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85-王芳回忆录(选载)-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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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中的敌特，既严肃揭露，又注意区别对待，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王芳回忆录》　第二部分截获暗害周总理的重要情报

　　　　截获暗害周总理的重要情报　　　　
　　　　国民党特务机关从大陆撤逃时；一片混乱；通联指挥只能使用原班人马；运用原套工作方法。而已经起义的“保密局”杭州支台的人员大都与他们本来是同学、同事或搭档，交往密切，彼此对通联手法、特点、脾气都很熟悉。这时，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与派往岛外、潜伏在大陆的特务组织，指挥联络主要使用电台电讯，截获和破译他们之间的这些密电码，是反间斗争的重点课题。为此，杭州市公安局经省委和华东社会部批准，决定设立专门机构，启用“保密局”杭州支台的人员，并在破获的敌特组台案件中，筛选有连续作战条件的台电，与美蒋特务机关周旋。　　　　
　　　　我们首先对起义过来的18位同志（支队长厉培明等三人已调上海市公安局工作）集中进行政治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选用《浙江日报》干部、原地下党员沈竞新来管理和领导他们，定名第二股，沈任股长，隶属杭州市公安局第二处情报科，配备7台收发报机，其中有3台功率较大。这些同志随着立场的转变，和我同甘苦，表现很积极，很快把工作开展了起来。当时称之为“骑驴找驴”，实际上起“解铃还需系铃人”的作用。开始以搜索为主，控制为辅。到1950年5月，对台湾“保密局”、“毛森系”、“内调局”的电讯网络大都能捕捉到信号，控制了敌特总台的共播机，掌握了“保密局”联络通讯电台的区域及活动性质，也摸到了敌特电台密码的规律。破译员马遁，经过反复研判，破译了第一份密码，获取了情报，随即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以控制为主，搜索为辅。至当年6月，共掌握敌台23种密码，全部破译的有20种，译出的电报涉及军事、政治诸方面的内容，情报价值很高。特别是佐证从其他渠道获悉的敌情动向，有利于我开展谋略斗争。敌人要从舟山撤逃，我们事先知道了；敌人要空投特务，我们也知道了，并引导到我指定地点着陆。1950年秋，10名国民党空投特务一落地，就成了瓮中之鳖。他们随带的电台、密码本、武器等被我全部缴获。　　　　
　　　　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1951年，浙江省公安厅决定将杭州市公安局第二处情报科第二股升格为科建制，移交省厅一处管理。到1954年底，根据公安部的要求，又在科的基础上扩编为技术侦察处，人员扩编到120余人，设备陆续更新，工作更走上正轨。从破译敌台密电中得到了许多情报，有的非常重要。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我破译敌台密电，在1955年4月11日发生的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保护了周恩来总理的安全。　　　　
　　　　1955年4月18日到24日，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这是第一次由发展中国家自行召开的大型国际会议。为了加强与亚非国家的关系，扩大国际和平统一战线，推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中国政府决定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大会。　　　　
　　　　当时中国领导人还没有专机，决定租用“克什米尔公主号”，这是一架属于孟买印度国际航空公司所有的洛克希德星座式749A型飞机。　　　　
　　　　1955年4月，台湾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获悉，周恩来总理将经香港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去印尼出席亚非29国政府首脑万隆会议，策划在机上安放定时炸弹，妄图暗杀周总理。　　　　
　　　　4月11日上午，香港情报站特务按计划在飞往雅加达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中午12时15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随同采访的中外记者共11人乘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途经雅加达转赴万隆。在离开香港５个小时以后，于下午6时30分（当地时间）左右在距地面18800英尺的高空飞行时爆炸。　　　　
　　　　机上除副驾驶员、领航员、机械师3人生还外，其余16人遇难，其中有我参加亚非会议的代表团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和5名新华社记者、3名外国记者、5名机组人员。失事飞机的残骸在新加坡东北500公里的印度尼西亚所属的纳土纳群岛的斯达瑙附近发现，机身坠入离海岸1公里的水中。　　　　
　　　　所幸的是，周总理刚做完阑尾炎手术，又因缅甸总理吴努和印度总理尼赫鲁邀请他到缅甸商议会议期间的有关协作事宜，临时改变了路线，从昆明取道仰光到达雅加达。周总理提前于4月8日离京，14日飞仰光，16日抵万隆，幸免于难。　　　　
　　　　其实，4月5日到11日，台湾“情报局”给香港特别情报站有关暗杀行动的密电码为浙江省公安厅破译，随即报告了公安部，公安部及时报告中央。4月9日晚，我破译的密电表明，国民党特务将破坏代表团所乘飞机，并备有定时炸弹。消息报到云南昆明，正在那里的周恩来总理立即发出指示，要求通过外交渠道向英国政府进行交涉。　　　　
　　　　我外交部和新华社香港分社均于4月10日上午和9日晚即将这一情况正式通知港英当局，要他们严加防范。但不知什么原因，这一特务破坏事件未能避免。　　　　
　　　　针对这震惊中外的严重事件，我政府与港英当局严正交涉，港英当局同意对在香港的国民党特务采取行动，先后搜捕了108名，给了国民党特务一次沉重的打击。　　　　
　　　　这里，我还想说明一点。就是浙江省公安厅破译和及时报告的这一情报，究竟在整个事件中起到多大的作用，中央是否还从其他方面也获得情报？这只有公安部和党中央掌握。但浙江省公安厅技术侦察处工作人员在侦破“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连续立功受奖，其中马遁同志荣获特等功一次，已说明了它的作用。　　　　
　　　　随着时间的流逝，“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在海峡两岸逐渐解密。　　　　
　　　　据印度尼西亚调查委员会公布的调查说，“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失事，是“由于放在飞机右翼轮舱处的一个定时炸弹爆炸造成的”。　　　　
　　　　1955年9月2日，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将《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破坏案的警察调查综合报告》递交给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报告披露了香港警方事后调查的详细过程。嫌疑犯锁定为香港启德机场地勤人员周梓铭（化名周驹），此人被台湾特务以60万港元收买，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上安装了一枚有轻微滴答声的定时炸弹……事件发生后，周梓铭于1955年5月18日躲到“飞虎将军”陈纳德停在香港的民用客机内逃往台湾。　　　　
　　　　1995年，台湾《中国时报》周刊第171期刊登了专访谷正文谈筹划刺杀周恩来始末的文章。当时任台湾“保密局”侦防组组长的谷正文承认，“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是台湾特务人员干的。直接参与这一阴谋的一个是时任“保密局”敌后部署组组长的赵斌成，另一个是组员陈鸿举，最后选中周驹在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计划拟定后，赵斌成与陈鸿举两人特地从香港赶回台湾，向“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作了“口头报告”，毛人凤当即表示同意。　　　　
　　　　2004年7月19日，我外交部将首批解密档案中的第二部分5042份文件开放。其中，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有关的近80份档案成为众多中外媒体和广大市民关注的焦点。正是这些密封了49年的档案揭开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鲜为人知的事情经过。


《王芳回忆录》　第二部分在秘密战线上（1）

　　　　在秘密战线上　　　　
　　　　蒋介石撤逃台湾后，从未放弃反攻复辟的幻梦，他一直强调“对大陆布建工作应依次以福建、广东、浙江、江西等地方为当前派遣重点，并应确实控制鹰厦路，欲控制鹰厦路，须先控制浙赣路”。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毗邻中国的国家和地区，增设间谍站组，形成对我弧形的间谍特务包围圈。美、蒋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台湾国民党在美国策划支持下，整顿强化间谍特务系统，形成由蒋经国指挥的特务体制。1954年10月，在“最高国防会议”下设“国家安全局”，蒋经国以“最高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身份领导“国安局”，由该局督导“中委会二组、六组”、“国防部保密局”、“国防部二厅”。1955年3月1日，将“保密局”改为“情报局”，将“国防部大陆工作处”和“内调局”以及“保安司令部”的部分特务单位并入该局；又将“内政部调查局”改为“司法部调查局”，统归“国安局”督导。1953年3月，国民党“中委会六组”和“西方企业公司”联合组成“心理作战总部”，进行“敌后建党”，策动大陆残余反革命势力呼应活动。1954年至1956年，美蒋勾结，对我进行暗害、爆炸等恐怖活动。　　　　
　　　　面对当时敌情；我们始终把隐蔽斗争这根“弦”绷得紧紧的，丝毫不敢懈怠。遵照党中央、公安部和省委的指示精神，浙江省公安厅在反间谍情报工作中，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打进去拉出来，争取使用来自敌人阵营或与敌特有某种瓜葛利害关系的成员，施展谋略，支持情工人员，深入敌内，获取情报，有针对性地实施攻防措施，粉碎了敌特的阴谋。　　　　
　　　　1957年，国民党召开“八全大会”（即“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大陆工作决议案》，大会收场，即出台一个“黄龙计划”，由蒋经国督促实施，责成“中二组”执行，“中二组”主任叶翔之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其中就有涉及对浙江省实施行动破坏的内容。　　　　
　　　　叶翔之是国民党老牌特工，毛人凤的心腹，曾任军统局（后改称“保密局”）行动处处长，人称“冷血杀手”，曾经暗杀许多蒋介石的政敌，蒋介石亲自授予“忠勤勋章”。到台湾后，叶翔之先后任“保密局”办公室副主任兼行动处处长、“保密局”局长。　　　　
　　　　浙江省公安厅紧张有序地开展工作，先后发出了《关于严防和打击敌人的行动破坏活动的通知》等几个文件，动员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必须切实注意敌我斗争形势的变化，提高警惕，在党委的领导下，切实依靠群众，迅速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做到不漏一个行动特务，不响一颗炸弹”，要求“鼓足干劲，力争把积案破光，对在侦察的专案，切实加强侦控、监跟”，对全省适合于敌特空投的54处场所由辖区领导分头踏勘绘图，布置了隐蔽力量，可能空投的重点地区又作了专门部署。　　　　
　　　　同时从浙江省公安厅和全省公安机关抽调一批精干力量，一面指挥情工关系，严密控制敌特动向，诱骗执行行动破坏的先遣特务2名，通过情工关系，反面控制，按我意图和敌特保持联系，进一步揣摸敌特意图。　　　　
　　　　1957年上半年，敌机6批32架次，窜入浙江上空，刺探我空军拦截火力圈能力，为空投特务测定安全系数。我们根据中央和公安部指示，与有关部门紧密配合，制造气氛，迫使敌特认定“浙江的社会环境不利于空投”。同年11月5日夜，敌空军B…26型飞机，窜入我省黄岩县上空投放心理战传单，机上起火，坠落金清农场，领航员、报务员当场毙命，驾驶员2名和1名特务被捕，这更加证实在浙江搞空投是“危险”的。迫使“中二组”放弃了对浙江省空投武装特务的计划，及时粉碎了妄图在浙东地区实施行动破坏的阴谋。　　　　
　　　　1960年5月，叶翔之又根据国民党“八届二中全会”对“策进大陆革命运动案”决议的要求，再次发动各系统特务“奋力推进”。要求全体特工“不怕死，不怕牺牲，创造革命历史”，还将全国划分为11个地区，其中浙江杭州排行第二，作为重点破坏的目标。这些虽是敌人的纸上谈兵、如意算盘，但都被我们及时获得。当然，我们都认真地做了应对。　　　　
　　　　1961年底到1962年春；我们多次获悉，蒋介石已取得美国默契，准备乘我国内暂时困难的机会，动用10万兵力进犯东南沿海大陆。他们准备了10万双布草鞋，计划在温州、台州或浙闽接合部登陆，然后从平阳县（今苍南县）下关至炎亭一带撤退，以制造国民党军“光复”大陆得逞的舆论。这一情报得到各方面印证属实。　　　　
　　　　党中央、中央军委对此极为重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根据中央指示，拟在浙南地区拉开一个“口袋”，先把蒋军放进来，让他钻入我“口袋”，然后收紧“袋口”；围而歼之。浙南地区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省军区全力贯彻中央《关于准备粉碎蒋匪军进犯浙南沿海地区的指示》，省委成立支援前线委员会，吴宪副省长任主任。省军区在平阳设立前线指挥部，军地协力行动。人民解放军某部一个军南下温州，在平阳—山门一线摆开。浙江省公安厅也紧急动员，加强了以温州、台州地区为重点的公安战备工作，还派出由副厅长率领的20多人的工作组，指导温州、台州地区的公安战备。温州、平阳地县公安机关组成若干侦察小分队，深入平阳沿海一带分批建立秘密力量。　　　　
　　　　当时计划，如国民党军登陆，即把大批群众后撤30公里，留下少量群众，夹杂我侦察人员和（全部）秘密力量，以各种面目应付敌人，掌握动态。时值毛主席在杭州，中共浙江省委领导一面加紧战备，一面向党中央、毛主席建言。省委认为，敌人很可能是来沿海突袭骚扰一下，造点声势，很快撤退，不入我口袋。再则，如果有意放他进来让他向纵深推进，然后围歼，恐负面影响太大。省委意见，如蒋介石真的要派兵冒犯，就要迎头痛击，消灭在滩头和前沿阵地，使之有来无回。


《王芳回忆录》　第二部分在秘密战线上（2）

　　　　后来，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先发制人，于1962年6月23日，用“新华社电讯”宣称我已做好充分准备，定能全歼妄图进犯大陆之敌。　　　　
　　　　为了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意图，在粉碎台湾蒋军冒犯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