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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85-王芳回忆录(选载)-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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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罗基总理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及随行人员；
尼泊尔王国首相毕什韦什瓦·普拉萨德·柯伊拉腊和夫人一行；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率领的党政代表团；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哈奇·列希一行；
法国参议员、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主席密特朗；
老挝王国政府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和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苏发努冯亲王一行；
加纳共和国总统克瓦米·恩格鲁玛一行；
锡兰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一行；
巴西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执行委员会委员曼努埃尔·若维尔·特莱斯；
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等等。
毛主席在杭州会见外宾时，中方多数是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陪同来杭并参加会见的；外国政党领导人来访，往往是邓小平同志陪同会见的。记得有一次毛主席在南屏会见朝鲜金日成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和陈毅等领导人都在座。有几次，也分别请浙江省的领导——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省委书记处书记霍士廉、省长周建人等参加。
对毛主席在杭州会见的重要外宾，我们的警卫工作采取内紧外松的原则，严密部署，对会见的场地，精心布置安排，反复检查落实，做到有条不紊，没有发生任何问题。196１年７月14日晚，毛主席临时决定要到杭州饭店回访朝鲜金日成，还特别交待我和卫士长李银桥不要事先告诉金日成。当时我觉得有点为难，怕金日成没有准备，或者在休息怎么办？但毛主席说走就走，容不得我们考虑。我当即对李银桥说，我乘前卫车去，到饭店后，我先去通报，你陪主席乘电梯慢慢上来。我刚通报好，金日成起身准备迎接，毛主席已走到客厅门口。金日成对毛主席的突然回访，表现异常兴奋，有点惊讶，连声说“欢迎，欢迎”！让毛主席坐定后，亲自为毛主席点了一支香烟。
毛主席在会见外宾时，风度翩翩，平易近人，谈笑风生，给人的印象是神态自然而亲切。交谈中，往往深刻地揭示当今世界的各种矛盾，深入浅出地阐述我国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根据会见的对象不同，因人而异，引经据典，妙语联珠，给外宾以深刻的印象。有些外宾在接见前表情拘谨，非常严肃，等毛主席会见后，表现得非常轻松愉快。
神圣的使命
毛主席来杭州，除了工作之余稍事休息外，主要是在这里搞调查研究，思考问题，召开重要会议，作出重大决策的。
毛主席在杭州住的次数多，有时一年数次，每次有时一二十天，有时二三个月。因此，中央领导来杭州的次数也比较多。如周恩来来过30次，刘少奇来过10次，朱德来过12次，邓小平来过10次（“文化大革命”前）。陈云同志来的次数也很多，“文化大革命”前有段时间长住杭州，还有其他政治局的同志、国务院几位副总理等也常来。他们来杭州参加由毛主席主持召开的中央重要会议，或赶来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或陪同外宾到杭州来会见毛主席、参观访问等。
由于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来杭州次数特别多，住的时间特别长，活动特别多，因此作为浙江省公安机关所担负的警卫任务也是非常繁重和光荣的。同时，也培养和锻炼了一支具有优良传统和严谨作风的警卫队伍，总结和积累了一套至今仍然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尤其是在狠抓基础工作、提高安全系数上，下了很大工夫，形成了我们浙江的鲜明特色。
警卫工作是党赋予公安机关的神圣使命。要保卫党和国家领导人和重要外宾的绝对安全，做到万无一失，责任大如天。同时在工作中又要便于中央领导能够深入接触人民群众，不能只强调安全而切断领导和群众的联系。两方面不能顾此失彼，必须做到有机统一。
警卫工作无小事，千头万绪从何做起？首先从基础工作抓起。抓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开展社会基础调查，摸清社会基本情况。杭州解放后，政治和社会治安状况是十分复杂的。明里的敌人虽然已被镇压和管制，隐藏起来的敌人更加危险。从中央首长活动最多的西湖风景区来说，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治安状况就让人非常担忧。那时，全市有庙宇500余处，在西湖风景区内就有169处。住持和尚有的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如虎跑寺住持赵连海便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警卫组组长。不少尼姑也是如此。各主要风景点的商店、茶室绝大部分为政治背景复杂的恶霸特务所把持。因此给社会治安，特别是对内外宾游览西湖的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
在调查摸底，做到心中有数的基础上，我们首先在西湖区提出“打扫院子，迎接客人”，清理了包括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等数百人。对这些人按党的政策进行适当处理和安置。与此同时，我们对凡是主席有可能去的路线和地方，都认真进行了调查摸底，适时采取相应措施，确保主席等中央领导的绝对安全。警卫工作的基础建设不是一劳永逸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情况都在发生变化。因此，搞好社会基础调查，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无论是在平时，还是各种会议上，我反复强调，警卫工作的重点是要加强基础建设。警卫工作看似被动，但我们必须做到主动。我曾在警卫工作会议上多次批评那种工作被动应付的“马弁思想”。警卫工作只有扎扎实实把基础建设搞好了，才能由被动变为主动，才能对周围情况的了解做到“清如水，明如镜”，才能确保警卫对象的绝对安全。
西湖区是来杭的中央首长和外宾活动最集中的地方。为了确保安全，在及时掌握社会动态、做到心中有数的同时，还通过赎买的办法，将西湖风景区内背景复杂的主要商店、茶室收归国有。在风景区内建立了一百多个以做好警卫为主要目的的隐蔽职业点。挑选了数百名刚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复退军人、翻身青年农民和职工积极分子，经过短期培训，作为骨干分子派进这些职业点开展营业工作。其中由公安机关直接开设的职业点有数十个。又由这些职业点物色发展了一大批群众保卫人员。他们分布在主要风景点、交通沿线、主要道口、首长住地、店铺小摊、茶室、照相馆、旅店、菜馆、土特产粮果店等，逐步形成了底数清、耳目灵、情况明，单位党政干部、保卫干部、党团员、积极分子自觉参与，群众化、社会化的警卫据点。
1957年4月24日晚上，在杭州视察工作的周恩来总理一个人去龙井，事先不与任何人打招呼，又无随从。总理一到龙井，在那里担任警卫职业点负责人的朱玉林同志便主动接待，做向导陪同总理参观茶室，介绍生产情况。同时立即布置治保干部控制内部及周围复杂人员，保证总理安全。总理十分满意。多年来，总理经常陪同外宾去吃饭的楼外楼菜馆，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总理多次称赞浙江的警卫工作基础建设搞得扎实有效。
解放初，警卫工作的条件是很艰苦的，就是“一杆枪、两条腿，凭着一颗赤诚之心，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保证首长的安全”。
《王芳回忆录》 第二部分神圣的使命（2）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警卫工作的条件也不断得到改善、提高。与此同时，中央对警卫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随着人民政权的巩固，社会治安基本稳定，中央领导为广泛接触群众，要求在首长警卫工作中不要岗哨林立、戒备森严。但台湾国民党当局进行武装偷渡袭扰，派遣特务潜入勾结残余的反革命分子搞破坏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为此，警卫工作形式转向内紧外松、不露行踪，确保首长深入基层调研考察活动上来。这就要求我们警卫队伍要有很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那时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参加警卫中央首长的人员，严守纪律，守口如瓶，长时间在中央首长身边工作，家属面前也不说实情。因此，主席在杭州住了那么多次，在这里召开了很多重要会议，从来没有发生过泄密的情况。在主席离开杭州之前，社会上是不知道的。
警卫工作的基础建设是多方面的，刚到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来杭州时总会问起一个问题，就是浙江的警卫工作和接待工作是不分家的，都是由浙江省公安厅警卫部门统一负责管理的。这与其他省、市的做法不同，浙江警卫工作这种区别于其他省市的做法，也是历史形成的。从1952年成立警卫处开始，我一直主张警卫工作在省委领导下，警卫、接待不能分开，必须统一领导和管理。因为警卫对象外出活动要确保安全，饮食起居也同样要确保安全，两者目的任务是完全一致的，从根本上讲这是一回事，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开来。警卫工作和接待工作合在一起，它的好处不仅有利于统一领导和管理，避免政出多门、互相扯皮，可以精简人员、提高工作效率，而且把首长安全警卫和生活起居各项任务有机结合统一起来，从根本上提高警卫工作的安全质量。因此，这样做的合理性是十分明显的，也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一些外省市公安机关的同志，也想参照浙江的做法，但不知什么原因，思想很难统一起来。所以警卫和接待合一的体制，全国只有浙江一家，从解放初到现在一直没有变过。
中央领导对警卫工作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规定省委领导“不接不送，不叫不到，不给不要”。每次主席来杭只由我和少数警卫人员去机场、车站迎接他，送到宾馆饭店住下。日常事务由我统一负责。省委主要领导不参加迎送，也不搞接见和宴请等客套。不准乘中央领导来浙江时提出要这要那。主席还规定，有事请省委汇报，平时不要相互干扰。主席外出时轻车简从，通常是三四辆小轿车，不鸣警笛，不闪警灯，不张扬，不扰民。最考验警卫工作基础是否扎实过硬的是主席经常突然改变行动方向和原先的日程安排。主席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深入接触群众，和最客观地了解基层情况。
为了确保毛主席、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来浙江的绝对安全，浙江的警卫工作，在中共浙江省委的领导下，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得力措施，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建立警卫机构，选调素质好的警卫人员。
——抓警卫基地建设。现在西湖、西子两个国宾馆（当时叫刘庄、汪庄）和谢家花园（柳莺宾馆）及南屏就属于这个性质，由警卫处直接管理；根据杭州的情况，省委还决定新建了杭州饭店、西泠饭店和花家山几幢房子，保障了接待的需要。浙江省公安厅还派出得力干部担任这些地方的领导。
——抓警卫基础建设。在首长经常涉足和游览的风景点等一些地方，建立职业掩护警卫网点，并定期进行培训。
——抓警卫制度建设。每次任务，都由我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做出部署，明确任务，各负其责；还在调查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制订了住地、路线、现场、专列等警卫方案，做到一任务一方案，对饮食卫生、医疗都有预案，并反复检查落实。
——为了警卫工作方便，又排除多头领导，中共浙江省委决定外事工作归口我负责，我还兼任中共杭州市西湖区委第一书记。
这一切，目的都是为了确保安全。
《王芳回忆录》 第三部分诸暨“社教”（1）
第七章 〃左〃的磨难
诸暨〃社教〃
1964年9月，浙江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我为副省长。这时我正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同年10月初，学习结束回到杭州未来得及就职视事，中共浙江省委就确定我参加全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简称〃社教〃，后又叫〃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
社教这件事，还得从1962年说起。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分析国内形势时指出，国民经济情况开始好转，但目前还有困难，需要全党团结一致，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继续调整国民经济。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会议指出，全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处理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坚决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会议还通过了《关于有计划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等。
毛主席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毛主席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单干风〃（指包产到户）和〃翻案风〃。毛主席在同一讲话中仍说要把做好当前的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不要因阶级斗争干扰了这项工作。我们在中央党校时就重点学习了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它当然也是社教运动的指导思想和行动准则。
1963年4月15日毛泽东主席来杭州，我到上海去接他。到杭州后，毛主席说他要找些人谈谈。当时我已知道中央要在杭州开个会。隔了五六天，邓小平、彭真同志也来到杭州，记得他们是同一天到达的，周恩来总理晚来几天，他是5月10日才赶来的。
5月2日，毛主席在刘庄主持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各大区书记，后来把这次会称为〃中央杭州会议〃。
会议前前后后开了１８天，至5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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