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85-王芳回忆录(选载)-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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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鸣久也算得上是老牌的土匪头子，属青帮成员，北方叫“三番子”。因青帮祖师爷姓潘，由此得名。为了便于和他周旋，我事先专门找了几个老“三番子”详细了解情况，包括他们通用暗语、礼仪动作，一一熟记在心。和这些入帮会的土匪打交道，不熟悉他们的行规行话是很难有共同语言的，更不可能取得他们的信任。　　　　
　　　　他随即转过头问我：“你鸦片抽不抽？”我稍顿，“过去没有抽过，你叫我抽，我也抽。”　　　　
　　　　我知道，刘鸣久土匪出身，好讲义气，我若不抽，他肯定不高兴。他递过点好的烟枪，我抽了两口，那怪味很难受，那是我平生唯一一次抽鸦片。　　　　
　　　　抽了鸦片，刘鸣久显得很兴奋，撵走勤务兵，悄悄问我：“现在外头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乘势向他说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苏联卫国战争取得很大胜利，日本偷袭太平洋珍珠港，激起美国人民反法西斯浪潮，日本已经很孤立；蒋介石坚持不抵抗路线，不得人心，共产党高举抗日旗帜，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响应。我还向他讲了一些伪政权表面为日本人办事，暗中为共产党服务，吴化文几年前就在考虑后路等情况。听了这些，刘鸣久脸色阴沉下来。过了好一会说：“共产党与我无怨无仇，吴化文对我也不薄，你也别走了，今天就留在这里。”　　　　
　　　　


《王芳回忆录》　第一部分孤身斗酒策反敌营长（2）

　　　　中午，刘鸣久陪我吃饭，桌上摆了一只烤全羊，还有鸡、鸭、肉，酒菜相当丰盛。我们喝的是当地老百姓酿制的红枣玉米烧酒。刘鸣久酒量颇好，我敬他，他干了，他敬我，我也干了。两人一碗一碗地对着干。两个勤务兵不停地给我俩倒酒。席间我们还猜起了拳，很快桌上的酒干光了。　　　　
　　　　刘鸣久说：“我们才喝了两三斤，你说还喝不喝？”我说：“喝！”我知道，土匪们有句话，酒场就是战场。酒桌上是讲义气，逞勇气的地方。喝酒不爽快，就是不够朋友，没有酒量，就是没有胆量。所以为了不甘示弱，他们常常喝得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丑态百出。　　　　
　　　　刘鸣久叫人又去山下庄上买来大约三四斤烧酒，说是酒店里的酒，全给买来了，找了几个地方再没有酒了。接着我们又喝。我一边喝，一边给他讲共产党的政策，日本人的残暴，国民党的反动，蒋介石拉帮结派、排斥异己，韩复榘的下场，吴化文的心病。　　　　
　　　　刘鸣久仗着酒性，骂起了蒋介石和日本鬼子。说自己投错了娘胎，当了土匪，又成了汉奸，肯定没有好下场。我说，你还很年轻，现在就是改邪归正的最好机会，我保证你的安全，而且你还能立功受奖，共产党有政策，肯定会兑现的。我又举了一些投诚人员立功受奖的例子。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特意又连喝三碗酒。显然，刘鸣久对我这种表现感到很够义气。　　　　
　　　　就在这个时候，刘鸣久的部下来报告说，五六里地外有八路军。他们还习惯称我们是八路军。刘鸣久立即紧张起来。我告诉他，那是我带来的警卫连。等报告情况的人退出后，我正式亮出自己的身份和此次上门的目的。我说，我是奉山东军区和鲁中军区首长的指令，特来向你劝降的。我们知道你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过去你当过土匪，做过汉奸，这不是你的本意，你想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立功受奖的机会就摆在你眼前，我衷心欢迎你弃暗投明，成为我们革命军队光荣的一员。刘鸣久低头沉思了好一会，说：“我也没有退路了，给我一个晚上的准备，明天早上正式告诉你。”　　　　
　　　　那天夜里，我住在刘鸣久的营部。我心想此时的刘鸣久，要么跟我走，要么把我扣起来送给日本人。其他选择就更复杂了。如果乘机把我杀掉，那是刘鸣久向日本人和吴化文邀功请赏的绝好机会。我叫一名警卫员下山向警卫连传达我的命令：我在山上一切正常，不管我这里发生什么事情，切忌轻举妄动，以免打乱行动步骤。但要高度警惕，以防不测。万一我牺牲了，你们应迅速撤离，不许恋战。将情况报告军区首长，从长计议。　　　　
　　　　第二天一早，刘鸣久来见我，说话有点支支吾吾，我当即严肃告诉他，不能再犹豫不决了，你是一个军人，处事要果断。古人云：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那是要后悔的。你早就应该明白，日本人最后失败的时间不会太长了，到那时，蒋介石也不会饶恕你的，又是汉奸，又是通共，你的罪名还小吗？同时，我又告诉他，我的部队在山下正在等我的回音，我保证你一路平安，一举成功。　　　　
　　　　此时，刘鸣久的思想斗争仍然非常激烈。他说还有几个弟兄没有想通。我说不愿走的可以回家。经过反复劝说，刘鸣久才最后下决心投诚，把全营近500多号人拉到军区指定的地点，举行了正式的投诚和改编仪式。成立独立团，刘鸣久任副团长，其余人员职位不变。　　　　
　　　　不久，这个消息很快就在部队上下传开了，说是敌工部部长王芳上山和土匪喝了7斤烧酒，说服了一个土匪头子，带着500多人来投降了。而且这个故事越传越神。直至几十年后，很多人相见后，都会主动问起我当年当敌工部部长时深入敌巢，孤身斗酒，策反敌营长的故事。　　　　
　　　　刘鸣久的起义使吴化文十分震惊，他掂出了共产党敌工工作的分量。此后，在我们面前显得老实了许多。　　　　
　　　　此后，由于工作忙，我再没有见过刘鸣久。过了一段时间，听说刘鸣久老毛病又犯了，过不惯我们部队紧张而又艰苦的生活，对我军严格的纪律约束很难适应，特别是他有抽鸦片的瘾头，如今抽不上鸦片，他就感到没法过日子，于是就组织老部下逃跑，抓回来后就被枪毙了，他的部队也解散了。　　　　
　　　　刘鸣久这样的结果使我深感遗憾。他带兵逃跑的叛变行为是无论如何不能饶恕的。但是刘鸣久率部起义后，我们如何及时有效地做好他和他部属的管理教育和转化工作，也是值得我们很好去研究的一个问题。　　　　
　　　　这里我还想说明一下：1948年9月我解放军在济南战役打响后的关键时候，吴化文率部２万余众，举行战场起义，并于9月25日向全国发表起义通电。吴化文的起义，使我军迅速攻克济南，歼灭国民党军１０万余人，活捉国民党第二绥靖司令兼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及其他一批高级官员。这主要是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野战军首长和中共济南市委长期做争取工作的结果。济南市委还专门成立领导小组，指派得力人员，动用各种关系全面深入地开展对吴化文及有关人员的争取工作。　　　　
　　　　吴化文起义使国民党守军商埠以西的阵地全部丧失，大大加快了济南战役的进程，减少了我军的伤亡。毛主席、朱总司令先后致电吴化文等，对其义举表示热烈欢迎。济南战役结束后，吴化文部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加入华东野战军的战斗序列。起义后，吴化文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作战。渡江之后，吴化文的第三十五军第104师315团率先攻占南京总统府，并在门楼上升起红旗。　　　　
　　　　解放后，吴化文因病提出申请，要求从部队转业。中共中央批准了他的申请。吴化文从部队下来后，被任命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浙江省政府交通厅厅长，后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　　　　
　　　　全国政协委员。1962年4月，吴化文因病逝世，终年58岁。


《王芳回忆录》　第二部分侦察工作“过关”

　　　　第五章　隐蔽斗争　　　　
　　　　侦察工作“过关”　　　　
　　　　早在1949年3月全国尚未完全解放，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曾经告诫全党：“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轻视这些敌人。”否则“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　　　　
　　　　公安部罗瑞卿部长也多次指出，在隐蔽斗争这条战线上的战斗，比起战火纷飞的战场，就某种意义上来说，斗争则更为尖锐、复杂和激烈。　　　　
　　　　当然，这决不是危言耸听。浙江大陆从解放那时起，全省公安机关就面临着与拿枪的和不拿枪的敌人；展开紧张、激烈的斗争。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谭震林和后来的谭启龙、江华同志等主要领导，都非常重视。我是主管这条战线的。首先是清除国民党撤逃前夕，应变潜伏下来的特务组织和特务分子，再是与解放军一起清剿全省近十万之众的政治武装土匪；同时，要随时粉碎盘踞在沿海岛屿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武装匪特的偷渡袭扰，还要打击反革命分子的各种现行破坏，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　　　　
　　　　作为公安机关，解放初期的上述斗争，尽管是紧张的、尖锐的、激烈的，但还是比较公开的。当然也包含着同隐藏较深的敌人开展斗争。从那时开始，我们就比较注意贯彻执行公安部1950年8月第一次全国侦察工作会议确定的“长期打算，内线侦察”的方针，着手建设了一些隐蔽斗争所必需的、长远斗争所必需的项目和手段。但作为领导，无论思想认识上或具体举措上真正意义的隐蔽斗争观念，直到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才是一次飞跃。　　　　
　　　　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于1954年5月召开，历时40天。会议以贯彻保卫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为主题，回顾总结建国5年来公安工作取得的辉煌胜利，安定了革命胜利初期的社会秩序，保障了经济建设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会议分析了斗争形势，指出了工作中的主要薄弱环节，突出的是对隐蔽较深的敌人斗争不力。罗瑞卿部长作了报告和会议总结。会上讨论了侦察工作两个专业性、规范性的《业务手册》。会议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次承前启后，具有鲜明开拓精神的会议，针对性、指导性都很强。当时对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有个说法，叫做公安工作要“过关”。公安工作“过关”，实际上指的是“过”侦察工作“关”，要从急风暴雨式的斗争方法过渡到加强隐蔽战线斗争中的侦察工作，并作为今后对敌斗争的主要手段，以适应整个对敌斗争的新形势。　　　　
　　　　我与省公安厅副厅长吕剑光、政保处长丛鹭丹、经保处长于克家、治安处长刘中流、杭州市公安局长张世祥等作为浙江代表参加了会议。大家感到参加这次会议受到深刻教育，得益匪浅。回杭以后，向省委作了详细汇报，并及时召开第六次全省公安会议进行深入的传达贯彻，全面部署了一个时期的公安工作。　　　　
　　　　第六次全省公安会议之后，我们根据省委指示精神，厅党组就如何加强隐蔽战线的斗争、侦察工作如何“过关”问题，进行了多次研究，决定召开一次专业会议来讨论部署这个问题；还派出若干工作组赴宁波、嘉兴、金华、温州等地对侦察工作的现状进行调查，并于同年12月召开全省政保处、科长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我听取了一些地方的发言后，作了《当前侦察工作上存在的问题和如何“过关”》的讲话。我首先讲了我省隐蔽斗争的现状，肯定了成绩，着重指出：从地、市、县公安局领导而言，知道敌情起了重大变化和自己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却不清楚怎样才能够“过关”，较普遍地出现了一种畏难、急躁情绪，如有的局长反映“旧的一套可以去掉，新的一套还未学会”，对“过关”处于无措可施的茫然状态。侦察工作上和侦察干部中又出现：一是滋长麻痹情绪，看不到敌人，“前线无战事”，不认真钻研业务，缺乏经常分析掌握敌情动向；二是不能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态度，存在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简单化的工作作风和急于求成、避难就易的错误思想；三是片面理解“长期打算，内线侦察”的方针，对待具体案件指导上不能权衡利弊得失；四是过多地强调侦察工作的特殊性，存在着与党的群众路线相悖的那种孤立主义、神秘主义错误。　　　　
　　　　我讲了侦察工作的现状后，提出公安机关加强隐蔽战线的斗争，最根本的就是要学会和提高同隐藏很深的、比较厉害的间谍特务作斗争的一套本领，“过关”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强调侦察工作“过关”，必须切实贯彻党委绝对领导下的专门工作与群众相结合的路线；要树立全局观念、“一盘棋”的思想，克服本位主义、孤立主义和神秘主义；要重视情报工作，千方百计地广辟情报来源，就侦察工作讲，没有情报就谈不上侦察，而没有深入的缜密的侦察调查，又发现不了敌人；要适应隐蔽斗争所需要的业务、技术建设，切实调整充实、训练提高侦察队伍。还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要求到会同志集思广益，进行讨论。　　　　
　　　　经过大家广泛的讨论，最后议定了侦察工作“过关”的六条标准：　　　　
　　　　一、健全和合理地组织与使用侦察力量，培养与保持了一批懂政策法律、懂业务、能搞得赢敌人的侦察干部。　　　　
　　　　二、对当前总的敌情有了正确的理解，对自己工作所属范围内的具体斗争方向有了明确的认识，掌握了敌人活动的规律与特点。　　　　
　　　　三、在所属工作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调查研究，并建立了科学的材料管理制度，把反革命分子及其社会基础和其他可能被敌人利用的分子放在我视线之内，为专案侦察不断开辟线索来源。　　　　
　　　　四、根据客观敌情的需要与主观力量的可能，建设了一支相应的情工队伍，建设了必要的侦察手段，并能熟练地使用这些手段。　　　　
　　　　五、对已立案的专案，实行了专人专办，并能分清主次，积极进攻，适时破案，打击敌人，建设自己。　　　　
　　　　六、侦察工作与民警治安及其他手段已密切地结合，形成总体作战体制。　　　　
　　　　传达贯彻第六次全国、全省公安会议精神之后，浙江隐蔽斗争的侦察工作，可以说上了一个台阶，各级党委也非常重视并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