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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85-王芳回忆录(选载)-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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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到列车的路上，经过当地驻军某炮兵连时，毛主席又下车走近营房。这时，大约有10多个战士看到毛主席，立即列队向主席致军礼！毛主席兴致勃勃、笑容可掬地与战士拉起家常，还看了战士写的墙报。当一个战士说每个月还能剩下点钱寄回家里时，毛主席深情地说：“好！要节省，寄给家里好。”
主席在调查研究时，不仅听取正面意见，还特别注重倾听不同意见，尤其是反对的意见。20世纪６０年代初期，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为了搞清原因、研究对策，主席向全党发出号召，把1961年作为调查研究之年。他不仅自己以身作则，和全国人民一样艰苦生活，还把身边的秘书和工作人员分成三个组，分派到浙江、广东、湖南农村搞调查研究。规定每个工作组要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大队和一个最差的生产大队。田家英率领工作组到浙江。毛主席就住在杭州。并要求半个月后到广东会合，向主席汇报。然后深入调查工业。由于全党刚刚经过“反右倾”，大家的思想被束缚得紧紧的，要对当时人民公社、“大跃进”提出实事求是的批评意见是极其不容易的。尽管如此，工作组的同志向毛主席反映了真实情况，即造成农业大量减产、饿死人的原因，不是天灾，也不是阶级敌人复辟，完全是“五风”（指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对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造成的。浙江杭嘉湖地区是鱼米之乡，这两年没有自然灾害，但粮食大面积减产。事实深深触动了毛主席。这次调查工作从1961年初开始一直到5月份结束。在这段时间里主席时常听取汇报，采纳工作组提的许多重要意见，并对工作组特别是田家英同志的工作表示称赞。接着，主席亲自主持了两次郑州会议，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领导责任；深刻地分析了当时经济建设中“左”倾错误的原因，强调要按客观规律办事；要求全党干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在今后工作中避免再犯大的错误。
面对困难局面，主席头脑十分冷静，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坚持实事求是，及时纠正错误，统一思想，调整政策，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
主席为什么喜欢住杭州？为什么中央许多重大决策都是主席在杭州酝酿作出的？除了杭州自然环境好，对警卫接待工作满意以外，据我的观察，从主席日常言谈中，他虽然没有公开表扬浙江省委领导，但对浙江的整体工作是满意的。在当时“左”的思潮盛行、浮夸风十分严重的形势下，浙江的工作是努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头脑是比较冷静的，作风是扎实的。广大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直是高涨的。主席在调查研究、深入群众的过程中，是可以深深感受到的。浙江提供的经验，干部群众反映的问题，无疑让主席感到特别富有价值。
这里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件是1957年12月17日，毛主席在杭州时，要叶子龙通知华东地区的省、市负责人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以及周恩来总理，阅签《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并亲自与这些同志和浙江省委的江华一起座谈。23日下午，又约江华、田家英谈浙江省委报告的修改问题。报告作了一些修改后，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日报》于同月28日以《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争取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线全胜》为题，发表了报告的全文。再一件是1961年7月17日晚，毛主席在杭州人民大会堂，由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等陪同，亲切地接见了出席浙江省三级干部会议的全体代表。两件事，都给浙江广大干部、群众极大的鼓舞与鞭策。
《王芳回忆录》 第二部分酷爱读书的毛主席（1）
酷爱读书的毛主席
毛主席一生酷爱读书，不管走到哪里，总是书不离身，手不释卷。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这样。主席知识渊博，思维敏捷，谈古论今，皆成文章。我有幸能经常聆听主席的教诲。他同我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读书和学习。
一次，我陪主席去爬玉皇山。那时山顶上的庙里有周武王、姜太公和哪叱、玉皇大帝等塑像，都是历史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中的主要人物。主席看了问我：“《封神演义》你看过没有？”我说：“在家读中学时看过。”“你知道殷纣王为什么被周武王打败？”我说：“纣王宠信妲妃，乱了朝政。”主席说：“不对。纣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军事上采取分兵把守、消极防御的办法。而周武王用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办法。所以纣王败了，周武王胜了。”主席又说：“看来蒋介石没有看过《封神演义》，要么看了没有真正看懂。蒋介石搞的就是分兵防守的办法，我们用的就是集中优势兵力的办法，所以被我们打败了。”主席博古通今，为我所用，随便抓住一个话题，常常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主席还问我：“你看过《三国演义》吗？”我说：“在济南读书时看过。”主席又问：“你知道关羽姓什么？”我随口说：“姓关。”主席说：“不是，关羽原来不姓关，也不叫羽。因为关羽生性仗义，在家乡杀了人，被官兵追捕。他逃到潼关，但出关要登记姓名，签字画押。为了安全，他便指关为姓，以羽为名，比喻自己像鸟一样飞出潼关。所以后来就叫关羽。”主席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我特地查阅了鲁迅写的《古代小说史考》，也问了历史学家，都没有说清楚。关羽原来到底姓什么，我至今也不清楚。
那天我们在山上吃的是素斋，但菜端上来时主席看到多是鱼呀鸡呀的，他问我：“怎么又吃荤菜，不是说好吃素斋吗？”我说：“主席，这是素斋，全是蔬菜做的，样子像鱼和鸡。”主席吃得很高兴，他说是平生第一次吃这样的素斋。
毛主席是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和战略家。在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中，每当历史的重要关头，他都十分重视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学习。正当我国革命战争取得基本胜利的重要时刻，毛主席及时指出，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当时，我们各级干部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学习城市管理，学习经济工作，很快地恢复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从1953年起，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搞经济建设，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又没有现成的“本本”。路子怎么走？办法在哪里？这是摆在每一个领导干部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年冬天主席来杭州，他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只能靠中国人民自己来寻找。他多次讲我们党认识和掌握中国民主革命客观规律的历史经验，反复教育我们要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努力学习经济，学会经济建设的本领。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比较正确地处理各种比例关系，从而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实现。
毛主席一生为我们党和军队的建设，为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一光辉业绩，是同他勤奋读书，调查研究，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毛主席读书是很勤奋的，可以说读书成了他的“一癖”。他睡的床与众不同，一边堆着各类书，一边是睡觉的。他的办公桌、休息室，甚至洗手间里，都放着书。毛主席初来杭州时，我不熟悉他的读书习惯，给他整理书籍。毛主席看到后，立即来阻止。他说，书是要读的，不是装潢门面的。有些人把书锁在书橱里，实际是不看的。我们要做工作，想抽出专门时间读书是不多的。我到处放书，随手拿来，读上一页一段，多方便啊！
有一次，我们陪同主席去绍兴游东湖，主席一路兴致勃勃地同我们谈《红楼梦》，结果湖未游成，评书倒谈了两个小时。
据我所见，主席读书非常认真，常常在书页中圈圈点点，旁注眉批，写评论。毛主席读书很多，涉及范围很广，包括哲学、文学、史学、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真是博览群书。他还向我们讲了唐代杰出文学家韩愈、柳宗元勤奋治学的精神。他说，韩愈的《进学解》是篇好文章，“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是很有道理的。要获得精深的学识，就得靠一个“勤”字。
毛主席还讲到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说屈原如果再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如《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中国状元写不出好东西，好的文章是那些不得志的人、穷秀才写出来的。
毛主席还以杭州西湖的六和塔作比喻，说明做学问先要打好基础，然后“再一层一层地叠起来”。
毛主席的这些谈话和比喻，对我们教育是很深的。他在繁忙的岁月里，还那么勤奋读书、刻苦学习，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呢？
毛主席读书，很重视开动脑筋，思考问题。他常常用孟子的话来启发我们，“心之官则思”，脑筋这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大脑是加工厂，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问题的方法，养成分析问题的习惯。
《王芳回忆录》 第二部分酷爱读书的毛主席（2）
他还对我说，住在北京出不了好东西，要经常到下面去，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一看，调查实际情况，呼吸新鲜空气，为“加工厂”收集原料。所以毛主席十分重视把读书与调查研究结合起来。他经常向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基层干部作调查。毛主席在我们浙江，视察过许多地方。在杭州小营巷，他走进普通居民的家，详细询问街道卫生和群众生活情况。在省农科所，他扶犁耕地，很有兴趣地听取对农机科研工作的汇报。在省军区后勤部的油库里和金华驻军的连队里，他和解放军战士亲切交谈，关心他们的成长。在富阳新登、萧山西兴，他下田察看水稻、蚕桑、络麻、油菜等农作物的生长情况，设想如何发展农业生产。在金华双龙洞水电站，他仔细察看水电机组设备，热情赞扬工人们的自力更生精神。在列车车厢里，他接见金华、兰溪、永康、诸暨、萧山等县委书记，向他们调查有关农村工作的重大政策问题。在杭州住处，他亲自提名请上海的几位著名专家和教授，来杭州共议大政方针。毛主席这种不耻下问、虚心向群众学习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毛主席勤奋读书，但不迷信书本。他一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1958年，我国开始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严重错误。
不久，党中央和毛主席觉察到这方面的错误，并且着手予以纠正。在这重要历史关头，1958年11月9日，毛主席在郑州写下《关于读书的建议》这一重要信件，指出：“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同志们。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①
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身体力行，带头读书。毛主席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要再看一遍。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要研究一下，都要研究这本书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过去看，不感兴趣，现在不同了。这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在杭州住处，毛主席和一些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同志一起研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书。他们联系当时我国经济的实际，读一段，议一段，有分析，有批判，吸取有益的，扬弃错误的。
在一次学习会上，他说，共产党的先进性体现在哪里？我们领导人民群众闹革命、搞建设，根本的目的就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后来，我陪主席散步时他又对我说，中国革命就是：制造舆论，夺取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改变所有制，发展生产力，做到民富国强。在这期间，毛主席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时期，仍然要坚持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等原则。
与此同时，毛主席还提倡读苏联威廉斯的《土壤学》，要大家多学点科学知识。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倡导下，我们各级干部掀起了读这几本书的热潮，使大家越来越深刻认识到违背客观规律就会碰钉子、受挫折；只有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才能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记得1959年冬和1960年春，在党内有意义重大的读书活动。毛主席主持的读书小组成员有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等，华东地区省、市委书记也参加，读书地点在杭州丁家山。对上述的几本书边读边议，主席发表了很多重要讲话。田家英负责记录整理。由于长期工作关系，我和田家英很熟悉，他经常把整理好的主席讲话拿给我看。我看了有时把主席讲话要点摘录下来，觉得这是我学习的绝好机会。想不到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我盗窃党和国家机密的重大罪状。
在理论联系实际中，毛主席不仅重视正面经验，而且十分注意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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