　林洪洲归队不久又接受新的任务，带了一支精悍的小分队到泰安郊区搞游击活动去了。　　　　
　　　　解放后，郭善堂经组织批准改名罗国范，任北京军区保卫部部长。我去北京开会学习时他常来看我。说起抗战时期的那些往事，他总是非常兴奋。他说，那是他最值得回忆和品味的人生经历。一生中最高兴的是为党为人民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最痛苦的不是战争年代执行特殊任务引起自己的同志和群众的误解和受辱，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因此而被戴上“叛徒”、“特务”、“汉奸”的帽子，接受长达七八年的关押和审查。　　　　
　　　　1974年10月，我已经毛主席亲自批准释放出狱，此时罗国范同志还被关在狱中。幸亏我能活着出来，不然真的没有人能直接证明林洪洲那段历史不仅是完全清白的，而且是受组织派遣，历尽艰险，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巩固山东抗日根据地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王芳回忆录》　第一部分五哥不幸牺牲

　　　　五哥不幸牺牲　　　　
　　　　我有五个哥哥：大哥一直在家种地；二哥被日本人抓到东北当劳工，东北解放后，参加第四野战军，到武汉，1952年复员回家；三哥抗战前病死；四哥被日本鬼子抓走，关在东都镇据点内，被折磨得快要死了才放出来，已经不像人样了；五哥抗战初期参加革命，1943年被日本鬼子杀害。　　　　
　　　　1943年，为了挽救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的被动局面，侵华日军进一步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强调用“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手段来破坏抗日根据地，瓦解抗日军民的战斗意志。　　　　
　　　　年初的一天，我哥通过交通员告诉我，几天前，他被日军传唤到张庄煤矿宪兵队。队长大出对他说，你弟王芳是八路军鲁中军区敌工部部长，老是和“皇军”作对，在鲁中地区搞了很多破坏活动，严重影响“皇军”安全。按照中国的王法，够得上满门抄斩。当然我们不会这样做，但作为一家人，你是他哥，有责任做好劝说工作，叫他收敛一点，不然的话，你告诉他，“皇军”的忍耐也是有限的。我哥说，我六弟从小在外读书，受共产党宣传影响很深，他去参加八路军，家里都不知道，至今也没有联系。我从小跟父亲在家种地，安分守己，如今又当保长，为“皇军”出力。我们兄弟各走各的路，谁也不管谁。显然大出对我哥的回答很不满意。他说，你用不着推得一干二净，王芳经常暗中来东都活动，作为兄弟，你们有联系，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为了刺探情报，危害“皇军”，那是要杀头的。我们早有确凿证据，你也无须推托。过去的事，我们可以宽大为怀，只要保证今后不再重犯。如若再不听劝告，我们就要采取断然措施，除掉“小白龙”。那时你也休怪我们日本人不讲情义。假如你能劝说你弟为“皇军”效劳，我们可以给他连升三级，还保你全家荣华富贵。我哥心中暗骂大出痴心妄想，口中还是答应设法做做我的工作，今后不要给“皇军”再惹麻烦。　　　　
　　　　我得知此事后，非常担心我哥的安全。日本人想除掉我绝非易事，而我哥的处境更加危险。我曾计划让我哥离开东都，但又担心打乱地下联络工作，需作妥善安排。看来济南宪兵队和泺源公馆要除掉我的计划，不仅没有放松，而且在“治安强化”运动中，正在加紧实施。从大出对我哥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执行济南宪兵队的指示，上面对他的压力还真不小。　　　　
　　　　可以肯定，在日本人眼里，不仅我从事的工作会牵涉到我哥，怀疑我哥暗中给我提供帮助，而且他频繁接触八路军地下交通，时间长了，工作再隐蔽，也难免要走漏风声。那几天我日夜担心我哥随时会遭敌毒手，但没有想到敌人采取的步骤那么迅速，第一次传唤后不到一个星期，我哥就被张庄煤矿宪兵队逮捕了。告发我哥的是村上一个破落户，叫任在田，在伪区公所做事，他见宪兵队传唤我哥，就来了个落井下石，向宪兵队告发我哥雇人在煤矿收买炸药，向八路军提供爆炸物品，显然这是用来对付日军的，这无疑又给我哥加了一条死罪。　　　　
　　　　事情确实如此。那时，日本鬼子采取碉堡战术，躲在乌龟壳里对付我们八路军，我们暴露在外面，用机枪、迫击炮和他们交火，效果差，损失大。那时我们没有大炮，如何打掉敌人的碉堡，是个战术上的重大难题。当时我们山东纵队四支队二团有个副团长，叫王凤麟，他是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县卧龙河村人，出身贫苦，向往革命，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特务连长。后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在那里，他参加了校内由一个德国教员任教的工兵班，学习爆破工程。抗战爆发，他回到延安。不久随黎玉和江华同志来山东，分配在我所在的四支队工作。在领导支持下，他发挥自己专长，办了多次爆破训练班，用从敌人那里缴获的炸药进行爆破试验，随着一声巨响，一座日军废弃的碉堡瞬间成了废墟。用炸药爆破的威力让指战员们大开眼界。可是炸药的来源是个大问题。当时山纵兵工厂的炸药不仅数量少，质量差，爆炸威力低，工兵在操作中还很容易误伤自己。相比之下，日本鬼子霸占的张庄煤矿用的炸药，效果就强得多了。因此，如何搞到张庄煤矿的炸药，就成了我们敌工部的重要任务之一。　　　　
　　　　那时，煤矿上的中国工人劳动强度很大，生活十分贫困，为了养家糊口，时常冒着危险从井下夹带炸药，藏在裤腿里，绑在大腿上，躲过日本矿警的检查，偷偷卖给需要的人，换点钱来，补贴家用。东都镇上有一家废旧物品收购站，不少矿工知道那里收购炸药。其实这家收购站的老板就是我哥王春风，我们的交通员定期到那里收取炸药送到部队。这些炸药对我们来说实在太珍贵了。1941年1月，我们二团用它去攻打新泰汉奸陈三坎的张家栏子据点，二团三营用它攻占徐家楼伪军据点；4月，二团用它拔掉徂徕山日军据点。这里的敌人都顽固地据守在碉堡里，如果我们不使用爆破战术技术，估计会牺牲很多人。1948年7月16日毛主席在《关于太原战役》的电报中指出：“……攻城方法，望采用山东部队所使用者，既迅速，伤亡又少，又节省炮弹。……”这是王建安同志调动工作途经西柏坡时，向毛主席汇报的。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倡导下，1948年的洛阳战役、开封战役以及东北历次重大战役中，我军都采用爆破手段，炸开城墙突进城去，消灭了敌人。　　　　
　　　　再说，宪兵队逮捕我哥后，开始要他交代我的活动情况，配合日军设法抓住我。遭到我哥拒绝后，就用刑罚企图逼取口供。我哥始终咬定与我没有任何来往，也不知我的活动情况，收购炸药也是转卖给石匠等普通老百姓，根本不知道有人会把它送给八路军，用它来攻打“皇军”。　　　　
　　　　后来，大出亲自审讯我哥，还是得不到真实情况。他授意部下对我哥动用了最残忍的电刑。我哥索性咬紧牙关不开口，几次昏死，几次苏醒，在极度痛苦和愤怒中，他忍不住破口大骂日军“惨无人道”、“没有人性”。　　　　
　　　　恼羞成怒的大出命令加大电刑强度，在强大电流刺激下，我哥再也没有苏醒过来。　　　　
　　　　我哥死在宪兵队刑具下，这不是山本的本意。他严厉训斥大出处事无能，事情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反而惹出麻烦。他担心因此引起为日军效劳的那些伪职人员内心不满，也害怕我会因此不惜一切为哥报仇。　　　　
　　　　山本下令以因公殉职安葬我哥。把遗体安放在东都南庙，设灵堂，摆祭品，点香烛。大出带领宪兵队全体人员向我哥敬礼致哀，由宪兵轮换日夜守灵。　　　　
　　　　出殡那天，张庄煤矿所有宪兵和全区的伪职人员都来为我哥送葬。山本和大出上演“黄鼠狼为鸡哭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